政府质量与企业研发投资

林洲钰，林汉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中国的研发投资规模迅速增长，2010年达到7062.6亿元，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四。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指数，中国的法律保护水平远低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95位［1］。该指数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从理论上看，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地区，企业的研发投资意愿应该不强。而2010年，我国各类企业投入研发投资经费5185.5亿元，占全国研发投资规模的73.4%，企业作为研发投资主体和创新主体的地位基本形成。

Allen、Qian和Qian提出了著名的“中国之谜”(Puzzle of China)——中国的法律保护、金融体系落后，但在过去30年里保持强劲增长［2］。周黎安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一定有与之相对应的激励和提供这些激励的制度安排［3］。Qian等和Jin等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强激励有两个基本原因，权力下放到地方的行政分权和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有非常高的热情去推动地方经济增长［4-5］。周黎安则指出在官员晋升机制作用下，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寻求一切可能的来源进行投资，中国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3］。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各个阶段，地方政府都深刻的参与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张卫国等利用1994-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绝大多数省份行政垄断促进了经济增长［6］。余明桂等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7］。陈德球等以2005—2007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在地方政府扶持之手的作用下，企业通过保持了较低的现金持有量，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成本［8］。因此，在转型经济背景下，考察政府质量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9］。而研究与开发(R＆D)则是知识和技术产生的主要源泉。Tassey认为由于技术和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溢出特性，研发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市场失灵和投资不足的问题［10］。对于这个问题，安同良等认为有必要制定出纠正此种外部性的公共政策，而政府给予企业研发活动补贴和税收优惠是最为普遍的手段［11］。庄子银进一步发现要提高一个经济中研发投资投入水平，进而推动技术创新以及经济增长，就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等方面创新，营造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促使企业家更多地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12］。王俊运用我国28个行业大中型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是显著存在的［13］。

我们发现，(1)在政府质量水平较高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高的研发投资水平。(2)政府质量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机理是通过增加补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教育支出来缓解企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约束。(3)企业研发投资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在政府质量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建设创新型社会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在制度建设和改善城市“软环境”等方面的作用。

基于政府质量是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分析，我们的研究可能在以下3个方面丰富了已有文献:(1)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和源泉。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也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本研究试图把这两部分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研发投资的视角研究政府质量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和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为理解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国地方政府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2)本文发现增加企业补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教育支出来缓解企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约束，政府质量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资。这从具体作用机制角度丰富和加深了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认识，为理解公共治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Fan等指出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严重干预是新兴市场的共同特征［14］。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与控制主要体现在要素市场领域，最明显的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地方政府出于对自身财政收入和引导经济发展的考虑，普遍存在对要素资源的分配权、定价权的管理和控制。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逐步实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政策优惠实现招商引资。土地出让也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地方政府在地区金融资源分配和引导资本流动上也有着重要影响力。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使地方政府纷纷进行招商引资，运用税收优惠、信贷干预、投资准入等各种手段吸引资本的流入。在劳动力方面，在我国现有的人口管理模式下，户籍制度则在通过人口登记区分不同的权利，将人口绑定在出生地，由此带来的就业、税费、教育、消费、人才、金融等二元管理，限制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周黎安 、Li和Zhou 发现省级GDP的增长率与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正相关。地方政府拥有更强的动机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周黎安指出，政府官员的治理机制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重要的制度安排［3］。在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生产要素资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治理机制影响着企业的行为。良好的公共治理机制有助于引导要素资源高效配置，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健康持久的前进动力。高质量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地区投资环境来引导产业升级，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环境。而另一方面，公共治理机制的缺陷容易导致各种寻租活动盛行。寻租活动人为的抬高了要素价格和行业进入门槛。寻租活动产生的超额收益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人才从实体经济领域转移到非生产的寻租活动中去［17］。

(二)政府质量与企业研发投资

企业的研发投资常常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首先，由于技术和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溢出特性，研发投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市场失灵和投资不足的问题［10］。其次，在产权保护较差的地区，企业一方面担心企业自由技术的外流，也面临着由于缺乏互信导致的研发合作难题。再次，企业在研发投资的过程中受到人才、资金和技术的约束。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人才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加剧了企业的人才约束状况。企业普遍着融资约束也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

当企业在研发投资中面临法律、资本和人才等一系列问题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来降低企业被侵权的风险，鼓励企业更多地投资于创新项目。在良好的产权保护下，企业的研究成果得到很好的保护，也有助于增强企业之间的互信水平，为企业间的研发投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地方政府质量可以通过改善当地的教育状况提升当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来缓解企业面临的人才约束。同时制定有效的人才政策来吸引更多的外部人才促进企业的研发投资。政府给予企业研发投资活动的补贴和税收优惠则是最为普遍的手段［11］。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高质量的地方政府可以构建经济主体之间的互信关系促进当地企业金融信贷市场的发展，降低交易成本［8］。基于以上分析，政府通过建设良好的法制和产权保护体系，形成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降低税费有助于鼓励当地企业更多的从事技术创新活动。为此，我们有如下假设:

H1:在政府质量水平高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高的研发投资水平。

政府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规体系，配合加大司法惩处力度，有利于为企业研发投资创造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良好的法制水平和产权保护机制构筑了企业经济活动的制度框架，构成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法规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可以进一步带动其他创新资源的培育、整合和利用，优化生产要素的结构与配置，为地区中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有助于来吸引更多的企业进行创新活动，逐渐形成创新的规模效应。在税费水平方面，税费水平代表了政府在税费政策方面对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地方政府在财税方面的优惠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改善企业绩效。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凸显。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主要依赖资源消耗，向依靠技术创新方向转换。地方政府通过鼓励企业的研发投资，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地区经济发展的后劲，为提升区域竞争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研发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激烈的地区竞争环境下，地方政府有自身的动机去强化这种影响。在经济转型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断上升。地方政府通过有效的公共治理机制，能够发挥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导向性作用，同时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社会研发部门流动，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以上分析，在较高的政府质量下，良好的公共治理机制为创新效益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制度框架，成为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之间良性循环的重要保障。为此，我们有如下假设:

H2:企业研发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这种正相关关系在政府质量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5—2007年的全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城市GDP、外商直接投资和教育支出等城市指标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政府质量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调查报告。本文按照1%与99%的水平对每个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我们采用了OLS回归模型。我们剔除了研发投资等于0及主要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我们获得118个城市，51624个观测。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检验

1.政府质量的定义及其度量

本文中政府质量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这项调查涵盖了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提供了中国东中西不同区域中城市的投融资环境、政府有效性以及在和谐社会方面的详细数据。这120个城市分布于西藏以外的所有区域，占全国GDP的70% ～80%。因此，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完整性。

La Porta等认为3个方面体现了高的政府质量，体现在政府提供较完善的产权保护和较低的税负水平，在保持廉洁高效的同时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18］。Fan等将政府质量界定为“政府决策是否被合法的接受并执行，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支持，并使其服务对象获益的程度”［14］。根据现有的概念界定和已有文献对政府质量的研究，本文以产权保护的程度、对法庭的信心、高等教育居民的比重、税费四个维度来测度地方政府质量。第一个指标是对法庭的信心。这个变量衡量了政府对于司法的干预程度，类似于La Porta等对政府质量定义中描述的“法律渊源“［18］。第二个指标是产权保护的程度，类似于La Porta等中的”产权保护指数“类似，反映地方政府提供的产权保护的力度［18］。产权保护可以提高经济主体之间的互信水平，增强企业合作的动机，降低企业产权受到侵占的可能性。第三个指标是高等教育居民的比重。这个变量衡量了衡量政府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在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类似于La Porta等对政府质量定义中描述的”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18］。第四个指标是税费，反映了企业接受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付出的成本，类似于La Porta等对政府质量定义中描述的”保持较低的税负“［18］。

为了便于理解上的一致性，我们分别将税费改变符号，改变后的税费数值越大，政府质量越高。借鉴 Francis、LaFond、Olsson和 Schipper的研究方法，我们在各个政府质量分指数基础上，建立综合政府质量指数［19］。我们通过4个变量的平均数构成的综合政府质量指数，综合指数高意味着地方政府质量高。

2.计量模型

文章中使用研发投资比率衡量企业的研发投资水平。用当地GDP的对数形式衡量经济发展状况。我们控制了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主要因素，包括企业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水平、存续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控制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存续期为企业成立年数。规模为资产除以员工总数。负债水平为负债除以总资产。盈利水平为利润除以总资产。全要素生产率按照索罗残差方法计算得出。文中控制了 γi、γj、γk、γo分别表示年份、地区、行业和产权等因素的影响，ε为随机扰动项。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所有解释变量都滞后一期。模型如下所示。

模型一:考察市场化和政府质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模型二:考察在市场化和政府质量条件下，企业研发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表1报告了政府质量指数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法庭信心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638(0.665)，产权保护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638(0.667)，人力资本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181(0.173)，税费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049(-0.050)，政府质量综合指标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349(0.364)，各个指数变量的标准差很大，说明样本所在地区政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表1 描述统计

四、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我们对研究样本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在创新指标上，样本企业的研发投资水平均值为0.012。未报告的相关系数表显示政府质量与研发投资、新产品和地区专利正相关，表明企业所在区域的政府质量越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可能也越高。而企业所在地区政府质量水平与地区GDP正相关，表明良好的政府质量水平可能对地区层面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

表2 描述统计

(二)实证结果分析

1.政府质量对研发投资的影响

表3报告了政府质量对于企业研发投资比率的影响。回归结果1～5列分别是政府质量对于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对法庭的信心、产权保护、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居民的比重和减税程度与企业的研发投资水平正相关，这表明所在表明地方政府质量越高，企业更可能加大研发投资的比率。这一结果显示出，对于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来说，地方政府体现了“扶持之手”的作用。地方政府质量较好的地区通过提供高水的公共治理，降低了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从产权保护、法律规范、人力资本和减轻税负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了资金、人才等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创新要素，推动企业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从事研发投资。回归结果支持了H1。

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与研发投资正相关，表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研发投资的力度越大。规模越大，企业的研发投资水平越高。与企业研发投资负相关的因素有负债水平、存续期、盈利水平，表明较高负债会约束了企业研发投资水平，而年轻的企业更倾向于增加研发投资。盈利水平与研发投资负相关，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研发投资效益的发挥需要一段时间，在短期内对企业绩效推动作用不明显。

表3 政府质量对于研发投资的回归结果

2.研发投资对研发投资的影响:路径分析

尽管政府质量能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但我们仍不清楚政府质量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的具体机制。随着我国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府补贴是一个重要的来源。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也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获取技术和资金的来源之一。政府对教育投入越高，越有利于该地区人才的培养，从而为企业的研发投资创造有利条件。如果政府质量可以促进企业提升研发投资，那么这种效应很可能是通过上述3项渠道发挥作用来实现的。为此，我们进一步考察政府质量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中介效应，具体如图1所示。为此，我们采用财政补贴、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和教育支出作为政府作用于企业研发投资的代理变量，进一步考察政府质量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中介效应。

在企业研发投资过程的融资渠道中，在公司层面回归中，控制了公司规模、负债比率、盈利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和存续期。在地区层面回归中，我们控制了地区人口、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城市失业率等变量。我们借鉴了 Freedman和 Schatzkin［20］的方法进行的中介效应的检验。

第一步:通过方程(1)检验政府质量综合指数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是否显著，回归结果见表3第5列，系数为0.012，在1%的水平上显著。

第二步:通过方程(2)检验政府质量综合指数对中介变量(补贴、外商直接投资和教育支出)的影响是否显著，回归结果见表4，发现政府质量显著正向影响补贴、外商直接投资和教育支出。

第三步:通过方程(3)检验政府质量综合指数和中介变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是否显著，回归结果见表5，政府质量和中介变量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所以，中介变量(补贴、外商直接投资和教育支出)部分的传导了地方政府质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关系。但这种传导关系是否能够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呢?我们进行中介效应的T检验。β1和β3分别代表式(1)、式(3)中政府质量综合指数的回归系数，s1和s3代表β1和β3的标准差，r12为研发投资和中介变量的相关系数。经过检验发现t值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中介变量(补贴、外商直接投资和教育支出)在政府质量与研发投资之间的传导关系成立，发挥着中介效应。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补贴和教育支出，吸引FDI的流入，从资金、技术和和人才等方面来为当地企业的研发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3.政府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

表6我们从城市GDP规模，考察了政府质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公司层面回归中，控制了公司规模、负债比率、盈利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存续期。在地区层面回归中，我们控制了地区人口、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城市失业率。我们按照政府质量高低把样本分成两组，低政府质量组和高政府质量组。第(1)列研发投资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一个政府质量高的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表现出了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第(2)列企业研发投资对于GDP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表明较差的政府质量抵消了企业技术创新对于当地经济增长的作用。回归结果支持了H2。这表明高的政府质量加强企业的研发投资了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图1 中介效应检验图

表4 政府质量对于企业补贴、地区FDI和教育支出的回归结果

表5 政府质量对于研发投资的路径分析

表6 政府质量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

4.稳健性检验

(1)我们采用了工具变量法，借鉴Acemoglu和Johnson的研究［21］，采用2004年各城市空气质量“良好”或者“优秀”的天数作为政府质量的工具变量，有理由相信这个变量代表了政府为改善人居生活环境状况所做的努力，并且和政府质量正相关。另外企业的研发投资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受到过去年份地区空气质量的影响，所以能够避免“逆向因果问题”。结果表明本文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2)为了避免只选择研发投资大于0的样本所导致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我们采用Heckman自选择偏差模型进行了矫正。不过在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本文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五、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2006)对我国120个城市的调研数据度量政府质量，检验地方政府质量对于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在政府质量水平较高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高的研发投资水平。(2)政府质量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机理是通过增加补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教育支出来缓解企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约束。(3)企业研发投资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在政府质量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地方政府质量通过影响当地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建设创新型社会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在制度建设和改善城市“软环境”等方面的作用。

(二)启示

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是，(1)政府质量是企业研发投资的驱动因素。这意味着在经济转型时期，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升法治化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教育等公共品供给体系，吸引更高层次人才来当地工作，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进一步改善城市软环境建设，促进当地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2)政府质量和研发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这意味着在地方官员考核等机制设计上，应通过完善官员的考评体系，进一步提升地方官员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建设创新型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Kaufmann D，Kraay A，Mastruzzi M.Governance Matters: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2:World Bank［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Series 3106，Washington，D.C，2003:23-36.

［2］Allen F，Qian J，Qian M.Law，Fi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106(6):1113-1155.

［3］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4］Qian Y，Roland G.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5):1143-1162.

［5］Jin H，Qian Y，Weingast B R.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10):1719-1742.

［6］张卫国，任燕燕，花小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经济增长——基于转型期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1.(8):26-37.

［7］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经济研究，2010.(3):65-77.

［8］陈德球，李思飞，王 丛.政府质量、终极产权与公司现金持有［J］.管理世界，2011.(11):127-141.

［9］Romer P.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71-102.

［10］Tassey G.Policy Issues for R＆D Investment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4，29(2):153-185.

［11］安同良，周绍东，皮建才.R＆D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J］.经济研究，2009，(10):87-98.

［12］庄子银.创新、企业家活动配置与长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7(8):82-94.

［13］王 俊.R＆D补贴对企业R＆D投入及创新产出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0(9):1368-1374.

［14］Fan J P H，Wei K，Xu X.Corporate Finance and Governance in Emerging Markets:A Selective Review and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17(2):207-214.

［15］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33-40.

［16］Li H，Zhou L A.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10):1743-1762.

［17］张 杰，周晓艳，李 勇.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J］.经济研究，2011.(8):78-91.

［18］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Shleifer A，etal.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J］.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99，15(1):222-279.

［19］Francis J，LaFond R，Olsson P M，etal.Costs of Equity and Earnings Attributes［J］.Accounting Review，2004，79(4):967-1010.

［20］Freedman L S，Schatzkin A.Sample Size for Studying Intermediate Endpoints within Intervention Trials or Observational Studies［J］.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1992，136(9):1148-1158.

［21］Acemoglu D，Johnson S.Unbundling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5，113(5):94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