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往的春天

刘景文

我是1964年9月入读北京师范学院的（1980年代改名首都师范大学），算来将近50年了。回忆岁月的风风雨雨，我与萧振胜同学的交往，或许也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也能透视出个人命运确与共和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花园村

学院坐落在海淀区花园村，当年的校园周边还有很多农田。同班有一位印尼华侨萧振胜，我们同住一间宿舍。当年的萧君可是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待人诚恳、谦和，乐于助人。国内物资短缺的年代，振胜将家乡寄来的椰子酱带到宿舍与大家分享。华侨有侨汇券，他也拿来分给同学，侨汇券可以买到绿豆、尼龙袜。他虽只长我两岁，但因幼年求学辗转南北，阅历丰富，在生活上他是我的老大哥：教我夜间暖壶里要留点热水备用，运动后大汗淋漓不要立刻脱掉外衣贪凉吹风，初次与未来的岳父母见面应注意的礼节和称呼。

我和振胜共同的爱好是文艺，尤其是音乐。他有一把德国提琴，下课回到寝室就拉上一曲，我是听众，请他演奏曾使托尔斯泰落泪的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还有莫扎特的《D大调弦乐小夜曲》。晚自习没有辅导员看着，我们就外出看演出，民主德国弦乐四重奏的音乐会、波兰玛佐夫舍国家歌舞团的演出，意大利歌唱家文图里尼的独唱音乐会，都是这个时期与振胜一起去的。文图里尼演唱的《桑塔·露琪亚》《重归苏连托》等拿波里民歌，谢幕献花的是我们的一位女同胞，意大利艺术家很绅士地上前拥抱亲吻，毫无思想准备的中国姑娘吓得直躲。我和振胜相视而笑。夜深，我们返回校区，悄悄地踅进宿舍。

这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显得有点不搭调，于是有了“裴多菲俱乐部”的传闻。当时的确让我紧张过一阵，转而一想，那也不见得是坏事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俱乐部”，不正是肯定了我们师院同学崇尚自由，追求理想光明的信念吗？暂时的不理解乃至反应，我相信是出于要求进步的真诚，错不在个人，而在于那个封闭的年代。

“文革”初期我们表现出的幼稚与青涩，不愿做过多的回忆。因怕抄家，我将家里的古典音乐唱片带到宿舍，那就从这里讲一点我们的“逍遥派”生活吧。

我们最喜欢的是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这首小提琴独奏曲是描绘、赞美春天和希望：冰雪消融，树影婆娑，春风鸟鸣。在宿舍里我们用的是手摇唱机，振胜以小提琴随唱片演奏。

然而，春天还久远吗？

汾河畔

1968年12月我们由“复课闹革命”转为“毕业闹革命”，集体到人民解放军4657部队接受“再教育”。我与振胜编在学生十五连，驻地在山西汾河襄陵镇，白天种稻子，晚上开批判会。轮到值夜站岗，身披月光，肩扛半自动步枪，枪是真的，只是没有子弹，不过已经够我们骄傲一阵子。

襄陵农村当年还没有电，我们在墨水瓶盖上凿个孔，山西的棉花不错，捻作灯芯，到连部灌点煤油，一盏煤油灯就做成了。没有灯罩的油灯会冒油烟，同学们凑近灯火读“老三篇”或是写家信，熄灯号响了，洗去鼻孔的黑烟，入睡。

农闲时同学们也有迷茫：读书还有用吗？我们今后的出路在哪里？有件事体现出振胜的智慧和眼光。无所事事的我们或洗衣，或绘声绘色地演绎地下传说《梅花党》。我发现振胜常一个人低头翻看一本小红书，凑过去一看是英文版的《毛泽东语录》，他在以学习语录的方式复习英语，左派也没脾气吧！他私下告诉我：眼光要放远些，我们不会总在这里，国家肯定会把我们安排到能发挥作用的岗位。是啊，学生连一百多号人，国家给每人每月开支四十三块五，按成本计算，大学生种的稻子谁吃得起？

1970年8月我们毕业分配，我先后在北京147中学、中国食品杂志社和民进中央研究室工作。说是四年大学本科，由于运动的原因，我们其实只读了二年基础课。不过文科的特点是不需要理工科的仪器和实验室的，找到专业教材自学也可以，钻研就无止境了，全凭个人的努力。记住了振胜翻看英文“语录”的样子和他说过的话，晚上下了班没事我就读书，补上因“文革”而缺失的专业课，为此我还到中文系廖仲安先生在宣武门内的住处造访求教过。

北京—香港

振胜在1973年移居香港，但他与北京有着割不断的情缘——华侨补校、北京七中、师范学院——他在这里度过了学生时代。因此振胜常来北京，那时我在宣武区菜市口铁门胡同有间12平米的小屋，我们买来熟食、啤酒，畅谈别后。我的唱机不再手摇，已升级为电的了，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在一间小小的陋室里再次回荡，我们都相信，春天一定能到来。

1999年11月，中央统战部组织民主党派干部到香港学习考察。振胜和同为移居香港的郭春华夫妇，忙里抽闲陪我畅游维多利亚湾。结束考察已是12月初，振胜送我到机场，在免税商店买了一件U2防寒服，他说：“兄弟，飞机降落到北京，会很冷。”

2008年8月，北京举办奥运会，振胜来京，我陪伴振胜伉俪参观了鸟巢，重访母校北京七中。2009年中文系64级校友会，他再次来京，与分手多年的同学们相聚畅叙家常，并到国家大剧院聆赏西班牙钢琴家的独奏音乐会。2010年夏，在振胜的大力协助下，我俩合作的雅俗共赏的《诗说茶文化》在香港出版，并在香港会展中心书市与读者见面。

我们向往已久的“春天”终于来了。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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