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看王国维的治学方法

文 爽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071 )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下简称《先公先王考》)一文是王国维先生结合地下出土文献研究古史的经典论著，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的巨大反响，据说罗振玉当年在日本京都接到《先公先王考》时，连夜赏读，“忻快无似”，以至“积疴若失”，并在通读了二考之后致信王国维说:“考古至此，可谓毫发无憾，至快至佩”。［1］作为同行大家，罗振玉给出的评价无疑是极高的而且是可信的。就连以“疑古”著称的顾颉刚在1947年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中，也称王国维的《先公先王考》“对殷代世系的考证多数精确，……均发千古之秘”。［2］后来，“甲骨四堂”之一郭沫若又称誉“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3］既然是经典之作，就有分析和解读的必要，本文即欲结合王国维写作此文的背景从其具体文本出发，来窥探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先生治学方法在当下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一 《先公先王考》的创作背景

《先公先王考》一文创作于1917年，其时王国维先生的治学趣向已从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转向了经史考据之学。这一时期，王国维的治学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礼制和礼学，这一点可从王国维圈读《三礼注疏》看出;二是文物制度和地理民族，这一点可从他作《流沙坠简》(1914年)、《鬼方、昆夷、猃狁考》(1915年)看出;三是古代文字学和音韵学，这一点可从他创作《史籀篇疏证》、《毛公鼎考释》、《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汉代古文考》、《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看出。这些方面的研究无疑对王国维《先公先王考》的创作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间接地、无形地融化在王国维的写作过程当中。而直接影响这篇文章创作的原因大概有这样三个。

一是源于甲骨文的发现所带来的研究契机。王国维在给清华学生所作的讲稿《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1925年)中曾经说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4］306王国维《先公先王考》一文的创作就得益于当时地下之学问——近代以来殷墟甲骨文字的新发现。

甲骨文是指殷商时代用于占卜而刻于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据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记载，其于光绪戊戌己亥年间，被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后来被王懿荣发现和搜集，庚子年，王懿荣殉难，其所藏甲骨文皆归刘鹗所有。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当时一批学者的研究和整理。其著录此类文字者，有刘鹗的《铁云藏龟》(1903年)，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前编》(1911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日本林泰辅博士之《龟甲兽骨文字》(1917年)、加拿大人明义士之《殷虚卜辞》(The Oracle Records of the Waste of Yin上海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1917年印行)、哈同氏之《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917年)等。研究此类文字者，则有孙诒让之《契文举例》，罗振玉之《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虚书契考释》(1914年)、《殷虚书契待问编》(1916年)等。王国维对于上述文献和研究，都是十分熟悉的，如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就是由王国维手抄并且参与商讨补正的，而哈同氏之《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则是直接由王国维直接排比考释的。在与罗振玉等人的相互交流治学中，王国维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甲骨文基础。

二是源于王国维与学友罗振玉、内藤虎次郎等人的切磋琢磨。在《先公先王考》一文的序言中，王国维详细介绍了这篇文章的缘起。1914年底，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于卜辞中发现了“王亥”之名。其时，王国维正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进而由卜辞中之“王亥”，考知《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系表》之“振”及《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是同一个人。王国维将此发现告诉罗振玉和日本的内藤虎次郎博士，罗振玉于是广搜甲骨中记录王亥之事者，得到七八条载于《殷墟书契后编》，内藤博士则采取王国维的意见，旁加考证，作了《王亥》一篇载诸《异文杂志》。同时，内藤博士还认为“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现之，则有益于古史学者当尤巨。”王国维自言其有感于博士之言，乃复就卜辞有所研究。

三是源于王国维本人对历史真相的渴求。同时，王国维用甲骨卜辞来考证有商一代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其先后顺序，这种研究的取向还来源于他本人对于历史真相的渴求。在《古史新证·总论》中，王国维曾谈到他本人在研究中国古史时所遇到的困惑:“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4］286然不易区别，不代表不想区别，对历史真相的探求可能是每个史学者心中永远无法满足的愿望。以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为例，《史记》的《殷本纪》和《三代世表》有完整的记录，大抵本于先秦古籍《世本》、《牒记》等材料，可能还参考了古本《竹书纪年》;《汉书·古今人表》也有记录，而与《史记》所见有参差。《世本》等所依据的史料已不清楚，后来更无人能知《史》、《汉》的记录是否确实，也无法校正二者的差异。这段历史的空白客观上也在召唤着有人能对其进行解说。

二 简要文本分析

《先公先王考》主要是一篇考据性的文字，它遍征相关金文及古籍资料，与卜辞相对照，对商人祖先夋(后改释夔，即帝喾)、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示壬、示癸、大乙、唐(汤)、羊甲(阳甲)之名及这些人物的传说事迹作了综合的考证，又兼释祖某、父某、兄某等名。

欲理解《先公先王考》一文对于商代帝王世系所作的考证，首先需要了解《史记·殷本纪》中对于殷商一代帝王世系的记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排列成表即为:帝喾→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成汤)。

而甲骨卜辞当中所记载的情形则为:夋(喾)→□→□→相土→□→□→季(冥)→王亥(《史记》之“振”为误)+王恒→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大乙(汤)。①□代表有所缺失。

与《殷本纪》相比，甲骨卜辞所记载的殷商先公先王世系最大的不同有两处:一处是关于王亥、王恒、上甲微三者的考证，王国维认为史记之“振”当为卜辞之“亥”，“振”为误记，在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应当有王恒一世，王恒系王亥之弟;一处是关于报丁、报乙、报丙的先后次序问题，王国维认为应以卜辞中所记载的报乙→报丙→报丁的顺序为是。

下面就以王国维对于王亥、王恒二世所作出的考证为例，重点分析王国维是怎样一步步运用二重证据法，以新出土的甲骨卜辞与历代典籍相互参照，进而详细考订出先公先王之名号的。

(1)王亥

首先，王国维排列出卜辞当中有关王亥的所有记载，发现卜辞多记祭祀王亥之事。①《殷墟书契前编》有二事，《后编》中有七事，《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且其祭日用辛亥(凡有两处)，祭礼所用之牲数为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因此推测出王亥“乃祭礼之最隆重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这是他对地下出土文献的运用。

其次，王国维还有效地利用了纸上文献。

其一是正史中的记载:《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中作“振”字，《索隐》中作“核”字，《汉书·古今人表》中作“垓”字。

其二是非正史中的记载:《山海经》和《竹书纪年》。《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云“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古本《竹书纪年》曰“殷王子亥”，今本《竹书纪年》曰“殷侯子亥”，三者在记叙王亥事迹时均记为“亥”字。

对照这两种记载，王国维认为，王亥既然前于上甲微者一世，②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所以是先祖冥之子、上甲微之父无疑。又祭王亥皆以亥日，所以“亥”字肯定是正字，而《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字，由于声旁与“亥”字相同，都是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是因形近而讹。这里体现出王国维深厚的传统小学素养的根基。

由此推证过程表明:《史记》虽被历代奉为信史，但其中也有谬记之处;而《山海经》虽因文不雅训、《竹书纪年》记载事迹不可尽信等缺点，这两部书都不入正统史学家之法眼内;但或许这两部书所记事件出于虚构，而其中人物则确实存在过。

同时，王国维治学极为严谨，为了证明某一种观点，总是将有关材料搜罗穷尽，排列以作辗转互证。对于《山海经》上“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记载，他就引用《吕览·勿躬》“王冰作服牛”和《世本·作篇》“胲作服牛”(“胲”即为《帝系》篇之“核”)的记载来补证。王国维认为篆文“冰”作，是误将金文字形(波涛的一半)写成两个“”。而“亥”字，早期的甲骨文则写作，是在人的头部加一横指事符号，表示头重脚轻的小孩。与有相似之处，所以王亦王亥之讹。古“服”“仆”同音，“服牛”即“仆牛”，也就是驯牛。又《楚辞·天问》有“该秉季德，厥父是藏，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之语，该即胲，有扈即有易，朴牛即服牛，所以《山海经》《楚辞·天问》《吕览》《世本》都认为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周易·系辞下》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王国维认为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都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极大贡献的，所以王亥的祭祀典礼才是最隆重的。

最后，由祭王亥用辛亥，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之例，王国维还对殷人命名的制度作了推论。认为王亥且为殷人以辰命名之始，与下文将要分析的上甲微以日命名之始相类似，都是殷人命名以时为名或号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

(2)王恒

王国维对王恒的发现，对于殷商一代的历史重建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史记·殷本纪》中并没有关于王恒的任何记载。王恒之为殷先祖，仅仅见于《楚辞·天问》，而《天问》则是千古难解之辞。

王国维首先运用他的小学功夫，从字形上指出，甲骨卜辞当中的或即是“恒”字。他先引许慎的《说文解字》曰:“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说文》还收了“恒”字的古文字形，并曰:“古文恒，从月。《诗》曰:‘如月之恒。’”许慎既说“恒”字从“舟”，又说“恒”字从“月”，王国维认为这是因为“古从月之字，后或变而从舟”，他以殷墟卜辞当中的“朝”字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朝”字在卜辞当中写作，从日月在草间，意为阳光沐浴地平线上的草木，同时天边还挂着一弯残月，这表示月将落尽，红日初生的清晨，而其篆文则写作，不从月，而从舟)，因此可以知道古从月之字后来可能变为从舟之字。王国维认为许慎所说之古文恒字，既然解释为从月之义，那写作从二从外之即可能是传写之讹，其真正的写法应该是从二从月之。卜辞当中的乃是从二从，卜辞的月字又有写作的，所以字就是字，也即为恒字。王国维又论及“恒”的甲骨文简形的外面加上弓状的繁形异体字:“《诗·小雅》:‘如月之恒。’毛传:‘恒，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这样，王国维就证明出卜辞中、二字的确就是“恒”字。

接着，王国维具体分析了《楚辞·天问》当中的中间十二韵，①厥父是臧。胡终弊于，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他以《山海经·大荒东经》以及郭璞注解所引《竹书》参证之，认为这十二韵记录的实际是王亥、王恒和上甲微三世之事，其中的“该”即王亥，“恒”即王恒，“昏微”即上甲微，“有扈”应该为“有易”，而古“狄”“易”二字同音，可以互相通假。

最后，王国维指出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时代自当相接，《天问》所陈与之正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当是叙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在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当存有王恒一世，王恒为王亥之弟，上甲微为王亥之子，但《史记》、《世本》没有记载王恒事，《山海经》、《竹书纪年》记载不详;而从卜辞中则能发现王恒事，千古难解的《天问》由卜辞而能通之。所以，研究好了甲骨文，不仅有利于史学也有利于澄清文学中的事实。

从以上对王国维关于王亥、王恒二世考释的分析上，可以看出王国维这种“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研究方法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研究者首先要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小学功夫作为基础，其次要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包括对历代文物制度、习俗、地理区域等资料，最后还要有将二者结合起来互相阐释、推理的能力。王国维在这几个方面都有较好的素养，其本人又具有创新和包容的见识，所以才能写出像《先公先王考》这样开一代研究风气之先的著作。

三 治学方法及其启示意义

《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是王国维先生在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方面的巨著，通过分析其具体文本，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以下几条具有启示意义的治学方法，这也是《先公先王考》一文成功的原因所在。

其一，新方法的成功运用

在《古史新证》中，王国维提出了他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份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4］286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特别强调地下材料的证史价值，并把这种价值提高到与文献并重的地位;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将纸上的材料与出土的新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引导人们不再固守非六经正史不足为证的封闭式的治史道路，开始自觉地寻找纸上材料之外的资料、视角与途径去从事古史研究，这在历史考据学上无疑是一个大的突破，也是王国维独具创新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明证。这启示我们只有运用新材料、新方法，才能得出新结论，学术研究要敢于创新。

其二，文字考释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印证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王国维最早把对甲骨文的研究突破了局限于文字的考释，而将其作为原始的史料用以探讨历史和古代礼制，既开了甲骨文字研究的新纪元，也开了古史新证的新史学。在《先公先王》一文中，王国维常常运用他丰富的文字学和音韵学知识来确定殷先公先王的名号，前者如王国维在“王亥”条中论《吕览·勿躬》篇之“王冰”为“王亥”之讹，“王恒”条中论“恒”字字形的演变，后者如“夋”条:“夔、羞、柔三字，古音同部，故互相通借。”“相土”条:“《吕览·勿躬》篇曰:乘雅作驾。注:‘雅’一作‘持’。‘持’、‘杜’声相近，则‘土’是‘士’非。”“王恒”条:“……‘有狄’亦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等等。在这三例中，王国维采取了同声通假的音韵学方法作为考释卜辞姓名与文献姓名的媒介，最终确定出殷先公先王的名号。同时，王国维还将考释先公名号与考察殷商一代的“制度文化”联系起来，一方面使自己的文字考释变得更加可信，另一方面也使殷商制度文化更加立体饱满。例如:在“王亥”条:“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5］王国维首先根据殷人的祭祀习俗，一方面印证出“王亥”之名为“亥”，另一方面得出“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的结论，然后结合其他殷人之名推论出殷人“以时为名”的习俗，再进而与夏人的“以日为名”相比较，凸显出一种“会通古今”的思想，这种制度文化也因此打上了历史的烙印。王国维此举启示我们治古典学问要将研究视野放宽，任何一种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产生都有其背后的文化土壤，要能以小见大，窥斑知豹。

其三，传统考据与逻辑论证相结合

其文是严谨求实的考证文章，主要是以《史记·殷本纪》为本，参考《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世本》、《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考释甲骨卜辞的文字。王国维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继承的是乾嘉以来朴学的传统，但其行文论证的严密，比较、归纳、演绎、类推等方法的运用，却与前此学者有所区别。其弟王国华曾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6］

其四，注重文献积累，从材料本身出发，多闻而阙疑

如前文所述，王国维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调动了大量的知识储备，其中有甲骨文、金文、音韵、训诂等小学方面的功夫，也有《史记》、《汉书》、《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世本》、《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方面的知识。只有积累了大量的文献，才有可能让这些文献材料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进而剥丝抽茧，得出创新性的结论。同时，王国维还强调运用文献需要注意多闻而阙疑，既不轻易疑古，也不盲目信古。在《毛公鼎考释序》(1918年)中，王国维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多闻阙疑”的做法:“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4］354这样一种严肃、认真、缜密、细致、严格的治学态度颇值得学习。

整体而言，《先公先王考》以对“新材料的利用和旧学风的扬弃”，［7］在方法论上给予后学众多启示，推动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

［1］陈鸿祥．王国维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75．

［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2．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

［4］姚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5］王国维，彭林．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14．

［6］陈平原，王枫．追忆王国维［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2．

［7］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202 －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