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大众教育

贾 凯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300071)

文盲与贫穷、愚昧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文盲的存在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沉重的负担和无穷的忧患。”[1]对于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来说，普及初等教育、消灭文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是一项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时，党和国家在教育普及和成人扫盲方面面临的情况十分严峻，全国总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又高达95%以上，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也仅有20%左右。[2]1949年以前，中国教育的发展步伐是比较缓慢的。1949年以后，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指导下，中国在大众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文试图探讨周恩来与新中国大众教育的关系。

一 周恩来与新中国正规学校教育

(一)重视教育体系的调整

建国初期，周恩来要求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教育体系。在1949年9月《共同纲领》的提纲中，周恩来提到:中小学教育应该相互衔接，男女受教育权要平等，速成教育与正规教育结合，教育学制应该实用而灵活，教育应该是社会教育、普及教育、职业教育与特殊教育的结合等。

对城乡小学办学模式的探索，周恩来要求加强民办小学的管理，试办模范小学。“办民办小学要有个规章，要经县政府批准，并向省政府备案。各地还要办一些模范小学。模范小学办得好一些，可以起带动作用，促使其它小学逐步提高质量。”[3]73由于建国后生活稳定，以及工业化的带动，城市人口增长较快，适龄儿童数量大幅增长。1953年，全国小学生人数已达到5，500万，远超过1949年前的1946年小学生数量，甚至增长了135%。但是城市小学发展很不充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1953年12月，在整顿和改进小学的过程中，周恩来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积极采取各种办法，如调整班级，充实学额，采用二部制，开办夜校，协助工矿企业、机关和团体办学，协助办好私立学校，……适当地解决初小毕业生升学和学龄儿童入学的问题”。[3]85

实践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改革。为了加强文委的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教育部要分为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两个部，并单独成立扫盲的工作机构”。[4]265这从制度安排上，更好地保障了文化普及事业的发展。对于教育的目的，周恩来在多个场合强调，教育“就是为了使青年一代不再是文盲，而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才能提高，国家才能建设得好，社会主义才能建设得好。”[3]144工农有了文化知识，才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才能早日实现我国工业和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周恩来还强调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认为应从物质财力上保障教育的发展，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

(二)重视小学教育的基础作用

周恩来强调，新中国的教育是人民大众的教育。要发展人民大众的教育，就要求从基础做起，“在落后的中小学教育的基础上，是不能把大学教育办好的。教育要大众化，首先要办好中小学教育。”[3]2－3周恩来强调小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关联性，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才能获得更多生源。发展小学教育，学制必须改革。从1951年开始，学制改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施。小学由6年改为5年，民办小学也得到大力提倡。

针对小学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状况，1953年12月，周恩来提出:“今后应首先着重办好城市小学、工矿区小学、乡村完全小学和中心小学，在农村还可办分散的不正规的小学。”[4]338在小学教育中，教育是学校的中心任务，教师和学生都不应该过多参与社会活动中，克服学校中混乱的现象，提高教育质量。对小学儿童的教育管理，周恩来要求教师:“应该依靠耐心的说服教育，既要禁止采用体罚和斗争等粗暴方式，又要反对放任不管。”[3]88

与此同时，农村儿童的入学问题也引起了周恩来重视，周恩来希望各地引导农民兴办民办小学，帮助解决教材、师资问题，以整顿提高为主，一般不作发展。对于农村小学中存在的一定数量的超龄生问题，周恩来认为不应该消极应对，“不仅应让他们继续留校学习，而且还应积极地把他们教好，决不能采取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把他们挤出校外。为了更好地组织超龄生学习，在超龄生多而又有适当师资条件的地方，可在小学内为他们办速成班，或为他们单独办速成小学。”[3]89对于超龄生的入学，各学校应该适当照顾;从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角度看，还要严格禁止不足学龄的儿童入学。

二 周恩来与新中国成人扫盲运动

(一)关注工农扫盲运动

建国初期，面对新中国缺乏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情况，周恩来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周恩来认为，对工农大众进行文化普及，扫除文盲，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需要不断地努力。特别是在工农大众过去长期受剥削压迫、文盲较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件困难的事”。[3]6周恩来要求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做好统战工作，文化普及离不开旧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以外，都要团结。不是“排斥原有的知识分子，而是在团结改造原有知识分子的同时，增加新的血液”。[3]6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发展各种文化补习学校、工农速成学校、技术学校等。周恩来指出，要改变传统的那种只为青年人办学、只办正规学校的观念，让人们接受“二三十岁的人进小学，四十岁的人进大学”，“要适应成年人的学习要求，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各机关任用人员同样要改变不重视成年人的观念”。[3]36不能歧视成年人，成年人有很多长处，他们做事情更成熟。

1950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发出《政务院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这一指示是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对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对象、内容和政策方法都做了详细说明:参加对象“以工厂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为主，职工业余教育的内容以识字教育为重点”，[5]446并提出设立普通班，鼓励不识字的职工主动学习，培养目标是在未来三到五年内争取识字一千字左右，具有阅读普通书报的能力。教育方式应该比较灵活，可以在工厂、食堂、宿舍等地方，不用拘泥形式。关于学习期限，《指示》规定“暂定中级班两年毕业，高级班五年毕业”。[5]447发展业余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分工协作，应该由政府教育部门负责领导，并依靠教育组织，联合各有关方面协力合作。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掌握科学技术的劳动者。不仅需要有文化的工人，还需要有文化的农民。周恩来对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也很重视，希望让更多农民尽快识字懂文化。1955年6月2日，周恩来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该指示认为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具有同等重要性，为了改变农村文盲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状况，“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农民的学习组织应和生产组织逐步结合，教育要和农事季节相适应，着重对文盲进行识字教育”。[4]484这样一项工作需要全社会协同推进。

在扫盲具体采用的手段上，周恩来与郭沫若、习仲勋等人经常交流看法。周恩来认为，速成识字法给扫盲工作带来很大便利，“要考虑成年人的学习特点和实际情况，不能强求一律。至于儿童，要按部就班地学习，不能用这种方法”。[3]74但是，“速成识字法”在推广过程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1953年1月，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召集会议要求各地按计划办事，正确认识规律，扫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不是三五年就能完成的。[6]鉴于不同单位、不同群体扫盲进度的差异性，周恩来提出在未来10到15年扫除文盲的期望。对于习仲勋提出的把今冬明春作为扫盲运动准备阶段的看法，周恩来表示认同，并要求运动开始后工作不能间断，要稳步推进。

建国初期，在工农教育普及和扫盲运动中，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就。1949年冬，参加文化学习的工农人数总计1，300多万，到1956年总数人已经增加到七千多万。1956年在学学员中，有542万是业余小学班学员，有177．6万是业余中学班学员，这与1949年参加文化学习的学员绝大多数是扫盲班形成了鲜明对比。[7]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经验和可参考对象，工作中存在一定不足。中国的成人教育普及在探索中不断发展。1956年5月20日，针对扫盲运动和职工业余教育的现状，周恩来发言指出:过去规定参加扫盲学习的年龄以五十岁为限，现在看来，要求太高了，应改为四十岁;家庭距离厂矿太远(比如规定在十里以外)的工人，目前可一律不参加文化学习;上夜班的工人，学习时间和日程可灵活安排;各单位和车间可根据生产任务，把文化学习任务放慢一些;应该把工人扫除文盲的期限由三年改为七年，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布置。[8]由此可见，在具体指导中国的扫盲运动实践过程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扫盲经验。

(二)关注干部文化普及与提高

党的工农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骨干，但在过去战争的环境中，他们很少受教育的机会。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建设事业的需要，新中国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1950年12月14日，周恩来签署《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补习学校的指示》，提出要举办各种速成学校和补习学校，迅速培养一批有知识的工农知识分子，使他们能达到相当于中学的文化水平。这一指示还规定了学制:工农速成中学学制为三年，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制为两年，并都可以延长。学校的课程都力求简洁，以为我国建设事业迅速培养人才。对于入学条件，相对宽松，只要参加革命工作两三年以上的干部都可以进入学校。这是人民教育与旧教育的重大区别。

为了提高干部的积极性，《指示》还对“离职学习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其原有的军龄、工龄应继续计算”，有困难的学生还给予补助，这实际上从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予工农干部以鼓励。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初期由教育部和各高级机关举办，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对这两类学校教育的重视。周恩来还提出“有计划地训练师资，编订教材，以适应两种学校的需要”，学校课程要精简，注重实践性。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和教学计划，均应遵照教育部的规定。[9]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制，虽然表现出了新政权的特点，但是很不完善。在主持学制改革过程中，周恩来关注改革的实际效果，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化调整。周恩来多次在讲话中指出，即使再忙，再有困难，也要抽调干部去参加文化学习。“特别要注意培养老区的干部，因为他们的政治质量好”，“一面要解决老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问题，一面要培养老区的干部”，“要在北方、南方老区农村中举办工农速成学校”。[3]31－32五六十年代的扫盲运动，对于提高干部文化素质，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 周恩来与新中国文字改革运动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一直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的程度。中国地域辽阔，方言的分歧对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若一处人说一处的话，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10]因此，需要推广普通话。中国有大量文盲和半文盲的存在，如何使这么多的中国人尽快脱盲，掌握文化知识，不同时期、不同人物都曾有探索，推广简化字、使用拼音是不少人倾向的方案。近代以来，由于战乱、财力等原因，教育普及未能真正推广。建国后，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才真正被政府提上议事日程。

(一)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推广

周恩来对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制定和推广给予了极大支持。1956年2月6日，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在全国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4]545周恩来要求文字改革委员会要在宣传时把道理讲清楚，减少群众顾虑，消除人们误会。推广普通话不能求全责备，并不要求全体汉族人“都能说得像北京人一样，这样既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北京语音是个标准，有个标准就有了个方向，大家好向它看齐。但是在具体推广和教学工作中，对不同对象应有不同的要求。”[11]285普通话与方言是不矛盾的，推广普通话，只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方言不可能被消灭的。

推广普通话，亟需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指出:汉语拼音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可以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可以用来编索引，等等。[12]119周恩来希望大家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工作，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中国文字改革能够稳步而积极地推进，使中国人民摆脱文化落后愚昧的状态。[12]118－119

周恩来指出，汉字是难读难写难记的，不少汉字，不要说儿童，就是有文化的成年人，也有可能读错，使用汉语拼音能减少汉字读写的困难，更容易让群众掌握，识字教育也将得到极大便利。此外，50年代初期西南地区的有些少数民族已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因此“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对于各兄弟民族的创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沟通”，[11]288将十分有益。

(二)周恩来与简化汉字的推广

在建国初期简化汉字推广过程中，由于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繁体字，特别是很多知识分子习惯用传统的繁体汉字，他们有很多思想顾虑。1955年6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会议批准了汉字简化方案，并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

1956年5月19日，周恩来接见以澳中协会全国会长费兹吉拉教授为首的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面对代表团中有人不赞同中国文字改革时，周恩来解释:使用繁体汉字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包袱。现在简体汉字更适应时代发展，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是件大好事，我们应该给予坚决支持。此外，“青年人逼着我们简化汉字，力量很大，不可抗拒。学生记笔记用简体字才能记得快。翻译要译得好，不用简体字迅速记下来是不行的。工厂里许多工作程序，机关办公，都要快。因此，他们自己创造了很多简体字。这个问题是群众性的创造，群众需要形成群众力量，推动我们前进。另外，正如团长所说，文字改革还便于外国朋友学汉字。近代中国不仅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要普遍提高科学水平，一定要先扫除文盲。”[12]578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任意自造简体汉字的现象，周恩来认为也应该加以适当控制。

由此可见，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是与建国初期的教育普及密切相关的，是为让更多劳动人民告别“睁眼瞎”的重大举措。在周恩来看来，推广简化汉字是顺应时代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汉字简化不仅是文化文字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周恩来认为，汉字简化既然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那么知识分子也应该积极支持这项工作，而不是消极应对。回顾中国历史，汉字字型一直在简化，人民群众不断创造了很多简化字，政府的作用只是引导汉字简化过程中的一些分歧。

此外，周恩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不是要求他们同化于汉民族，而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间差异。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问题，1952年2月，周恩来已经要求文字改革委员会“尽速确定文字改革的方针，以便推动和帮助尚无文字而有独立语言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工作”。[12]219正是在周恩来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国家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了全面调查，“建立了专门的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和研究机构，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进和改革本民族的文字。”[13]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文字改革工作十分重视，国家领导人对文字改革的直接领导，更是旧中国所没有的。文字改革工作取得的成绩也是很显著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普通话的推广和汉语拼音的推行在社会应用上，特别是在普及教育上的功劳更是不可抹煞。”[14]进入50年代后期，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逐步脱离正常轨道，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也深受影响。1963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机构大幅精简，但文改委党委仍直属中央。1973年7月，国务院批准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但对委员会成员进行了改组。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重新步入正轨。

四 结语

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就曾兴起过以对成人文盲和穷人进行教育的大众教育运动。除正规学校外，政府也曾创办过“简易识字学堂”，以及改造私塾。政府之外的一些民间人士，也通过半日制学校、扫盲夜校等形式，来教育普通大众。但是，这些尝试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稳定和国家财力稳步增长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通过体制创新和方法创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对于大众教育，周恩来进行了具体指导，并形成了具有本身特色的文化教育普及思想。对于适龄儿童的教育普及，一般采用正规教育的方式;对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则采用业余教育的方式，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新劳动者。与大众文化普及相适应，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新中国掀起了文字改革运动。通过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人民群众掌握文化知识的难度降低了。

普及初等教育和成人扫盲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任务之一，新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小学生在学数量也从1949年的2，400万，增长到1965年的11，000万，增长了将近五倍。文化知识的普及，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合格建设者。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导密切相关，也为改革开放后我国义务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国后，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新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不可否认，“大跃进”之后理性、遵循规律的扫盲运动被打断，“扫盲跃进”开始出现。1958年，18省市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在北京举行，国家扫盲运动的负责人陈毅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的文盲完全可以在五至七年之内扫除掉，要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以过去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的战斗精神来开展扫盲工作。[15]在此之后，“大跃进”运动中扫盲工作的蛮干风、瞎指挥风、浮夸风盛行一时，各地提出的扫盲计划也愈来愈超前，有的地方要求一年甚至几十天消灭文盲。在扫盲教育的活动组织中，由于把扫盲当作政治任务，有的领导干部为了完成任务指标，强制群众参加学习活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有的老百姓只好不得已报名学习，他们不以识字学文化为乐事，“反而觉得是很重的负担，导致请人代替、旷课、早退、装病，隐匿逃避等纪律组织松懈，学习情绪低的现象”。[16]这种强制性的学习，显然达不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20世纪50年代，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我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了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后，能够顺利实现人的现代化，即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要面临的历史课题。建国后以扫盲运动、文字改革为代表的大众教育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作为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对这一运动极为关注，运动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必须承认改革开放前在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全部人口中识字率为60% －70%，农村青年文盲率在70年代也上升了。[17]中国的教育普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显然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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