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种族政治和女性的赋权：中国女作家的想象性写作（1905—1948）

颜海平

季剑青 译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15021）

中国革命的幽灵是如何从1840年鸦片战争及随后帝国主义侵略的数十年混乱的时期中产生的，这个问题学者和历史学家已经讨论了很久。及至1900年，包括沙俄和日本在内的西方强权，已经在中国18个行省中的16个中建立了势力范围：这一事实触目惊心。对生活在中国这一土地上的人们来说，“成为现代”的迫切要求，从危急时局中浮现出来。1911年辛亥革命让人们看到了这种挑战的巨大程度，但是并没有产生可行的解决方案。当国土被生生瓜分时，20世纪初的作家描绘了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创痛深巨的中国，并以失败、屈辱和可能是注定面临灭顶之灾命运的身体化意象来表现它①。瓦尔特·本雅明对现代历史作为“一片废墟”和现代人性作为“一堆碎片”的描绘，同样能用在这里，其事实上的准确性一如其在社会心理上的召唤力。

于是，在现代中国女性的写作中，以令人震惊的频率出现垂死和死亡身体的形象，就不是纯属偶然的了。它们既标示出中国社会的物质条件，也示意着这些女性批判性想象的特殊视域。秋瑾对死于战斗的女兵的呼唤，庐隐对死于洪水的大批逃难者的描绘，萧红对中国乡村饿殍遍野的农民的再现，只是最显而易见的几个例子。一直被文学史家归为“闺秀女子”以表现超验的“母爱”为特色的作家冰心，把在平静的日常困苦磨难和四处蔓延的战火中未成年儿童（特别是女孩）的死亡，带入她的写作中。众多此类作品中的虚构形象或新闻报道中的场景，伴随着这些女性对她们相知相识的真实人物的记忆，如私人的朋友、文学上的志同道合者、政治上的同志，以及生活中的伴侣被她们呈现出来。丁玲的《死之歌》——一部自传式的散文作品——可以被解读为对一个她及其同时代女性生活于其中的混乱失序的世界的描绘。丁玲详细描绘了她关于父亲葬礼的最初记忆，这葬礼示意了中国士大夫家族制度的解体，之后她总结道：“在我有一点朦胧知识的时候，我对死，就有很深的印象。死是这样可怕的啊！整个幼年，我就是跟着在死的边缘上挣扎的母亲生活的。”[1]

丁玲“在死的边缘上”度过的不仅有她的童年，还有她随后的时光。放眼望去，在这一时段，许多女作家和艺术家英年早逝。秋瑾32岁时死于绍兴，那是清廷统治的最后几年；她的诗《致徐小淑绝命词》[2]是对她自己死亡预先的哀悼。石评梅26岁时在北平死于肺炎，她所编辑的颇有影响的《蔷薇周刊》戛然而止。庐隐34岁时在日军战火下的上海死于过度劳累和身心俱竭。《血与火》——她撰写的有关抗战的小说，同时也是最后一部重要小说，只写了一半[3]。而萧红，在战乱流离中生下一个死胎后，只活了18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她在日军占领下的英属香港死于误诊手术，年仅31岁，当时她还在写一部回忆她出生地的重要的中篇小说《呼兰河传》[4]。如果说在20世纪的前30年，社会动乱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她们以及其他女性的生活，那么1937—1945年间的抗日战争就把她们每个人从她们原已摇摇欲坠的生活轨道上撕扯下来和劫持下来，抛入战乱，让她们全体都成为中国土地上的流亡者。“时代……已经在破坏中”，张爱玲在沦陷的上海写道，“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5]。对几十年中这些女性如同被剪刀切断或持续被打乱打碎的生活——她们留下了这么多写了一半的故事和没有完成的著作计划——的匆匆一瞥，会提醒我们停下来，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她们的生活、作品或毕生事业的界定性条件。只有当我们把这些毕生事业置于它们的物质语境——一个死亡特别是女性死亡变得司空见惯的时空环境——之中，我们甚至才能开始去接近探讨她们的毕生事业，其中体现的是人类为在历史的瓦砾碎片中生存下来而做出的奋斗挣扎，某种如秋瑾所说的浸润者“血与泪”的辗转跋涉。

一、“弱者”的性别

这个时代在现代中国的书写中常常有另外一种表述：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对广阔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论领域中的女性主义学者来说，“弱”与“强”的分类是有启发性的。在欧洲史语境中写作的学者，例如琼·司各特（Joan Scott）、玛格丽特·弗格森（Margaret Ferguson）和希多尼·史密斯（Sidonie Smith），已经以她们各自的方式指出，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一个新的、被性别化的女性的灵魂如何逐渐取代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神学的、无性的灵魂[6]。安妮·佛斯特-斯特灵、桑德拉·哈丁和邓尼斯·莱利等其他学者则描绘了这种“神学修正”如何将“自治的灵魂”推到一旁，同时发展出一种女性化暨性别化的有关自然（包括生理自然）的观念来取而代之。按照这种观念，人类认知和思考能力的“缺位”和“匮乏”被认为是这种被性别化了的“女性的灵魂”的“自然”属性和特征。作为这种“缺位匮乏”的体现，女性于是被打上了“主体之最底层”的标记，构成“天然弱者”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证据；而与此为映衬和前提，男性主体则被建构为“强者”，被赋予了“强者”的属性[7]。概括而言，“强壮的人”一词在欧洲语言特别是英语中，从17世纪以后才经常具有这样的含义，即这种人的身体力量或体力精力是其心智本质和道德品性的象征，这使得他有能力有理由去占有社会、政治、财政、军事和其他机制性的权力。反之亦然[8]。弗里德里希·尼采著名的（或者说声名狼藉的）关于“强者”与“弱者”内在韵律的图式，表现了被如此设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隐含的权力关系，这是一种“超善恶”的必然性：“当一个细胞把自己转变成一个更强壮细胞的某种机能，这是合乎道德的吗？它必须如此。当更强壮的细胞消化了较弱的细胞，这是邪恶的吗？……在想要把某些东西转化为自己的机能的强者那里，快乐和欲望相伴而生；在想要变成某种机能的弱者那里，快乐和被欲求的意愿相伴而生。”[9]这种将强弱二元对立作为现代主体构造之天然条件的界定性表述，揭示出的是某种社会结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性别化的生物政治和欲望构建的经济系统。“强者”归属于主动性的男性力量，其“本质”在于他把其他人消化为自己的机能，即为推动其作为主体的欲望扩张而服务的机能。“弱者”归属于被动的女性身体，其“天性”在于她对自身被欲求被消化而成为“强者”之机能的“意愿”。

当20世纪初现代欧洲的经典被大量、迅速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这种或隐或显地生物化、自然化了的政治观念（笔者简称其为生物政治）及其逻辑亦被引入了中国②。本文特别关注“弱者”一词的表达和意蕴，是如何具体地在现代中国女性文学中以各种比喻形式出现和再现，并如何同时成为现代中国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迟至2000年，北京出版的一份题为《中国女性文化》集刊的创刊号上，仍然登载了一系列处理以女性身体为载体的“弱者”问题的文章[10]。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的学者对“自我主体”和“他者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及其具体实施进行了批判性的解构，其中内在地包括了女性作为他者客体的“弱者”和男性作为自我主体的“强者”的二元对立，他们细致入微地揭示这二元对立的具体施展，是如何以法律法典、社会政策、文化规范和与现代民族国家历史建构运作相关的诸制度之组织原则等形式进行的。对其中一部分学者而言，由所谓“生物学”之进化论规定和必然化了的“生物属性”即“命运特征”的逻辑，是以“弱者之（女性化）性别”为内核的；而由此逻辑所构成的现代“身份政治”就是内在性别化的。因此，社会性别和社会有性状态及其特征的范畴，不仅在他们的认知政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而且成为终极关怀，譬如美国某些激进女权主义者以女性性别本身为德性起源和正义基点的理论阐述。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则探索这种“生物—命运”的不同社会维度和文化历史变奏，开拓了一种思路方法，在运用的同时又超越了社会性别与社会性征的既定范畴。珊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雅基·亚历山大（Jacqui Alexander）、利萨·洛（Lisa Lowe）以及许多其他学者致力于研究作为社会权力关系产物的性别后果与性征后果及其特殊性，以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性的后果和不同的跨越新旧地缘政治和生物政治边界的、看上去分隔离散的人类痛苦情景联系起来。他们所构想的“四分之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计划”，主张去面对并参与到“广大受多重压迫的女性”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中，她们的生存条件不仅被烙上了性别特征，还被烙上了人种、族（裔）性、阶级和国籍的人性类别等级特征③。

一些理论家对这些计划及其诉求前面的形容词“女性主义”的确切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些纲领和阐述似乎将如此之多重的人间痛苦和问题一并列举，既缺乏内在自洽的分析视角，又缺少“女性主义”的贴切焦点，尤其在逻辑上会导致对社会性别与社会性征范畴之中心地位的去中心化④。另外一些人，包括一些20世纪中国最主要的女作家，则对“女性主义”这一名词本身提出了疑问，因为它并不贴切适用于她们所认为的对她们作品和生活具有核心意义的人生内容，比如说去殖民化的抗争，或者对延续中的全球不平等秩序的多种形式的抵御。尽管已经有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对上述这些疑问给予了回应，但问题仍然存在，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和探讨。需要指出的是，那些“四分之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计划”唤起了一种意蕴宽广而深厚的关切，这种关切同时也是一个分析认知的引力重心，把那些本来在经验层面上毫无关联的作品和分散的议题聚拢为一个荟萃的星座。在这样的星座中，这种关切活跃延伸到现代历史中多种甚或所有形式的人类压迫。当这些计划把“弱质性别的问题”置于国家、族（裔）性、人种、阶级和殖民地问题的交叉点上进行分析时，它们就隐含了笔者所提出的“弱者的问题”的含义。对于中国女性的想象性写作和她们的实际生活，这一问题具有中心地位：她们的毕生劳作和文学书写，不仅描绘和型构出“弱质性别”的困境与作为“命运特征”的“生物属性”无法摆脱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范式性地示意出这种“命运属性”是如何被指派给现代历史上各种被边缘化、被剥削、被僭越、被戕害或被剥夺的人们，即所谓的“强者的牺牲品”的人们的，无论他们的实际生理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些描绘以它们无法化约的多种形式以及充满弹性和张力的丰富性，并未简单地把特定性别的问题隐喻化和一般化，成为通常所谓20世纪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左派政治之间“不愉快的联姻”的产物[11]。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人类存在境遇之潜在可能的想象性体现，无论在文字上还是生活中，指向并且实际上成就了一种革命的女性主义驱动，这种驱动作用于被多重权力关系铭刻的半殖民地中国语境中的“受多重压迫”的人们的人生斗争，推动了他们对生活条件和生存状态的变革诉求。

二、生物种族政治（Bio-ethnic Politics）和女性赋权的争取

这些女性渴望的正是对命运的改变。她们身处瞬息万变的历史关头，帝制正在解体，然而其种种习俗规范仍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现代力量”正处于上升势头，然而它们的意义还不明朗，对女性绝不是天然友好或者显然善意的。本文探讨的是，世纪之交的女性，在不知道什么能为她们打开自身生命存在的社会空间的方法和路径的情况下，是如何跨越她们在社会制度环境中的“天然位置”所设立的边界的。她们公开地建立了女性社团，创办了女性学堂和女性报刊，同时在国内外旅行，有些人足迹甚至遍至日本、美国、俄国和欧洲[12]。正如一位女作家1909年所观察到的：“自戊戌变政以来……[女子]辞其父母，渡重洋，越大海，以游学于欧美各国者，踵相接矣！”[13]陈撷芬，中国第二份女性刊物的创办者，1903年在《上海女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把这种越界行为视为塑造“现代中国女性”正在生成中的路径。陈撷芬反对“等待”社会变革，她写道：“尽心两个字，有无穷无尽的好处在里面，与等字恰恰是一反对。……这用心两个字，就是尽力两个字。”[14]

通过这些努力，这些大部分具有上层背景的女性，离开了她们庭院深处的闺房，成为四处旅行的作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政治鼓动者以及公共事务和妇女社会运动的组织者。秋瑾，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和社会革命的杰出人物，就属于这些早期女性，她们跨越边界的行动，为一种浮现中的中国女性主义想象提供了以女性为载体的社会基质和历史杠杆。当秋瑾在她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指出了这种女性“地位”的内涵是做“一世的囚徒”和“天下的奴隶”，并且对那些似乎“恬不知辱”地接受她们生活和人性安排的女性之“弱点”表达愤怒时[14]，另外一些人则以各自具体的方式探讨了那些迫使女性产生如此“弱点”的社会力量的运作，这些运作常常是隐秘不彰的。例如，1910年代另一位女性活动家张竹君，在她一篇关于女性“兴学”和“保险”的著名文章中“一一数”了“女子之悲苦及其危险”，然后做了如下的总结：

夫吾女子之险若此，岂天生女子必与以若是之厄境乎？抑吾人自造之者乎？推原其故，半由于男子之压制，半由于女子之放弃。……吾女子之构成此险者，厥有二原因：盖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能群。不知学，故志虑浅薄，无以周知天下之故；不能群，故痛痒不相关，平居既不能有乐群之益，猝有变故又不能为将伯之呼。[15]

张竹君在这里一方面公开号召女子们动员起来，另一方面又触及了女性生命中一个和现实压迫互为构成但又不仅是关于外在压迫的维度，及其两者互为构成的作用特征：所谓“吾人自造”，由“压制”方的压制之力和被压制方的“放弃”之效两方面构成；这种双重的过程，首先是通过压制把女性固定在某种社会地位上，从而铭刻为她们天然的生命性质的标记；她们由此被命名为在认知上、道德上和社会政治上“天生”的次等公民。换句话说，这种双重作用不仅制造被统治者，而且标志出“被统治者”，即“天然的弱者”。

几年以后，五四时期重要的女作家庐隐也触及了这种双重作用，她注意到“物竞天择”的达尔文式逻辑的社会运作和“优劣”“强弱”二元对立观念的生产两者之间的关联，并对此提出了质疑：

自从达尔文氏Darwin底种源论出世以后，“优胜劣败”就成为天演的公例；“弱肉强食”成为必然的趋势；而因此调一倡，人类底互相竞争，也就日盛一日，似乎不如此，就难得到淘汰的效果；没有淘汰底的效果，人种永没有改善底希望……从此以后……人生底价值，只不过是上场的傀儡，被动的机器罢了！[16]

庐隐认为，“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或者“弱肉强食”的历史必然，从人性上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自然”或“必然”。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种反向的逻辑，一种人为制造并通过社会性推动强加的力量，在运作中将被戕害的失败者定位为先天的劣者，把具有侵略性的优势者界定为天然的优越者。那些被侵犯、被僭用和被毁坏的活生生的身体，在承受、忍受如此暴力的同时，必须承受自身被铭刻、被判定为“弱者”的第二重暴力，而成为她们自己被强加的“先天”身份和“必然”命运之自然性即合理性的活见证。笔者把这种双重暴力的社会运作及其逻辑称为“生物种性政治”。换言之，一种认知性质的权力体制在这里运作着，它将那些“生活囚徒”和“天下奴隶”的女性的历史状态，同时界定为她们从来如此的自然存在和必然如此的固然属性的证明，她们社会性别化了的“生物性”，就此成为她们作为“弱性物种”或“弱性族类”的命运标志，成为被侵犯、被僭用和被损坏者的具体体现和意味深长的隐喻⑤。

“弱质性别及种类”的范畴和问题，在这些中国女性的书写中表现为一种对此类双重暴力的质疑和抗争，这种质疑和抗争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以女性为载体、杠杆和社会特征的“弱性物种”的争取赋权，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建构具有核心意义⑥。丁玲的中篇小说《新的信念》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例子，这篇写于1939年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被日军强奸的农村老婆婆。为了生存，老婆婆必须把她自己和她周围的村民从双重的暴力下挣脱出来，她必须面对把她定位为活生生的恐怖可耻之物的合法性认知权力体制。这样一种为生存而挣脱的过程，要求的不仅仅是“反过来书写”，也就是说，在那些“天然强者”身上刻上“可耻”的标记，这些“强者”把他们对不同民族、国家的掠夺宣布为人性自然和历史必然。她还必须让自己发生一种转变，从那种也被她自身内化了的生物种族性政治的逻辑中解放出来，这种逻辑强迫她把强奸犯的暴力痛苦地接受为“强者”的定义，把她“可怜的身体”铭刻成“弱者”的具体证明。一种关于“她的不幸”的羞耻感——其刻骨铭心的程度和其被拒绝承认的程度成正比——在那些离她最近的人——也就是她的儿子、家庭、村民——中间痛苦地滋生郁积，实际上是在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她整个生活世界的人事环境中间沉重地滋生郁积，示意着这种转变所涵盖的深度与广度。

作为“弱质性别”群体的核心特点，同时又以“弱质性别”群体为社会杠杆，这种转变的力量唤起“弱性物种”范式性赋权可能，其中蕴含的悖论性的紧张，正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核心及其想象的重心所在⑦。冰心下面这句深刻的悖论式的警句，以持久敏锐的活力，似乎说的就是她们的毕生事业：“我柔弱，所以我强韧。”

三、非真的蕴律：活遗产的场所和源泉

想象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并不构成具体现实的活跃的能量。然而考虑到人类生命离不开它，想象并不非得——实际上也不能——和纯粹的幻想混为一谈。毕竟虚构性的写作并不就是虚假性的产生。例如，丁玲的虚构作品就让我们想起人类劫难和社会破坏——特别是包括战争史上大批被强暴的女性——的实际存在。想象，作为看得见的物质身体和看不见的生命灵动的共同寓所，是这些女性成为潜在的能动力量的杠杆，它使她们可能成为转换性社会关系的场所和源泉。正如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所注意到的，那些否则就是“天然”的被动无力者的这样一种对赋权的坚韧争取——这些争取促进和推动了这种写作——在整个20世纪不同时刻都反复地出现在女性实际的生活中。她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拒绝把社会对于“弱质势性别”的规定和对“弱性物种”的设计作为她们的命运，努力从生物种性政治运作的双重暴力的势力场中生存下来，在喧嚣甚至狂暴的社会和社会运动中坚持和坚守着，怀着她们对时代的渴望而工作：在书斋中或者在街头，在戏剧舞台和电影屏幕上，在大学的报告厅中，在公共的论坛或会议上，同样也在监狱牢房、群众集会和武装暴动中[18]。作为社会性的个人和群体，她们为生存而做出的奋斗实际上正是探测未知水域和打开“正常情况下”不可能的可能性之通道的行动。

以“弱所以强”的文学形象出现，正是女性作者们开风气之先的公共性的表达本身。这些女性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包括1890年代维新派社会活动家，辛亥革命中的秋瑾和她的女性同道们，冰心、庐隐和其他1920年代运动中出现的“五四”女性，白薇和1920年代末北伐战场上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女兵，1930和1940年代抗日战争中的袁昌英、萧红和王莹，以及参与1920年代的文学运动和1930年后中国革命的丁玲。在整个中国现代女性社会运动和文学写作的历史中，在漫长的社会经济危机和解体、文明的崩溃和全球连锁暴力无止境的爆发中，被认定的被动无力者这种想象性的争取赋权的行为及其在现实生活中对应或回音，以一种对话的方式相互启示和激发，彼此互为基础。丁玲笔下那位被日军轮奸的老婆婆这样的虚构形象和她所获得的能动性的力量，就像这里讨论的其他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样，是叙述中国现代女性及其革命性想象的关键所在。这指向了一种被强暴者为生存而做出的开拓人性的奋斗及其巨大的遗产，这种奋斗，对其为生物种性逻辑所规定的“命运”构成了内在的挑战，并最终摧毁了它。

这种被动无力者对人性的开拓和赋权的争取，似乎是现代性“最隐秘的秘密”⑧之一。因为按照生物种性的逻辑和词汇，这一现象是无法衡量因而是无法存在的，而生物种性的逻辑和词汇，符合将一切分类命名的现代知识体系的形式规定。在现代时期的编年史和评论阐释史中，这一秘密常常被登记在册，同时又被删除⑨。人文艺术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例如那些从事戏剧演出和社会行为研究的学者，一直在重新演绎如梅洛—庞蒂及其他思想者的批判性遗产，同时主张把“体现”这一概念作为批判地考察文化和政治以及历史的关键词。例如，戏剧学者和理论家菲舍尔-里希特把这个概念置于显著地位，不是为了表达“给精神穿上衣服那样将其身体化，或给观念赋予具体形式或表现”的意思，而是在“把这两个世界（即精神和身体）连成一体的那个过程”的意义上运用它⑩。艺术演出和社会行为研究领域中杰出的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们，引人注目地把女性身体的观念放到了与其在戏剧舞台与日常场景中鲜活生动的表现的关系中，从而批判性地打开了其中铭刻、再现和运作的现实力量和象征含义[11]。如果从下面这样一个方法论上的主张开始，即如菲舍尔-里希特所指出的“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活动或产品……无论它是一种精神，还是观念，都不能脱离身体来设想它。它总是被体现的”[12]，人们就能而且也必须追寻这些女性实际生活的场景和事件，并且追溯着它们和她们的想象性写作的交会相遇，以及从那里生成并升腾的历史长空中的荟萃星座。

这种交会标示的，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特殊领域，它作为一种辩证运动在起作用。一方面，以想象性写作形式出现而并非实际存在——非真——的事物，在这里表现为能够赋予生命以形式的踪迹和这些踪迹召唤起的作家生活经历中女性身体实际存在的能动力。另一方面，这些作家的种种人生历程，在这里以这些终有一死的人们的想象性的构造表达而存在，这些想象构造是她们的虚构作品的核心活力，而在这些人死后，这些作品仍会在现实世界中留存下去。这些女作家虚构的，但将继续实际留存并进入21世纪的作品，她们当时赋予作品以生命来源而现在都消逝到过去之中的血肉之躯[13]，在相互联结或交汇中，孕育出一种非真的然而却不容否认的存在，它既生成了这样一个领域，又栖息于其中。就好像非真的蕴律一样，这种存在为探求这些女性的写作与生活的特定方式，指示了聚焦的场所：写作与人生在互为构成要素和转化过程中成形，从而充满想象力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人性。这样一种非真的蕴律，并不能完全通过语词中心和文本主导的方式去探寻。受到后现代理论的话词中心范式的限制——或是追随这种范式——一系列关于中国女作家的当代研究也专注于历史材料的话语维度，这种维度把这些女性及其写作着、生活着的身体边缘化了，从而无法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活跃的身体是如何实现不同的社会性驱动，是如何使得某些文化传统的创造性方案和实践成为可能的；这些方案和实践无法化约和通约为文本—话语材料证据，而总是在文本—话语间悠远回荡，挥之不去。话语中心的范式对符号学自身的强调就显示出了它的基本局限和内在极限，无论是其宣称把体现问题考虑在内的一些符号学版本中，还是只是在身体之上的领域运作的符号学的另一些变奏里；前者的批判有效性的代价是在实际分析过程中易于将活着的身体及其生命力边缘化，后者则易于绕过生活着的身体。如果不把中国现代女作家为了从她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中生存下来而再造生命的巨大变革（不进行这种变革她们就无法生活在这个时代）置于我们认知分析的焦点，我们就无法对她们的创造力和创作进行较为贴切的探讨。秋瑾的毕生事业，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语言文本主导的研究中，秋瑾常常被绕过去，因为与其他女作家相比，她发表的作品在量上显得薄弱。然而如果秋瑾被边缘化——更不用说被排除——的话，任何关于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研究都很难切题中肯。她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形成中的一股深邃变革的力量，当我们认识到她的写作是与她对自己身体的重新塑造既无法化约又无法分开的时候，她充满张力的内涵和意义就开始显现了。作为重新想象和建构中国现代女性及其特质的一个战场，这样一种重新塑造中的身体，对于身处世纪之交和现代世界中的女性为重新安置自身而做出的奋斗而言，既具有启示意义，又处于核心地位。她放开她被缠的双足，行走骑马，简直是把已经变形的骨骼回复到它们无法复原的形状，这种非文本的行为细节，提醒我们认真地——如果不是逐字逐句地——看待她说的关于她自己诗歌的话和选用的文字。她那些关于女性激进变革的诗篇中的词语，如她在1904年写道的：“半是血痕半泪痕。”[14]实际上，这里论述到的所有女作家的想象性写作，都强调“血与泪”，用它作为这种写作的资源，或者真正的、身体性的源泉。这种运用反复出现，让匆忙的人们停一停、静一静，聚气凝神，沉入感知，在沉思中摸索怎样去感受、触摸，看见其中涌动激发的东西，并且和它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是对我们以发表的文字形式所作的话语表达之局限的一种有益的暗示，更重要的是作为贯穿过去直到现在的一种回响，在我们自己的人性构成中不断运动和浮现。这种物质性实在的血和泪，在文字中无法看见，正如这些女性实际的、不同的身体在她们当时的作品和后来几十年多次的再版中无法看见一样。然而她们痛苦的力量在这些写下来的词语间挥之不去，正如在这些词语中起作用的和感受到的想象和驱动，唤起了那些曾经活过的身体和她们的生活道路，它们既出现又隐没于任何生活场景或历史剧情的成规性和大一统的霸权话语之中。

这种在场的不可见与不可见的在场之间的交叉点，乃是赋予我的研究主题以形式的场所和明确其范围所在。我在这里所考察的对象与更笼统意义上的后现代理论尝试不可化约，后者以尼采或海德格尔的方式，把“真实”与“非真”这“两面”的重合，建立在“真实”自身的形而上学或本体缺席的基础上，以此来颠覆这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相反，“非真”作为一个实践的理念和体现的范畴，是根植于充满了人类蕴律的特定历史现象之中，而非建立在西方形而上学的结构性问题的基础之上。它指向在人类生活中存在（因此就不是“缺席”的）但在物质和象征层面上却不被承认（因此就更近于“缺乏”的概念）的那些事物，在根本上牵涉到通过现代分类认知和政治体制来运作的权力关系的问题[15]。

汉娜·阿伦特曾经把“无法被分类的人”界定为“其工作既不适应现存秩序也没有引入可形成或导向未来分类系统的新类型的那种人”[18]。笔者愿以一种更加具有能动性的方式对她的要点进行修正。那些似乎不适应现存秩序和认知机制或者没有引入其他被承认制度的无法被分类的人，还能做更多的事情。他们能使某种迫切的要求得以诞生，要求去寻找和承认被否定的生命的潜在现实和转化形式的路径，把它们作为打开不同的认知视域和生命存在的源泉。他们作用于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开启我们自己，去迎受他们不可否定的非真存在。本文就是笔者作为那种无法被分类之生命蕴律的一个对话式的见证者和积极的迎受者而开启自己的一种方式。希望这种尝试可以表明，在20世纪及以来一个最为严峻和严酷的战场上，这种蕴律及其生命之域，让我们对于“现代”“女性”“中国”和“女性主义”还有“中国革命”这些词当时所意味的以及现在可能仍然意味的一切，获得了怎样程度的丰富了解，对关于它们的内涵和外延，能获得多么丰富无限的改变。

注释：

①史景迁（Jonathan Spencer）关于瞿秋白母亲自杀的描述，表明了这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沉默的痛苦能达到致命的程度：“她小心翼翼地刮下一盒火柴头上的磷，然后和着一杯酒吞了下去。”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New York：Penguin,1981年版。

②关于对这些翻译的学术阐释，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台北：业强出版社，1990年；Lydia Liu（刘禾）,Translingual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年版。

③Chandra Mohanty,Feminism without Border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M.Jacqui Alexander and Chandra Mohanty (eds&intros.). Feminism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Democratic Futures,New York：Routledge,1997;Lisa Lowe,Immigrant Act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对“多重压迫”（mutiple oppression）的阐述，也构成了美国有色妇女史研究中的女性主义遗产，并汇入更具国际化取向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计划”（Third World feminist projects）中。相关的经典著作包括bell hooks’Ain’t I a Woman，Boston：South End Press,1981年版；Audre Lorde，Sister Outside，Berkeley：The Corssing Press,1984年版；Margaret Anderson and Patricia Hill Collins(eds),Race,Class and Gender: An Anthology,Belmont， 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8年版。

④关于这个问题的有用的分析，参见Michiko Hase,“Student Resistance and Nationlism in the Classrooms：Reflections on Globalizing the Curriculum,”in Amie Macdonald&Susan Sanchez-Casal(eds).Twentieth First Century Feminist Classrooms:Pedagogie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年版。

⑤二战时期侵华日军杀戮了上百万中国人，把他们视为下等人，显示了这种逻辑是如何运作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从“疾病丛生、种族低下、顽固不化的十九世纪苦力”中选出“奴颜婢膝的中国人”加以论述，并视之为“黄祸”，也是同样逻辑的反映。见Evlyn Hu-Dehart(ed.&intros.),Across the Pacific,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8年版,第8页。Paul Gilroy提出的“种族科学”或“种族主义推理”的概念，让这类种族政治的认知基础显得明确具体了，见 The Black Atlantic,Cambridge MA：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年版。

⑥Irene Eber在她早期论文“Images of Oppressed Peoples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触及到了这个问题，见Merle Goldman(e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年版，第127—141页。

⑦这类主题出现在石评梅、陆晶清、陈学昭、沉樱、林徽因、罗鸿、罗书、冯铿以及许多其他女作家的作品中。

⑧这个短语出自Arif Dirlik,“Modernity as history,”in Social History,vol.27,no.1,January 2002。

⑨对限于语言的文化理论及其语言中心问题的批判，参见Henri Lefebvre (Donald Nicholson-Smith,trans.),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1991年版。

⑩ Erika Fisher-Lichte,“Embodiment-From Page to Stage：The Dramatic Figure,”2000 IFTR Conference paper。

[11]Elin Diamond,Unmaking Mimesis,New York：Routledge,1997年版；Judith Butler,Bodies That Matter,New York：Routledge，1993年版；Jill Dolan，The Feminist Spectato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年版。

[12]Erika Fisher-Lichte,“Embodiment.”对同一性和差异性主题的专书论述，参见她的The Dramatic Touch of Difference,Gunter Narr Verlag,1990年版.关于现象学范式的最近发展，见 Vivian Sobchack,Carnal Thoughts：Bodies,Embodiment and Moving Image Cultur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4年版。

[13]冰心是最后一个去世的，她逝世于1999年2月28日。

[14]原诗句为：“可怜一幅鲛绡帕，半是血痕半泪痕！”见《秋瑾集》，第89页。

[15]对“缺席”“失去”和“缺乏”等概念间区别的富于启发性的分析，参见Dominick LaCapra题为“Trauma,Absence,Loss”的 那 一 章 ，见 Writing Traumas，Writing Hist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年版,第4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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