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传记在中国

张晓青

（郑州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1）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不仅是奥地利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诗人、散文家，而且是世界著名的传记家，“和英国的斯特雷齐、法国的莫洛亚并称为世界三大传记作家”[1]。他一生共写了11部传记（不包括自传《昨日的世界》）、4部人物评传和一部历史特写集《历史的刹那间》。这些传记目前在中国国内都得到了介绍和传播。

1949年前，茨威格传记仅有少量译介。新中国成立后，茨威格传记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良好的开端、“文革”时期的零译介、20世纪80年代成为青少年励志书籍、90年代后在泛商品化裹挟下成为热销商品的不同待遇，这个过程集中折射了茨威格作品在中国的命运，也反映了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被传播、被接受的历程。对茨威格传记作品，包括人物评传和《历史的刹那间》在中国译介经历的考察，将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将加深对茨威格传记作品的进一步了解，进一步开拓中国的茨威格研究视域。

一

在中国，茨威格传记最早被翻译的是他的《罗曼·罗兰》，当时译名还是原文Roman Rolland，译者张定璜，译文连载在《莽原》19期至24期（1926年10月10日至12月25日）上[2]。它同时也是茨威格作品在中国的首译。《罗曼·罗兰》想必颇得读者的喜爱，两年后，即1928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人楩翻译的《萝蔓罗兰》[2]，它是茨威格传记作品在中国的第一部单行本。之后，1940年福建改进出版社出版了许天红翻译的《托尔斯太》[2]。

新中国成立之前，茨威格的传记作品成为中国译者的首选，被译介出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代译潮

1919—1949年是中国引入大量域外文学的非常时期。在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求新图强的格局下，大量西方思潮，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大量西方文化思想论著被译介到中国，形成了西学东渐之风，掀起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文学译介高潮。在翻译、介绍西方文论过程中，一批五四时期的作家、译者“已不满意初期的趣味性倾向，提出名著概念，强调引入切合现实的作品”[3]。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提出了“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3]的主张。茨威格是20世纪著名的德语作家之一，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盛誉，他的小说和名人传记受到众多读者的青睐，因“他写的传记最能表现他的文学天才”[4]，在他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传记中，他“则渗入更多的思想和分析，虽然读起来不那么轻松，但却给予了我们更多更深刻的思索”[5]。茨威格因为撰写一些名人传记“曾经名噪一时”[4]。因此，他于20世纪20年代被中国译者垂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茨威格传记最能代表茨威格的创作成就，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无疑矫枉了当时中国“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6]这一文学现象，也是胡适大力倡导传记文学并多次为传记文学大声疾呼的响应。

（二）名人崇拜

茨威格所写传记的传主大多是遐迩闻名的著名人士。该时期最早译介的《罗曼·罗兰》就是关于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传记。罗曼·罗兰因《约翰·克里斯朵夫》而闻名世界，他在20年代前已闻名华夏，是中国读者崇拜的对象。《托尔斯太》的传主是托尔斯泰。他是俄国文学泰斗，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自清末就开始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译介这两位文学巨擘的传记无疑可以让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他们的生平、思想以及他们的创作活动，是该时期中国译介外国文学理念的彰显：“注重译本在‘他者’文化中所起的拯救力量。”[3]因此，该时期译作的选择无疑是奔着这两个著名传主而来的，旨在让读者从他们的传记中得到启迪，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也就是从所译茨威格作品中获得正能量。

（三）读者审美

传记文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自司马迁之后，中国传统传记“总是千篇一律，人人死后，一律都是智仁皆备的完人”[6]。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这种中国传统文学的籓篱，追求个性和思想自由的中国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6]。在茨威格的传记中，茨威格以传神的手笔，借用小说的表现艺术手法，通过心理描写细微地刻画了传主形象及性格特征，尤其是他“精雕细刻地描画传主的肖像，特别是眼睛，像对托尔斯泰目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容的刻画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7]。他写的历史人物传记“融入更多的故事和情感，读来栩栩如生”[5]。在创作时，他“坚决反对粉红色的粉饰和黑色的诋毁，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7]。因此，他的传记和人物评传是建立在大量历史材料的基础上的。可以说，茨威格传记从历史科学性和艺术性上契合了中国当时胡适对传记文学提出的主张：“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6]所以，茨威格传记文学作品以独特的风格满足了中国读者对传记文学的审美需求，因此它们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文艺要服务于现实政治，要配合国家意识形态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的方针指导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活动也受到了高度重视。1949年前作品在中国已有译介的茨威格，新中国成立后，传记《巴尔扎克传》于1951年由海燕书店刊行。译者高名凯用繁体字写就的《译序》道出了出版该部传记的原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巴尔扎克）的作品都十分赞许。这样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应当是我们所必须精读的，他的生平应当是我们所必须知道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译序》中道出的“1950年8月18日是巴尔扎克的百年祭的纪念日”。翻译该部传记是为了纪念巴尔扎克这位文豪，这映照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占有明显的地位”[8]，要对文化名人的生平和著作做广泛的介绍这一文化背景，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一贯执行广泛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方针，有关部门积极组织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鼓励对外国文学的评论和研究”[10]的大背景。在此文化方针的影响下，该译本在读者中想必引起了广泛反响，于1954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以飨读者。

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译介无疑为茨威格传记在中国的译介开了一个好头。但在文化政策更迭频繁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文革”时期，在唯“政治标准”的方针下，国内外文学的翻译对象多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及少量欧、美国家的传统作品。因此，在只有那些具有批判力量的作品才能出版的前提下，茨威格的作品就鲜有与读者见面，其传记作品则出现了零译介。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重新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将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当作中国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参照的观念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在学习国外一切优秀文化的强烈愿望推动下，中国再次出现了西方著作评价、翻译的高潮。在此大潮中，茨威格的作品再次进入中国译介者的视野。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麦哲伦的功绩》，并把它纳入“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这无疑肯定了茨威格传记的价值，确立了茨威格及其传记作品在中国的地位。

该时期，茨威格所写传记相继被译介，有的被列入“文化生活译丛”等系列丛书中出版，茨威格传记进入在中国译介的复苏期。在这些译介作品中，茨威格为世界名人所写传记复译、再版为最多，这和当时中国国人所特有的人生趣味和审美需求相契合。中国人在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影响下，英雄主义的精神和行为滋养了他们的审美心理。在生活中，国人所特有的“英雄情结”促使他们需要伟人、英雄人物引领他们寻求奋斗的目标。因此，描写英雄和伟人的书籍是激励中国人励志、奋发图强的精神食粮。茨威格传记对文学家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和航海家麦哲伦等进行了翔实、传神的描写，这些英雄伟人的丰功伟绩能与中国读者的审美期待发生碰撞、产生对话，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因此，改革开放后，出版社出版茨威格传记伊始就把此举“看成是对社会，对青少年朋友的重大责任”[9]，希望它们可以“帮助读者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锤炼意志，陶冶心灵”[9]。此美好愿望不仅迎合了当时中国读者的审美心理，而且使茨威格的名人传记在“文革”后期成为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填补知识的荒原、励志奋发的书籍。以此，茨威格传记开启了它们在中国的新历程，并为茨威格传记作品在中国的持续升温乃至“热”打下了一个现实基础。

三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中国出现了文化转型。人们价值观念、文化态度等发生重大变化，在东西思潮交会、文学成为商品、大众文化思潮盛行的时代，茨威格所写传记被这些现象和思潮所裹挟，相继被列入系列丛书中复译、再版，茨威格作品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具体表现如下：

（一）面向青少年

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民族素质下降，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抬头是社会大厦精神支柱倾覆的不祥之兆”[10]。在此背景下，英雄传记因与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相融合而成为陶冶读者情操，为读者带来精神愉悦的首选读物。在“关心青少年”口号的推动下，茨威格传记被列入“英雄探险家卷”等丛书，被冠以“英雄交响乐”等字眼，被列入“国家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课外阅读推荐书目”，入选“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针对中学生及部分大专学生读者群，面向青少年出版、再版。199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的附属中学的校长在传记《麦哲伦》出版时为青少年题写的扉页勉语，不仅彰显了传记文学所具有的“巨大的教化作用”[6]，更是胡适的传记文学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的思想传承。早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胡适就曾比较了中国同西方教育之不同，发现后者的长处之一就是“传记文学特别发达”[6]。传记文学对传主在人物性格、形象、生活及传主所取得的成就方面生动详尽地描写，“便于后人效法英雄伟人”，便于形成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

（二）媚俗色彩

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消费性大众艺术的确立，使得文学的娱乐性、趣味性等功能被突出，严肃艺术和纯文学则被艳情小说、惊险小说、隐私文学等通俗艺术所排挤。与之相应的是，文化商人为了逐利，将各种文学作品进行“媚俗化”处理。对文学作品进行“性”“情”“艳”包装，使其具有所谓的“卖点”，“即使某些有深邃历史感和人性内涵的作品，也要借助‘性描写’的包装手段，去获得读者的欣赏趣味”[11]，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在此背景下，茨威格的两部为王室成员玛丽·斯图亚特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所立的传记迎来了其在中国被接受过程中一次被扭曲的热潮。

茨威格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一位和平主义者。传记是他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信念的有力载体。在创作时，他也是个严肃的作家。“他在写作前总是要进行极为艰巨的收集材料的工作，为了写《玛丽·安托瓦内特》，他甚至检查宫廷的每一份账单，以确定这位王后的花费。他在一部作品的初稿完成以后，总要进行反复的修改和删节，常常只剩下原来篇幅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6]作者创作时的严肃认真态度，作品中对两位女性悲剧人生的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描写以及作品所透出的历史内涵为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读者爱不释手。但这两个美丽的、权倾一时的女王却也为读者留下了关于女人、关于“性”“情”等的想象空间，女王的宫廷私生活、她们的情、她们的欲，能满足中国读者对欲望和感官享乐的需求。于是，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性包装”成了众多出版商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三）权欲包装

中国是有着悠久封建历史的国家，中国的文学作品也不乏对帝王将相的刻画与描写。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对帝王事迹的记载，到朱东润为明代首辅大学士张居正所立之《张居正大传》、林语堂对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著书立说之《武则天传》，再到二月河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这些众多皇帝、政治家纷繁复杂的情感生活和心路历程，尤其是他们宫廷中的权欲争斗形成了一个个历史的链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前结构和前理解，建构了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出版商人对文学作品进行“权”“欲”包装，以获得作品的商业价值。过分的影视画面刺激以及出版商的“权欲”的包装在为大众带来感官消遣与愉悦的同时，无疑也对读者进行了不恰当的引导，带来了大众审美行为的扭曲。

在茨威格传记中，他把众多的历史人物纳入笔下。其中有如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作家和诗人，有航海家麦哲伦、亚美利哥，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也有王室人物玛丽·安托瓦内特和玛丽·斯图亚特，更有政治权术家约瑟夫·富歇。出版商人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和玛丽·斯图亚特的传记加以“美丽与权欲”“情”“艳”的包装，使得读者对这两部传记的接受出现了偏差。茨威格笔下具有人性的两个女王形象变成了纵情、好色、争权夺利的王室代表。茨威格试图为“政治家类型学作出贡献”而写的《约瑟夫·富歇传》，自2006年始，突然成为文化商人的“猎物”，在中国内地大量出版，仅2006年一年，就有四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该传记。

尽管对经典作品进行“媚俗化”和“权欲”包装的现象只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坛复杂多变局面中的一种，并不能代表主导倾向，但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却也能使人们认识到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互为影响的复杂关系。茨威格一些传记所遭遇的这次扭曲的热潮，可以为认识这种关系提供一个说明。

茨威格传记自被译介进入中国以来所遭遇的曲折而又复杂的经历，既可以说明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被读者接受、吸收的多元化意义，也可以作为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映照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当然，这个进程仍在继续。在读者多元的、开放的理解和阐释过程中，茨威格传记也必将获得新的生命。

[1]鲍维娜.论茨威格情欲小说中的非理性激情[J].兰州大学学报.1998（2）:129.

[2]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4]司蒂芬·支魏格.巴尔扎克传[M].吴小如，高名凯译.上海：海燕书店刊行，1951.

[5]曹天健，何洛.通往心灵：茨威格其人其作[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6]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7]茨威格.三大师[M].申文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袁可嘉.欧美文学在中国[J].世界文学，1959，(9):86—88.

[9]斯蒂芬·茨威格.麦哲伦的功绩[M].范信龙，井勤荪，藏乐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10]茨威格.英雄交响乐：罗曼·罗兰传[M].姜其煌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11]李西建.重塑人性——大众审美中的人性的嬗变[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