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女”“问卜”与《离骚》主题再讨论

王 芬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求女”与“问卜”历来是《离骚》最难解的章节。屈原在此之前已经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背景、政治理想和现实处境。由此可以推知屈原“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的思想感情。在《离骚》中，以“叩阍”开始，屈原展开了“周流乎上下”的想象历程，他先是求“帝阍开关”，又求“宓妃”“有 ”和“二姚”，既而命灵氛吉占，巫咸降神。对“求女”与“问卜”的真意所指，历来研究者众说纷纭。

一、对“叩阍”意义的把握

关于“叩阍”的意义，学术界意见较为统一，大略即是屈原既疏之后依然希望得到楚怀王的支持，以使“美政”得以实施，然而终于由于在现实中受到种种阻碍而未能实现。如赵沛霖[1]认为，《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主要体现在两次重大的抉择中。即：在人生态度的抉择中，诗人否定了消极出世的道家人生态度，肯定并决心遵循积极入世的儒家人生态度，反映了诗人对于把握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远大理想，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生价值这个重大人生问题的艰苦探索；接踵而至的生死抉择则是一个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中的抉择，即诗人宁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放弃自己的远大理想，决不向黑暗现实妥协。赵先生认为：人生态度的抉择深刻反映了诗人彻底的理性精神，而生死抉择则集中表现了诗人崇高的道德精神。理性精神与道德精神的完美结合，构成了屈原精神和品格的基石。冯小禄[2]的观点基本上与赵先生相同。他认为在《离骚》的多元多层主题中，“忠君爱国”主题局限于政治层面，不能成为与屈原的原型性人格“清洁”相对应的原主题；据此，冯先生认为《离骚》的主题是“求索”。杨洪[3]则通过对《离骚》与《约伯记》主题的再比较，认为《约伯记》和《离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同者为约伯和屈原都怀揣着对人间绝对公义的执着追求；所异者为在这种追求遇阻之时，约伯最终为自己找到了现世的出口，屈原却只能以毁灭肉身来抵达精神的彼岸，希求在另一个精神天国中去实现自己的人间理想。概而言之，屈原《离骚》这首诗歌的主题，归结起来可以概述为：主要表现了诗人的忠贞爱国以及希望美政思想得以实现并为之反复求索的过程。

二、该如何理解“求女”与“问卜”

相比而言，对于“求女”的问题，学术界则历来众说纷纭。清代王邦采在《离骚汇订》“序言”中说：“洋洋焉洒洒焉，其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而《离骚》之尤难读者，在中间见帝、求女两段，必得其解，方不失之背谬侮亵，不流于奇幻，不入于淫靡。”[4]的确，关于《离骚》“求女”问题，自东汉王逸以来即产生歧义，至今仍未有定论。而“求女”又与“问卜”前后有所呼应与联系，因此对前者的理解又直接关乎后者。比如，当代学者金开诚先生即认为：“屈原的问卜之辞，也清楚表明他是问到九州去‘求女’是否能成。这充分说明，‘问卜’是要解决寻求伙伴的忧疑，是第二重‘主题’的‘变奏’。”[5]金开诚先生所说的“第二重‘主题’”，是“集结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扶持，共张声势”。他认为“求女”是求“志同道合的人”，由此推断“问卜”也是对该主题的“变奏”。这样的解释似乎解决了许多既有矛盾，但回到文本当中又有许多难通之处。鉴于对该问题的争议，本文在此主要就“求女”与“问卜”意义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由此所体现的《离骚》主题进行再论述。

关于“求女”的意义，历来有“求贤”说、“求君”说、“求贤妃”说、“求理想”说等主要观点，而尤以“求贤”说和“求君”说影响最大。前者王逸首创其说，他不仅认为“求女”为“博求众贤”，甚至连“叩阍”也是指“求贤不得，疾谗恶佞，将上诉天帝”。《文选》吕向注也认为“神女”乃“喻忠臣也”。今人以金开诚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叩阍”与“降神”表达“君臣遇合”问题，“求女”与“问卜”则表达“寻找伙伴”问题，这样《离骚》就出现了“两条主线”。而“求君”说肇自朱熹，他在《楚辞集注》中注“往观四荒”云：“将往观夫四荒绝远之国，庶向一遇到贤君。”又注“高丘无女”曰：“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6]清代王瑗《楚辞集解》亦云：“女，神女，盖比贤君也。”但从忠于文本的视角来看，“求君”说更具说服力。《离骚》全篇所表达的忧心烦乱或离别之痛，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君臣无法“相合”，这也是整篇文章所反复申明的主题；以屈原当时的政治处境和文本传达出的信息看，三次“求女”与“问卜”只可能是“求君”而不会是“求贤”。

首先要申明的前提，就是楚王能否以女子身份出现在屈原作品当中。洪兴祖补注“恐美人之迟暮”一条说得很清楚：“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迟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满深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7]王逸亦云：“美人，喻怀王也。”从紧接的下文“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来看，此处必是喻怀王无疑。因此，下文当中以“女”代指“贤君”当然是有可能的。

我们且仔细辨析屈原三次“求女”的过程。在求“宓妃”“有娀”和“二姚”之前，屈原设计了上下“求女”的基调。屈原先言“忽反顾而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既然高丘之上无女，那么“及重华而未落，相下女之可诒”。一高一下，并非如王逸所说的“上求明君，下索贤臣”，而是泛指“求女”之艰辛。在第一次“求女”当中，屈原原本满怀希望，却发现宓妃“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在《离骚》文本当中，提到“康娱”和“淫游”的地方多是批评古代荒淫的君王。比如“夏康娱而自纵”，结果“五子失乎家巷”，致使尊位不保；“羿淫游以佚畋兮”，其结果是“固流乱而鲜终”。因此，求“宓妃”的过程似乎是在暗示，即使是原本具有德行的君王，如果荒于游戏，也会使国家亡乱。我们知道，屈原曾极得怀王信任，怀王曾让他造为宪令，推行美政，这表明怀王在初期是任用贤能的，而且是“美政”的主导者和支持者，只是到后来“羌中道而改路”，任用佞人和奸臣才使原有的美政改弦易张。因此，屈原在诗中求“宓妃”的过程很可能就是对楚国当时政治现实的折射。再看第二次“求女”。此次作者所求者为“有娀之佚女”，“有娀氏”即殷契母简狄，《诗·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8]郑玄笺：“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可见，有娀氏是一位在历史上对殷商历史起着奠基性作用的女性。与“宓妃”康娱淫游不同，这次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行媒”。屈原“令鸩为媒”，而鸩带来的消息是“告余以不好”；又派“雄鸠”前去，屈原却担心其性“佻巧”，无法让人信任。屈原在前已言“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自比忠正高洁却不容于世，“鸩鸟”“雄鸠”必是与之相对的工巧善淫、周容追曲的“党人”。那么，屈原为什么要托“恶鸟”为媒呢？这需要结合屈原作《离骚》之时的处境来理解。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因上官大夫谗害，“王怒而疏屈”，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王逸亦在《章句》“序言”中说：“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衺，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现在学者一般也认为，屈原作《离骚》乃在被疏之时，屈原此时不被怀王见信，无由自达，也正是屈原所说的“欲自适而不可”。在这样的处境下，屈原只能托媒“众女”“党人”以求自己的“美政”得到怀王的支持。其实屈原也很清楚，这些人是无法依赖的，因为屈原明白：“众女嫉余之峨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但在自己已经不被楚怀王信任并被逐的情况下，屈原只能依靠怀王身边的近臣去传话，尽管这些人与屈原是道不同谋也不同，但要想实现自己的美政思想，还必须借助怀王身边近臣的力量。因此，这实在也是执着于美政思想的屈原在走投无路之下的无奈之举。如果像有的学者所说，“求女”乃求贤臣“以共事君”，那么在屈原当时“欲自适而不可”的处境下，这种尝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到这里，“求女”乃“求君”的轮廓已经逐渐清晰，屈原在第三次“求女”中更是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在最后一次“求女”，也即求“有虞之二姚”的过程中，屈原所遭遇的主要困难是“理弱而媒拙，恐导言之不固”。郭沫若先生认为，理乃“提亲人”[9]，它与“行媒”一样，亦是“两美相合”的中介。所谓“理弱而媒拙”，大略是屈原不得不寻求其他力量来为自己打破与楚王的嫌隙而努力，但是这些力量并不那么得力。屈原在先前曾充任“左徒”或者“三闾大夫”之职，“与王图议国事”、充当王驾先导，既在政治上拥有可观的职权，又深得楚王信任，然而忠信见疑，他必然要经过多次努力，以期使楚王再次信任，实施“美政”。这三次“求女”绝不是无意义的重复，而是屈原被疏之后依然反复争取的过程，而每次“求君”的过程又是富于变化的。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在于对象“康娱以淫游”，第二次失败在所托之人难以信任，而第三次失败却在于所托之人人微言轻，这既是屈原的想象，又无疑是对现实处境的真切反映。实际上，诗人三次“求女”中“欲自适而不可”，不得不托于“行媒”，已经表明在楚国国内寻求楚王的再次信任以实现政治理想已经没有太大可能。因此，屈原需要从现实中寻求超越，此时“灵氛”的吉占、“巫咸”的劝说，不正是从反面表明在楚国国内寻求贤君已不可能了吗？

由上文论述可知，不管是从文本出发，还是结合屈原生平，三次“求女”，则必是“求君”无疑，也即现实中屈原试图再次谋求怀王信任的写照。《离骚》所表达的愤懑之情或者离别忧愁，根本上是求贤君而不能的痛苦。前人论述“求女”为“求贤”，主要论据大略如下。比如王逸在《离骚序》中注“求女”时多次为“以女喻臣”“冀得同志”“与俱事君”“博求众贤”等，又说“宓妃佚女，以譬贤臣”，但是在屈原当时已经被楚王疏远，不得不托于“行媒”的情况下，他还如何为楚王寻求贤臣“与俱事君”呢？这一点金开诚先生也已谈到，很有道理。但是，金先生认为“求女”是“集结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扶持，共张声势”这一主题的“变奏”，然而这一观点，实际上又与屈原当时的政治处境互相矛盾。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矛盾，因为在屈原当时的政治处境下，“诗人要实现其理想，只能主要依靠楚王，所以诗中主要也是表现不得君王信任之‘忧’”[5]。此外，金先生论证这一结论的另一论据是诗人在听了巫咸诸神所作指示后的一段思想活动，其中屈原花大量笔墨写芳草变质的问题，如“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他认为此段与《离骚》上文“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一节相互呼应。游国恩先生与金开诚先生都认为此段指人才变质的问题，并推测屈原曾培养大量人才，希望他们与自己志同道合，但是最终都流于污浊。这固然是合理的猜测，但是，滋兰树蕙未必就不是意指自己“美政”的实施历程，而最终这些“美政”在国君和“党人”的影响下都变质了呢！因此，这种证据并不能作为论证“求女”意义的直接证据，况且它们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求女”的过程当中。另外，金先生还认为“叩阍”已经比喻一个无法见到的怀王，“求女”便不可能比喻追求贤君，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难道他想要撤掉楚怀王，换上一个他所挑选的贤君？”[9]这显然是把屈原忠君的思想扩大化了，而且没有注意到这是屈原通过想象对楚国现实的反映。

三、既已“问卜”，为何还要“降神”

实际上，关于向“灵氛”问卜的问题，争议丝毫不比“求女”少，争议的焦点在于“问卜”后为何还要“降神”，二者的区别在哪里？比如清代徐焕龙《楚辞洗髓》说：“巫咸，古神巫，术更胜于灵氛者……欲其决灵氛之占果当从否。”这种结论显然出于臆测，古人未见有言二者谁神力高下者。清人梅曾亮说：“灵氛劝其去而之他，巫咸则欲其留以求合。‘勉升降’二句是求合大旨。”[10]这一观点颇有人支持，因为它解决了“问卜”“降神”重复迭出的问题。但是回归文本这一观点却难以站得住脚，下面就此问题再作申述。

屈原“求女”失败之后，命灵氛为其占卜。我们且看灵氛占卜后的结论：“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又曰：“勉升降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学者一般认为，“两美必合”是指君臣相合，如果这样理解，那么无疑是灵氛劝告屈原去他地寻求明君。这样的解释恰好与下句相合，即“勉升降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既然在楚国忠信见疑，为何不“周流”寻找贤君呢？那些求贤的君主怎么会舍弃你呢？“问卜”既是对楚国难求贤君的回应，又为下文“巫咸”劝屈原“远逝”他地“求榘矱之所同”的铺垫。

事实正是如此，从文本可以看出，“巫咸”给屈原的建议是：“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王逸认为是：“言当自勉强上求明君，下索贤臣，与己合法度者，因与同志共为治也。”此解显然是调和“求君”与“求贤”说，终究难以让人信服。屈原的意义本来是明晰的，下文作者紧接着就列举了伊尹、傅说、吕望等大量贤臣遇明君而得举的例子，无疑也是在表达一种极为强烈的心理痛苦：像自己这样耿介中正的君子却无法得到君王的赏识。在理想的君臣关系中，“汤禹严而求合，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托夫行媒？”不仅有明君的信任与赏识，更不必托求小人。这与“求女”一节不得不托“媒”相见显然是密切呼应的。因此，“求四方贤君”的说法无疑是可信的。这里的“问卜”与“降神”，只是屈原在理想和想象中寻求超越的尝试。从中国传统的伦理角度分析，人处于天地之间，只有向上对得起天，向下对得起地，才能堂堂正正做人。因此，人在遇到困惑或难解之事时的通常做法，即先求助于天，再求助于地，以祈求天地的庇佑。因此，占卜和降神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求大地母亲给以指点的真实再现，正是屈原在《离骚》中反复申诉的“上下求索”的过程的真实体现和写照。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巫咸的卜辞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内心另一种声音呢？那么，“降神”中的“榘矱之所同”与“问卜”中的“两美必合”是一致的，都是求相合之君。

论证到这里，关于《离骚》想象部分的意义已经足够清楚了。“叩阍”的举措及三次“求女”的过程，乃是通过想象再现了现实中作者希望再次谋求楚王信任的艰难尝试，这一尝试却终于因为楚王非贤、“党人”阻碍和进言者人微言轻而失败。在这样的无奈情境下，屈原只能在理想和想象中“周流上下”、“远逝”他地来寻求武丁、文王、齐桓公这样的“哲王”。因此，“求女”的过程是对“问卜”与“降神”的铺垫。“求女”与“问卜”，本质上都是“求君”，而前者为现实的反映，后者则为理想的诉求。二者的一致性在文本中也有印证，比如在“问卜”与“降神”之后，屈原选择“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可见，“问卜”与“降神”的目的也是“求女”，也就是求得“相合”之君。这些想象的过程看似有所重复，而实际上具有清楚的逻辑，而且始终贯穿着“两美相合”的主线。《离骚》整体所表现的离别之痛，从根本上也是出于现实当中无法实现君臣“相合”的矛盾与痛苦。分析“求女”与“问卜”的内涵，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离骚》整篇作品的主旨，具有重要的意义。

[1]赵沛霖.两种人生观的抉择——关于《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9—64.

[2]冯小禄.《离骚》主题探原［J］.云梦学刊，2006，（1）：44—47.

[3]杨洪.公义的审判：《离骚》与《约伯记》主题再比较［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85—89.

[4]（清）王邦采.离骚汇订［M］.广雅书局，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

[5]金开诚.屈原辞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6]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本文所引《离骚》原文均出自本书，下文不一一标注。）

[8]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1996.

[9]郭沫若.历史人物［M］.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3.

[10]梅曾亮.古文辞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