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体叙事视角看《艰难时世》中的人物形象

吕　莉

《艰难时世》是一部连载小说，于1854年4月1日起直至8月12日发表于狄更斯自编的杂志《家常话》上。小说使《家常话》的发行量猛增一倍多，可见其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之大，影响之深，其取得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焦煤镇”的丑恶与恐怖，控诉夸夸其谈而实际上只谋私利的资本家，嘲弄典型的官僚主义思想。麦考莱称《艰难时世》为“忧伤的社会主义”，谢天振先生则认为称其为“激烈的无政府主义”更接近实质。[1]狄更斯是一个非常善于以人物身体来叙事的作家。“身体在我们对世界的解释、我们对社会身份的假设和我们对知识的获得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角色”[2]，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提出社会生活与人类身体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深刻的、本质的关系。[3]身体不是生理意义上的单纯存在，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意义的象征。当身体的概念和理论在20世纪发散为各类学科研究的方法时，尤其是美国学者丹尼尔·潘戴《叙事身体：建构身体叙事学》一书问世后，一种全新的身体叙事诗学成为文学、文化研究的热点。而狄更斯的小说有丑恶的身体、病态的身体、理想的身体、游离的身体等，共同构成了《艰难时世》中对英国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现实图景，是身体叙事的早期践行者。

一、身体视角的创作背景

英国的十九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宪章运动如火如荼，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剧。皮可克曾在《诗的四阶段》中声称这是一个讲求功利的时代，诗将趋于没落，最后衰亡。皮可克的眼光是敏锐而独到的，工业化浪潮在创造新文明的同时又产生出新的异化：一方面表现为人制造的机器不断侵占着人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表现为机器将人的身体改造为简单、重复和机械化的肉体机器，如《艰难时世》中称呼工人即为“人手”，突出人作为机器附庸的特性，而隐去了作为人的肉体与精神。大资本家靠赤裸裸的剥削不断地积聚更多的财富而狂热地追逐商品的价值，贫民为了生存又不得不讲求实用，贝尔纳悲愤地写到：“财富从来没有这样容易积累，悲惨景象从来没有这样普遍，而社会保障从来没有这样无能为力，烟尘污浊、单调和丑恶绝不是从前文明所能产生的。”[4]对城市生活现象及身心变化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的现实主义正是随着工业城市的兴起而诞生，唤起人类心灵的优美与高贵的诗此时让位于能反映更广阔社会面貌、更具有写实性的小说文体。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对此甚为不满，“已往作家的非常珍贵的作品(我所指的几乎就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已经被抛弃了，代替它们的是许多疯狂的小说。”[5]然而世界已经不可违拗地向着工业文明大步前行。对时代具有敏锐触感的作家们纷纷把笔触指向城市文明中的丑恶现实，揭露机器时代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控诉资本家的罪恶，为工人阶层的贫寒呐喊，对财富夸耀者进行讽刺。肖伯纳指出：“十九世纪伟大的皈依转变不是证明个人的罪恶，而是证明社会的罪恶。十九世纪前半期自以为是历来最伟大的时代，而后半期则发觉它是历来最邪恶的时期。前半期对中世纪鄙视而怜悯，认为中世纪野蛮、残酷、迷信和无知。后半期则认为除了恢复中世纪的信仰、艺术和人性外，人类没有任何希望。”[6]狄更斯的这一小说《艰难时世》正是这一时代脉搏的呈现，笔下的“焦煤镇”正是这场工业大革命下社会背景的一个缩影，无疑，从身体视角来叙述这一社会表征更具直观性和深刻性。一方面，狄更斯以各种丑恶的身体揭示这个时代的罪恶，而另一方面，又需要塑造美好的身体来找到人类的希望，构建英国的民族性格。对于后者，丹纳在《英国文学史》中评论狄更斯时说：“狄更斯的小说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行善和爱。他认为真正的欢乐蕴藏在内心的感情中。人的全部就是感情。把科学留给聪明人，把傲慢留给贵族，把奢侈留给富人。怜悯那些卑贱的穷人……相信人性、怜悯和宽恕是人们身上最美好的美德；相信亲密、豪爽、温情和眼泪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他认为只有一种人生活得最有价值，配得上被称为人：这种人当他想到他给予别人和别人给予他的好处的时候便会掉下眼泪。”[7]那个时代正需要这样的声音，一方面大胆地揭露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变，另一方面给人类留下生存和发展的希望。

二、《艰难时世》中人物身体视角的具体表现

英国文艺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在《读<艰难时世>札记》中曾说：“狄更斯在描述它的真理时，总是带有某些漫画的色彩。”并认为狄更斯的观点是“尖锐地、粗狂地表达出来的。”[8]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堪称是精致完美的，他对身体的描述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艰难时世》中的身体叙事按作者人道主义的善恶观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丑陋人物的身体

作为问题小说，《艰难时世》中对丑恶身体的叙述最具魅力，也集中体现着狄更斯对种种社会弊端的控诉。小说中控制着焦煤镇居民命运的资本家葛擂硬、庞得贝，怪诞的落寞贵族斯巴塞太太，酗酒、堕落、肮脏的斯梯芬的妻子，追逐利益而甘心为人所用的毕周等是突出代表。以葛擂硬为例来看丑陋人物的身体。葛擂硬先生是个五金批发商人，后来做了国会议员，他讲究实际，奉行“事实哲学”，扼杀儿童善于幻想的美好天性，逼迫女儿露薏莎嫁给比自己大三十岁的实业家庞得贝，强调“事实”原则结果却将儿子培养成了盗窃犯。作者对这个葛擂硬的描述是这样的：“正方形的食指”、“四四方方象一堵墙壁般的额头，他的眼睛找到了藏身之所，那就是两个为墙所遮蔽着的、宽绰深暗的窟窿”、“又宽又薄而又硬梆梆的嘴巴”、“无转弯余地的、枯燥的、专横的声音”、“一根根竖立在他那秃头的边缘，好象一排枞树，挡住了风，使它不致吹到那光溜溜的脑袋上来，而那秃头的外表布满了小疙瘩，象葡萄干馅儿饼上的硕皮，这颗脑袋似乎也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储藏那些生硬的事实”、“四四方方的外衣，四四方方的两腿，四四方方的肩膀。”刻板、机械和丑陋是读者对葛擂硬的最深的印象，同时这几个词也几乎成了他的代称。他将什么都归为数字和算术问题。作者对其讲究“事实”的教育理念给予了沉重抨击，如葛擂硬在向孩子们进行教育时，作者这样描述：“当他从上面已提到的那两个窟窿中向他们狠狠地冒出火星的时候，他活象一尊大炮，事实的火药已满满地塞到了炮口，一炮就要把这些孩子轰出了童年时期。他又象是一架通电的器具，装配了一种阴沉的、机械性的料剂，等那些嫩弱的、年幼的幻想被轰走了以后，他准备拿那种料剂来作它们的代替品。”这位控制着焦煤镇教育机构的先生所信奉的哲学是事实，注重实用，讲究功利性，不允许孩子有情感和想象，小说第一卷的第二章即命名为“扼杀天真”。而葛擂硬控制下的学校的老师麦却孔掐孩先生是“事实哲学”的忠实执行者，作者认为“他和其他的一百四十位小学教师，好象一只一只的钢琴腿一般，是同一时间内，同一工厂里，同一原则下，新近制造出来的。”儿童的纯真与善良的天性在工业化文明中窒息，教育沦为讲究实际、追求统一规格、批量生产的制造机器。就连作者也忍不住发出愤怒的声音，“当你接着准备用滚油把每一个罐子灌得要溢出来的时候，你可曾想到，准会把那躲在里面的强盗(名叫‘幻想’)给烫死——或者，有时候只是为了使他成为残废、成为畸形。”只允许事实存在的世界只能将儿童教育成残废和畸形，这都拜葛擂硬所赐。在小说中，葛擂硬貌似做了一件好事，即收养了孤儿西丝·朱浦，但看似善意的举动却隐藏着一颗罪恶之心，他的真实目的是要西丝照顾病重的妻子，并作为家中小孩的陪侍，同时企图好好管教这个浑身充满幻想的孩子以此证明自己所信奉的“事实哲学”的正确性。在此，葛擂硬丑陋的身体就是恶魔，以机械的现实生活替代想象的优美和快乐，以数字化的“科学”替代人文情感的熏陶，阻挡着儿童的成长和教育的发展，这个丑陋的四四方方的身体正是十九世纪英国众多资本家的浓缩精华版，是那个时代教育弊端的形象化说明。而英国民族的进步需要打败这个恶魔，所以在小说的结局，葛擂硬面对露薏莎的责备开始了自我反省与立场的转变，但作者并没有给他安排一个美丽的结局，对这样丑恶身体的救赎没有做出正面的肯定的描述，显然作者以特殊的方式提出了一种怀疑，这种丑陋的身体迫切需要得到拯救，表达出一种对“信心、希望与仁爱”的三种基督教美德的期望。

(二)病态的人物身体

焦煤镇有着的滚滚浓烟与黑色的河渠，生态被破坏，自然环境恶劣，而讲究实际、注重功利的生活原则又主宰着这个镇。在这样的环境中，健康的身体被污染，呈现出病态来。葛擂硬太太是小说中病态身体的突出体现，她“是一个矮小，瘦弱，脸色苍白，眼圈淡红，被披肩裹成一团，在精神和身体方面都非常衰弱的人；她时常吃补药而不见效，一旦她表现出有点活气的时候，又总是被那倒在她身上的沉重的事实压得头昏眼花”。她的病患成为了家人的累赘，甚至让丈夫感到厌恶，不得不违背本来意愿而收养被父亲抛弃的孤儿西丝·朱浦，她身体的羸弱与不堪重负甚至放弃思考的本能，在谈论西丝·朱浦是如何入学的问题时甚至直言：“啊，可怜我的身体！”身体的病弱导致权力与地位的丧失。在弥留之际，当露薏莎问询她感觉怎样时，她是这样回答的，“你想听听我怎样了吗，我亲爱的？居然有人想听听我怎样，真是新鲜事。我太不舒服了，露意莎。头昏脑晕得要死。”长期的主体缺失与被冷落和遗忘，使得本应平常的一次亲人关怀变成了新鲜事和一种奢求。在丈夫面前她是软弱而怯懦的，在儿女面前无法体现出作为的母亲的尊严，当露薏莎和小汤玛士“犯错”时也只能以病人的姿态希望得到他们的怜悯而少犯错，正如小说中所说：“象是一个随随便便制造成功的里面不够明亮的、小小的玻璃女人儿。”在对丈夫“事实哲学”的完全服从和执行中，她以为自己就能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获得丈夫的爱，但事实并非如此，丈夫并非因爱而娶她，“说真话，葛擂硬太太所掌握的‘事实’货色，一般说来是贫乏得可怜的；但是葛擂硬先生抬举她，和她结了婚，主要的是考虑了两个原因。第一，关于计算方面，她是令人满意的；而第二，她这个人绝对‘不胡思乱想’。所谓‘不胡思乱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幻想。”在智力上的平庸与对事物缺乏观察和认识，不愿动脑筋，又自甘处于幼稚状态，这种状态也正好迎合了丈夫的“事实哲学”，甚至因为女性主体意识的淡漠还充当了“事实”教育的帮凶，露意莎和小汤玛士的人生悲剧似乎也成了必然。

卡尔·梅宁格曾言：“疾病之诱因，部分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地则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来自他对待自己的方式……”[9]这与叔本华将疾病看成是出了问题的意志在身体上的表现的观点是一致的。葛擂硬太太“因为她意志薄弱，一向很少能够摆脱任何境遇，所以现在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也就没法再挣扎出来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愚蠢的身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谁表示出伤心，但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原谅。“终于从人类在那儿生活的、要挣扎而又无法挣扎出来的黑暗世界中得到了解脱，她面部象《圣经》中的贤人和族长那样，充满了使人敬畏的严肃表情。”对于一个一生都处于为他人所控制的愚蠢身体来说，丧失自我，失去女性文化场域，意志薄弱，生命的结束对她来说正是身体解脱束缚的开始，也是家庭成员摆脱累赘的开始，病态身体的消亡在小说的基督教救赎精神中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

(三)理想人物的身体

狄更斯所塑造的具有理想身体的人物形象，是作者正面思想的集中反映。在小说中，作为所塑造的理想人物无疑是西丝·朱浦、瑞茄、老实纯朴的斯梯芬·布拉克普儿以及得到救赎的露薏莎。以西丝·朱浦为例。西丝·朱浦是出生在马戏团，又被父亲抛弃的孤儿，后来为葛擂硬收养，帮助照顾病重的葛擂硬太太和家长的小孩。正是这个天真活泼的女孩西丝给刻板、冷冰冰的石屋带来了生机活力，俨然成了天使。她在小说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作为事实教育的反叛者，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希望

在奉行“事实教育”的学校里，西丝虽形单影只，但却是唯一美丽的人，她对问题的回答总是与学校的要求相悖，但却是最纯朴善良的人。“这个女孩子的眼睛是黑黑的，头发的颜色是黑黑的，当阳光照着她的时候，她似乎能从其中吸取那较深而较有光彩的色素。”葛擂硬对她的改造没有成功，小说第一卷第九章“西丝的进步”具有着深刻的反讽意义，强加给西丝的痛苦的现实生活并没有按照葛擂硬先生的预想改变，反而让她变得更加顽强，独立，对一切事物有她自己的判断和清醒的认识。

2.对葛擂硬太太的影响

葛擂硬太太在弥留之际，对露薏莎说：“我时常同西丝坐在一道，想到这东西，现在想不起它名字了。”西丝怀着一颗真挚的心照顾葛擂硬太太时，感化了“事实哲学”的冷酷无情，使葛擂硬太太对自己教育儿女的方式开始了自我反省，对她来说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3.对小女孩珍的影响

露薏莎出嫁后，在西丝陪伴下的珍变得与众不同，借露薏莎的视角看看珍的不同之处吧。露薏莎“认为她自己的脸色从没有象妹妹的那样好，那样有光彩；她看到她妹妹脸上跟房里另外一个女孩子脸上的温柔的表情是相似的。那是张甜蜜蜜的脸，眼睛表示出对别人深信不疑，那一头丰盛的黑发，把脸蛋儿衬得越发苍自，而并不是由于服侍病人，同情病人所致。”而这一点使“露意莎心中不免有一点愤懑之感。”和西丝在一起，珍不是冷酷和毫无生气的，而是容光焕发的。

4.对露薏莎的救赎

当她发觉露意莎由于不幸的婚姻，快要跌进灭亡的深渊时，她给了露意莎有力的支持，帮着她从困境里挣扎出来，回归人性中的美好品质。作者不禁发出由衷的赞美：“由于她光明磊落的深情天真可爱，由于她往日的忠诚精神溢于言表，这一度被抛弃的女孩子发出一种美丽的光辉照亮对方心中的黑暗。”使露意莎“跪在床上，抱住这江湖艺人的女儿，用几乎是崇拜的神情仰望着她。”随后，是西丝勇敢地站出来，要求詹姆斯·赫德豪士离开露薏莎，帮助她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而在玩世不恭的贵族公子赫德豪士的眼中，西丝也是如此的美丽：“穿得朴朴素素，非常文静，非常标致。……僻符烛光打量了她，觉得她比刚才得到的第一个印象还要漂亮。她的脸又天真又年轻，表情非常可爱。”

5.对贫苦人民的安慰作用

西丝在庞得贝通缉斯梯芬的时候，每天晚上到忧心如焚的瑞茄家里去，给了她以莫大的精神抚慰，瑞茄感激地说：“是你给了我希望和力量”，“我真感觉到你的心眼儿太好了。”作者还安排西丝在和瑞茄去郊外散步时发现掉进矿井的斯梯芬，让银行盗窃案真相大白。西丝像冲破黑暗的一缕曙光，对于生活在罪恶时代的贫苦人民来说具有莫大的安慰作用。

6.促使了葛擂硬的转变

在这方面，西丝的影响虽是间接的，但葛擂硬的转变是露薏莎的大胆责备和汤姆的罪行所导致，而帮助露薏莎走出厄运的阴影，帮助汤姆逃走的正是西丝。从事实教育走出来的汤姆最终犯下盗窃银行的罪行和汤姆的逃跑同样具有象征性寓意，前者映证和预示着事实教育的失败，后者则证明着被“事实”所扼杀的人性具有着强大的力量与永恒的生命。西丝以仁爱战胜了邪恶。

有的学者将其与《小杜丽》中的“小杜丽”、《老古玩店》中的“小耐尔”称为“小圣母”或是“小母亲”，思想成熟、温柔、和善，保持一颗圣洁纯真的心灵，具有圣洁性和神圣性。[10]命运给了西丝不幸，但种种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改变她身上的美好品质，贫寒、孤苦不是错，更不是衍生罪恶的理由，狄更斯赋予了西丝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基督教的救赎思想，让她历经苦难，拯救他人。

(四)游离身体的人物

所谓游离身体，指的是无所依附，被悬置的身体。小说中，小汤玛士和詹姆斯·赫德豪士都是出生于富贵之家，但都缺乏精神信仰，内心空虚，玩世不恭，颓废，是迷失在社会变革时期一个角落里的灵魂。小汤玛士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所接受的教育是“事实哲学”的规范原则，讲究实际，在家中觉得窒息的时候迫切地想要游离于这个冷冰冰的石屋之外，于是不顾露薏莎的感受，怂恿露薏莎嫁给庞得贝，为的是在庞得贝的银行谋职。在生活中，一味地向深爱他的姐姐索取，而一旦索取没有得到满足就走上了盗窃之路，设计陷害刚刚丢了工作的斯梯芬，并开始憎恨姐姐，作者也忍不住叫他“狗崽子”。最终为避免牢狱之灾，被迫离乡背井，完全游离于他所熟悉的世界之外。贵族子弟詹姆斯·赫德豪士是国会议员的弟弟，仪表堂堂，风流俏皮，同时对身边所有的事都感到厌倦，玩世不恭，在对露薏莎的狂热追求中失败，离开焦煤镇就成了他最终的结局。在《艰难时世》中，小汤玛士和赫德豪士不是故事中的主角，始终游离于故事之外，信仰的缺乏使他们成为了被厌弃的人物，成为了小说中被悬置的身体。

三、身体视角与作者的身份认同

在叙事学理论中，经典叙事学常常忽视文本外的真实作者，认为作者的身体是“缺场”或是被符号所掩盖的，然而作者的身体是作家进行创作时的首要的肉体媒介，其性别、种族、阶级身份、病痛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意识形态都将对文本叙事产生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拉康的镜像理论也说明了人类自我身份的认同首先是对自己身体的认同。林恩·恩特林曾言：“身体既是意义的承载者，同时也是语言的代理，是表征、物质性和行动碰撞的所在。”[11]狄更斯是一个情感细腻，思想丰富的作家，对自我身体及外部环境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通过对身体的精湛描述来告知读者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至于文本中这个人物的名字、种族、阶级身份等却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如《艰难时世》中斯梯芬的妻子。“他不忌讳并且很善于把自己的一切和他周围的一切写入他的作品，所以他所塑造的人物大多都有比较明确的原型，他所写的环境也多有迹可寻。”[1]其对身体的描绘与思想的表达是平等和高度统一的，他有一句名言：“可以断定，思想和身体一样，稍有过度的安逸，便会如染瘟病。”(《巴纳比· 拉奇》)在狄更斯进行人物形象塑造时至少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自我身份认同：

(一)画家，擅长临摹的天赋果

狄更斯对伦敦街头的临摹让许多英国人感受到了诗意化的亲切，也总能让人回想起那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焦煤镇、四四方方的葛擂硬先生、自谦得咄咄逼人的庞得贝先生。狄更斯对人物的塑造总是能惟妙惟肖，“狄更斯首先淋漓尽致地描绘人物的肖像；有时先描绘其服饰，后描绘其面貌，而更经常的是描绘其服饰及举止风采。当狄更斯描绘得满意时，就能如见其人，如闻其声。”[12]一名出色的小说家总是具备超强的语言描述能力，通过语言在读者头脑中勾勒出小说人物的形象。法国评论家丹纳说到：“狄更斯身上有一种画家的气质——而且是英国画家的气质。从来没有人能够象他那样准确而又详细地并且充满精力地把一幅图画的各个部分和色调勾画出来。”[7]肖伯纳在对《艰难时世》中人物进行评论时也指出，“《艰难时世》中的斯巴塞太太在表达她自己时，自始至终都很怪诞，即使让伦勃朗给这种类型的真正妇女画幅肖像，也不会更加逼真。”[6]如同画家绘画一样的语言临摹天赋是狄更斯以身体视角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演员，追求戏剧的可视效果

狄更斯具有浓厚的演员气质，早期的梦想就是做一名专业的演员，晚年也曾因这一愿望未能如愿而无比遗憾，但他的戏剧天才却被用来了创造小说人物，并使他们大部分有一种奇特的戏剧味。在《匹克威客传》大获成功后，狄更斯也曾创作过一部两幕滑稽剧《奇怪的绅士》、一部两幕喜剧《乡村俏妇》、一部独幕剧《她是他的老婆吗》，后来也出演过由自己小说改编的剧本，“他完全像他虚构的人物那样生活，以致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本性写到了他们身上，因此，我们从大不相同的角色身上都能看到他的一部分性格。他不遗余力地将这些角色写得滑稽可笑，又令人生厌，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活力就是他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他戏剧性性格的源泉。”[1]演员的气质与戏剧性性格使狄更斯更愿意根据读者的喜好来改变人物的性格，莫洛亚在《狄更斯评传》就曾对狄更斯人物形象塑造中这一问题加以详细的论述。而这一特性为狄更斯的小说在后来搬上戏剧和影视舞台提供了极其便利的可改造因素，也使狄更斯至今仍鲜活于世界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三)职业朗诵者，做自己虚构的人物

狄更斯是一位优秀的朗诵者，这为他带来了颇丰的经济收益，这始于一次为儿童医院募捐，他朗诵了《匹克威克》的一个片断，取得很大成功。此后，在财富诱惑与对荣誉渴望的双重驱使下，狄更斯将晚年的大部分精力用作朗诵自己的作品。在朗诵中，他获得了内心的极大满足。狄更斯曾说：“朗诵的声誉越来越高，我认为有必要比开始时搞得更好些。我把朗诵的片断全都背下来……我使幽默的段落更加幽默，我修正某些词汇的发音。我培养自持的能力。我终于成了左右形势的主人。”[13]他把每一次朗读当作独角戏剧表演，并发明了“速书”作为自己写的舞台说明，为狄更斯研究和后来的衍生戏剧、影视创作提供了鲜活的参照。朗诵不但让狄更斯正视叙述时作为作者的真实身体，也让他充分地考虑真实的读者，使他成为自己在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朗诵时，“他随心所欲地进行增删，上演他自己的剧本，观察新方法对观众的效果；他不时改变自己的朗诵方式去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或是增加悲剧的气氛，或是加强壮烈的主题；他毫无拘束地‘插科打诨’，紧紧抓住听众的心，使他们与他一起喜怒哀乐。”[1]在朗诵中，狄更斯为自己能成为笔下任何一个虚构的人物而感到无比自足，徜徉于真实的自我与虚构的自我当中而欣喜，在创作新作品时，他情不自禁地按照公开朗诵的目的来写作，真实作者的身体可以由朗诵者来呈现，也就意味着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头脑中直观地再现小说的每一个人物，并按自己的方式进行表演，这也是为什么狄更斯拥有众多喜爱他的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狄更斯主义者，做一个本我

狄更斯的墓碑上写着这样的话，“他是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毋庸置疑，狄更斯是一位同情弱者的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家，在他笔下受苦受难的下层人物有许多拥有美好的品质，但也不乏诸如斯梯芬的妻子那样的堕落者。《艰难时世》中，“他认为天性高于理性，心灵的直觉高于实证科学；他抨击以统计学、数字和事实为基础的教育；他用不幸和嘲笑来抨击实证科学和商业精神；他反对商人和贵族的傲慢、冷酷和自私；他指责工业市镇(煤烟和泥浆的市镇)把人的肉体束缚在人为的气氛中，把他们的思想禁锢在虚假之中。他找到穷苦的工匠、江湖艺人和一个孤儿。他用他们的常识、慷慨、灵巧、勇气和和蔼可亲来戳穿那些蔑视他们的有钱有势者的虚假的科学、虚假的欢乐和虚假的美德。他讽刺压迫人的社会，歌颂被压迫者的本性。”[7]但狄更斯除了满足于揭露他注意到的罪恶，宣扬基督的仁爱精神外，并未找到一条道路可以改变现状，他看到了工业文明中的种种弊端，却无意去做分析解剖，他要做的只是揭露与呈现，因为他不相信任何现存的统治形式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宣称：“但愿有个不存在任何主义的世界”，对崇拜国家政权者加以偶像化的一切东西，他都深恶痛绝，在他的著作中反复控诉这些“制度”，对议会极端蔑视与嘲讽，毫不留情地鞭笞那些掩盖自己责任的人，凡是他认为不合理的、丑陋的事物他都站起来加以痛斥，但他却不是改革家，也从不认可革命，小说中对宪章运动的批判即是证明。莫洛亚在《狄更斯评传》中说：“他仇恨旧制度，也仇恨某些新制度，但他却无法指出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们。他的政治思想是一种真诚的博爱思想，但却是消极的。应该废除债务监狱，应该废除济贫院，应该废除坏学校，可是用什么来代替它们呢？怎样养活穷人呢？按照什么计划建设好学校呢？狄更斯对这些一无所知。做个好人，也就够了。说到底，他对任何立法都感到厌恶，只相信狄更斯式的好人个人的乐善好施。”[13]这就是狄更斯复杂的内心世界，典型的“狄更斯主义者”，独一无二的本我。身体视角是文学、文化研究的热点，而对身体的描述却是小说家自觉与不自觉的创作方式。《艰难时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以英国十九世纪中期的工业大革命的社会现实图景为背景，描绘出形形色色、众生百态，以身体叙事再现并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罪恶，狄更斯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使其成为身体叙事的早期践行者。

[1]谢天振编著.深插底层的笔触——狄更斯传[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上海分公司,1994年，p103、前言、p31、p138

[2]丹尼·卡拉瓦罗著，张卫东等译.文学理论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p96-97

[3] 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译.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p182

[4][英] 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1年

[5][英] 华兹华斯著，曹葆华译.抒情歌谣集(一八OO年版序言)[A].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册)[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年

[6][英] 肖伯纳著，艰难时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p 83、p88

[7][法] 丹纳著，英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p41-42、p35、p41

[8][英] 约翰·罗斯金，读《艰难时世》札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p33-34

[9][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p43

[10]龚好玲.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分析——从人物形象入手[J].咸宁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

[11] Lynn Enterline,The Rhetoric of the Body from Ovid to Shakspeare[M].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2000,p6

[12][英] 理查·豪恩.时代的精神[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p12

[13][法]安德烈·莫洛亚著，朱延生译.狄更斯评传[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p80、p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