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希伯来女先知形象及其政治寓意

刘淑青

(德州学院 历史系，山东 德州 253023)

16世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继位时，正值国内外天主教和新教势力斗争激烈之际，天主教势力极力颠覆英国新教，暗杀新教女王伊丽莎白的阴谋和叛乱频仍。在苏格兰女王、天主教徒玛丽·斯图亚特流亡到英国后，形势更加严峻。这种形势下，英国需要民族统一、王权巩固。但是，近代早期的英国，男尊女卑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当时的文化强调男女性别的自然差异，排斥妇女参与政治，伊丽莎白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面临着统治合法化的紧迫问题。此时的政治思想家发明了神意论和神佑观，伊丽莎白被神化为受命于上帝的女王，如同《旧约》中受命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女先知——底波拉，伊丽莎白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底波拉的故事被16世纪的英国人所熟知，她在上帝的帮助下，团结以色列人打败了异族的入侵。伊丽莎白女王底波拉化，其寓意在于证明女王授命于上帝，是废除玛丽的血腥统治、拯救英格兰人的女神，是女王统治合法化的一种策略。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底波拉形象在加强女王统治的同时，也挑战了她的个人权力，产生了君主与政治精英的关系问题，“强大女人(底波拉)的故事来表达了政治精英与另一个妇女(伊丽莎白)的政治关系”注A.N.Mclare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Queen and Commonwealth 1558-158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4.，它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一、女神形象树立的背景

伊丽莎白即位后，特别是在16世纪60年代后，天主教势力有死灰复燃之势。面对国内外天主教势力的疯狂反扑，英国新教政治精英希望伊丽莎白能够严厉镇压天主教。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女王对天主教的态度比较闪烁和模糊，激起政治精英的不满。

伊丽莎白在饱受屈辱和磨难后继承了英国王位。或许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血雨腥风，女王继位后，一直强调民族团结，“她想成为所有英国人的女王，而不仅仅是新教徒的女王。”注Carole Lev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Palgrave, 2002, p14.她希望把所有的贵族团结在一起，共同建设一个独立、强大、繁荣的英国，不受欧洲大陆天主教大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威胁。在玛丽统治时期，新教精英就已经把伊丽莎白看作是新教复兴的希望，早在她继位的前几个月，苏格兰新教神学家、长老派的创始人约翰·诺克斯就发表了《吹响向恶妇(玛丽女王)魔鬼统治开战的第一次号角》，新教精英对女王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因此，继位后的女王与新教精英在天主教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1568年，她的表亲、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逃亡到英格兰后，迅速成为英格兰国内外天主教势力暗杀伊丽莎白女王、复兴天主教的核心力量。玛丽是亨利八世的姐姐玛格丽特的孙女，根据惯例，她是伊丽莎白之后英格兰王位第一继承人。一些天主教徒甚至宣称，英格兰王位的继承者应该是玛丽，而非伊丽莎白，因为教皇从未承认亨利八世与凯萨琳(伊丽莎白的母亲)的婚姻，伊丽莎白被认为是私生子。因而被废黜王位的玛丽来到英格兰后，国内外天主教势力很快聚集在她的周围，玛丽作为核心策划、组织了多起暗杀伊丽莎白的阴谋。伊丽莎白在玛丽女王问题上的态度，成为人们判断女王对待天主教态度的试金石。但是女王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始终非常暧昧，一再拒绝严厉制裁玛丽。直到1570年夏，伊丽莎白仍然希望帮助玛丽恢复苏格兰女王的地位，积极与苏格兰进行协商。即便在伊丽莎白女王确信玛丽是暗杀自己计划的罪魁时，出于各种考虑，她仍不情愿处死玛丽，更不希望公开进行审判，这种态度激起政治精英和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在议会下院强烈要求立即处死玛丽的提议下，女王只是处死了诺福克公爵。1572年夏，随着圣巴塞洛缪大屠杀，英国新教政治精英的不满和担忧更加强烈。如果伊丽莎白女王被暗杀，就像莫里在苏格兰被暗杀、科利尼在法国遭暗杀一样，那么宗教战争也会席卷英格兰。16世纪70-80年代，英格兰境内的天主教阴谋更加频繁。1584年，《忠诚盟约》的签署反映了新教英国民族的深深担忧。第一条要求所有的签名者都要忠诚女王，追捕、消灭企图暗杀女王者。第二条，盟约要求签名者发誓，一旦女王的生命受到威胁，不仅禁止暗杀者继承王位，而且签约者必须以任何必要的方式对阴谋者进行诛杀。尽管盟约中没有提到玛丽女王的名字，但是人们都知道这是针对她的，有学者称：“这是一项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是民族团结、效忠女王的强大证据。”[注]De Lloyd J. Guth and Jhon W. McKenna. Tudor rule and revolution: essays for G. R. Elton from his American frien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18.盟约被抄写多份，发往全国各地，鼓励更多人加入。《忠诚盟约》作为提案在下院提出，由于该提案直接针对玛丽，女王不予批准，该提案被搁置。

大臣沃尔辛厄姆和布林格要求公开审判玛丽，但是女王不希望前女王接受审判和处决，她希望暗中处决玛丽。[注]Carole Lev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Palgrave, 2002, p99.经过再三犹豫，女王任命一个委员会审判玛丽，但是在审判开始的前天，女王下令，委员可以进行审理，但是他们不能宣判。议会也强烈要求处死玛丽，但是女王一再推迟死刑令的签署。直到1586年，发生了巴宾顿阴谋，玛丽的忠诚拥护者巴宾顿企图串通玛丽，暗杀女王。该事件最终使女王签署了处死玛丽的令状，玛丽在1587年2月7日被处决。伊丽莎白女王在新教政治精英的巨大压力下，在大臣和议会的再三敦促后，才签署处决玛丽的令状，这实际上公开表达了她在玛丽问题上的犹豫、暧昧态度。

女王现实主义的宗教政策，引起了政治精英对女王及其政府宗教倾向的高度怀疑和激烈抨击。随着女王统治中后期政治气氛的日趋紧张，女王的行为越来越被解读为亲天主教的证据。1571年的议会辩论中，一名发言人抨击女王的宗教政策，攻击枢密院大臣不彻底的宗教改革。他甚至暗示，正是女王本人使英国的新教地位受到了威胁，并且攻击大臣不是执行上帝意志，而是一味顺从女王。女王底波拉女神形象正是在英国新教和王权急需巩固，而女王在天主教问题上的保守态度激起新教精英不满和忧虑的氛围下塑造的。

二、女神形象保证女性统治者的合法性

女王继承英国王位，引起了女性是否可以进行国家统治的激烈争论。当时人们认为女性统治国家是恐怖的，[注]John Morrill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udor & Stuart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34.因而把女王神化为上帝派来“统治英格兰的底波拉”，女王被赋予了的神性特征，神授王权是当时人民顺从女王的最强大工具，是当时文化背景下女性国家统治者合法化的策略，同时也是盲目爱国主义的体现。底波拉的传说在当时的英格兰广为流传，伊丽莎白就像旧约中的底波拉一样，被称作是上帝的侍女、以色列的母亲，“关于女王和人民之间亲密关系的宣传，构成了女王统治时期的显著特征。”[注]Carole Lev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Palgrave, 2002, p18.这样，女王的女神形象实现了宗教与王权的整合，缔造了一个强大的专制王权。

首先，鉴于当时的文化观念特别是性别歧视的观念，女神形象成为女性国家统治者统治合法化的策略。最高统治权的概念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提出的，但是它是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最高统治者是男性。人文主义者复兴了古典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女性缺少理性、判断和谨慎，因而缺少政治能力。根据当时的观念，女性国王没有行使神父或者先知的权力。人们对女性国王的统治深感不安，认为这是危险的，“掌握控制权的妇女颠倒了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注]A.N.Mclare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Queen and Commonwealth 1558-158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6.

简言之，近代早期的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妇女被认为天生智力不足、缺少政治能力，前女王玛丽一世统治的失败加强了此观点，最高统治权成为男性的专利。在欧洲性别与王位的关系早已成为争论的焦点，妇女本质上缺少政治才能，这是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系统分析政治生活的推论和起点。伦敦主教诺克斯指出，妇女掌握最高统治权“是对良好秩序、公平和正义的颠覆”[注]A.N.Mclare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Queen and Commonwealth 1558-158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3.。在这样的社会中，神意论和神佑观就成了女王作为专制王权持有者合法化的强大手段。

其次，女王历经磨难而幸存的传奇经历，为其被神化提供了良好基础。女王在玛丽统治时期的磨难和坚忍品格，加强了她作为新教女神的威望。女王从亨利八世在位时就开始的屈辱和磨难，以及她克服千难万险最终登基为王的传奇经历，为其女神形象的塑造和神意论提供了极好素材和坚实基础。该时期，出现了一股神佑女王的文化，女王的经历被神意化，涌现出很多女王在上帝帮助下，面对死亡威胁所表现出的超凡勇气的故事，女王成功逃脱恶魔的传说不断出现在编年史和史书中，并且在每年的女王登基日上，牧师都要在一些布道中渲染女王在上帝庇佑下的传奇经历。不仅在宫廷贵族的文化中，而且在大众文化中女王的这种神佑传奇也被传颂。每年的女王登基日前几周，伦敦的街头艺人都会在吟唱女王的传奇故事。[注]Susan Doran and Thomas S.Freeman (eds.). The myth of Elizabeth.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45.年复一年，教会精英和都在反复赞颂女王在逆境中的坚定信仰。1585年，牛津大学神学家约翰?普赖姆把女王幸免于难的经历解释为上帝的庇佑，上帝让她成为“底波拉，播洒公平、正义，使光荣的英格兰成为基督教王国的宝石。”[注]Susan Doran and Thomas S.Freeman (eds.). The myth of Elizabeth.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45.1587年，肯特郡庆祝女王登基日上，牧师艾萨克·寇弗说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女王继位是上帝最伟大的杰作。”[注]Susan Doran and Thomas S.Freeman (eds.). The myth of Elizabeth.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45.牧师经常把女王比作旧约中的女神——朱迪思、以斯帖，特别是底波拉。在1600-1602年连续3年的女王登基日庆典上，牧师都把女王比作大卫、约书亚、赫齐卡亚，就像大卫杀死了戈利亚斯，女王征服了教皇；就像约书亚祈祷书为她赢得了以色列救星的称号，女王为英格兰赢得了和平与祥和，正如赫齐卡亚取代了崇拜偶像的哈斯的王位，女王迅速废除偶像崇拜和弥撒。女王的地位被抬高到旧约中的大卫、约书亚希西家同等的地位。女王性别上的文化劣势因为神意化而得以弥补，她被解释为上帝派来保护英格兰的女神。

再次，女王即位后的经历也被神意化，神佑论广为流传。虽然女王的宗教政策令新教徒不满和失望，但是女王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她是众多天主教阴谋和叛乱的攻击目标，并且在一系列暗杀和篡位的阴谋中幸存下来。这种传奇经历极大提高了她作为新教女神的威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教皇势力把女王提到新教偶像的地位，以教皇为核心的国内外天主教势力不仅没有推翻女王，反而加强了女王的威望和地位。

女王即位后，作为天主教势力受害者而死里逃生，被看作是神佑的有力证明。1562年女王从严重的天花疾患中意外康复，被赞颂为神意的体现。[注]Susan Doran and Thomas S.Freeman (eds.). The myth of Elizabeth.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51.在教皇、西班牙、耶稣会士、本国天主教徒、叛乱者策划的一个又一个的阴谋中，女王一再成功逃脱，这些事件都加强了她的传奇色彩，巩固了她的神佑地位。它们与伊丽莎白在玛丽时期表现出殉道者的非凡勇气一起，加强了女王作为反对异教徒勇士的名声。1569年北部叛乱被平息后，出现了感谢上帝保护女王、成功挫败威斯特摩兰和诺森伯兰伯爵的潮流，在当时的文化中，女王成为了真正的新教女王——朱迪丝和底波拉，从而大大加强了英国君主和新教之间的联系。女王即位后的每一次天主教阴谋和叛乱都会产生新一轮的神佑女王的布道和歌谣。1584年罗克莫顿阴谋后，一歌谣把女王比作受到神佑的伊斯雷尔的三个孩子。两年后托马斯·戴伦埃挫败巴宾顿阴谋，这被人们解释成上帝保护英格兰、庇佑女王的神意行为。几乎每次危机的解除，都被牧师解释为神佑女王的结果。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天主教势力策划的阴谋就会得逞。甚至当时人们认为，女王的统治一直由上帝在庇佑。女王幸免于难，不管是对她肉体的攻击，还是颠覆其王位的政治阴谋，都被一一挫败，这些本身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佐证。一些人甚至认为，女王被神圣的光环所笼罩，谋杀者根本不能伤害到她。

最后，英国君主的神圣不可侵犯被看作是英吉利民族上帝选民地位的证明，女王神佑论是爱国主义的体现。1601年埃塞克斯叛乱前夕，一本祈祷书提到，女王多次逃脱暗杀阴谋，说明了这么一个事实：上帝爱这个王国(英格兰)，“英格兰比所有我们临近国家的居民都更多地得到上帝的眷顾。”[注]Susan Doran and Thomas S.Freeman (eds.). The myth of Elizabeth.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52.牧师在女王登基日的庆典活动中宣称，是上帝帮助女王挫败了敌人，保护了人民。在暗杀阴谋频仍的形势下，女王每一次成功逃脱死亡的能力都增强了爱国忠君的盲目自豪感。其中，英格兰军队于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更加强了女王神佑的观点。战斗胜利后，民族危难的崩溃感让位于民族自豪感，民谣、小册子、著作都把英格兰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归于上帝的帮助，这次胜利被解释成上帝眷顾英国和女王的标志，“英国险胜敌人，这是上帝对女王的眷顾。女王是第二个太阳，她的光芒驱散了天主教愚昧和错误的阴霾。”[注]Susan Doran and Thomas S.Freeman (eds.). The myth of Elizabeth.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53.甚至有人把西班牙舰船被驱散乃至沉没，以及英国以弱胜强打败飞利浦二世的庞大舰队，比作是牧羊人大卫杀死的巨人。简言之，西班牙舰队被打败后，英格兰出现的布道、著作都把此与圣经故事做相应的类比，该事件被神意化了。在这次事件中，女王的性别不再是缺陷，而是财富，它凸显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打败的超自然特征，在彰显上帝伟大的同时，也加强了女王神佑观。

女王及其政府也强调女王统治英格兰，是天意或曰上帝的旨意和安排，旨在加强女王的统治。女王和近臣深知神授君主观的宣传价值，在上院的第一次演讲中，她称自己是“上帝的创造物”[注]A.N.Mclare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Queen and Commonwealth 1558-158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1.。1576年议会结束时，她把英国正享受到的特殊礼遇，不是归于她的美德，而是万能的上帝，自己只不过是“上帝的侍女”[注]Susan Doran and Thomas S.Freeman (eds.). The myth of Elizabeth.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45.。在1601年著名的黄金演讲《为建立一个强大的英格兰而做出卓越的贡献》中，女王宣布，她是上帝的工具，“拯救臣民免于耻辱、羞辱、臭名，不受敌人的奴役、暴政和压迫。”[注]T.E.Hartley (ed.).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iii, 1593-1603. Leicester, 1995, p295.女王统治时期，新教热情、浓厚的爱国主义与反教权热情融合在一起，创造了女王底波拉的形象。同时，伊丽莎白的统治被解释成上帝对选民厚爱的体现，女王成为英吉利民族选民地位的符号。

三、女神形象对女王的批评

通过研究发现，女王本人的宗教倾向与底波拉形象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由于女王本身宗教倾向的模棱两可，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女王的女神形象貌似赞美，实则是批评和劝诫，它旨在敦促女王效仿古代基督教国王底波拉，忠实履行上帝赋予的使命。同时，基督教女神形象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加强君主权力的同时，也消弱了君主的个人权力，它实际上是混合君主政体理论的表达，真正用意在于敦促女王效仿底波拉接受男性政治精英的辅佐。

首先，底波拉形象的背后是政治精英对女性国王权力进行约束、实行混合君主政体的诉求。底波拉形象和神意论在加强君主权威的同时，也增加了女王统治时期的政治紧张。因为旧约中的底波拉，是上帝统治以色列的工具，她本人很少进行直接的权力控制。因而从某种角度上看，底波拉形象是政治精英基于对女性认识上的偏见而创造出来的，旨在弥补女性所谓的政治天赋上的缺陷，防止其成为独裁者。他们希望女王效仿底波拉，忠实履行作为上帝工具的职责，接受政治精英的建议和影响，建立混合君主政体。一些激进的新教政治家甚至认为，对女王的忠诚取决于她是否真正扮演了底波拉的角色，声言人民忠诚女王的条件性，当时的政治思想家约翰·艾尔默提议，如果女王已经接受那些忠诚信仰上帝的男性的建议，那么人们就应该效忠女王。”[注]A.N.Mclare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Queen and Commonwealth 1558-158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69.言外之意，如果女王不听取政治精英的建议，那么就得不到人民的效忠。正如底波拉是上帝为保护以色列民族免受异族奴役而创造的一个工具，同样，人们认为伊丽莎白是上帝为拯救新教英格兰而创造出来的工具，女王本身不应该对英格兰实施直接控制。这样，底波拉与女王的类比在加强王权的同时，也挑战了女王作为君主的个人权力，表达了一种新型的政治认同和君主权力的观念。在这种政治认同理论下，上帝通过先知表达意志，女王只是执行上帝意志的工具，而在当时的文化中，解释上帝意志是男性的专利，因而这种理论表达了政治精英与女王共治的思想。

政治精英以底波拉作为参照，要求女王抛弃个人意志，扮演上帝工具的角色，是对女王个人权力的极大约束。当然，这一切都源于性别歧视的观念。从古到今，妇女都被认为缺少政治才能，作为君主的妇女，其统治自然是危险的。出于对女性政治才能的本能歧视，以底波拉形象作为参照，政治精英要求女王效仿底波拉，遵从上帝，抛弃个人偏好，否则就是背离底波拉角色，背弃上帝，从而丧失统治合法化的基础和人民的效忠与服从。伦敦主教艾尔默指出，女王应该像底波拉一样进行统治，完全依靠上帝的恩泽，作为上帝的工具，接受统治精英的建议和监督。[注]A.N.Mclare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Queen and Commonwealth 1558-158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6.底波拉的形象，实际上提出了政治共同体的观念，反映了政治精英与女王共治的政治诉求。底波拉的形象，使一些男性精英以先知自居，以解释上帝意志为名，实则左右女王的政策，“男性臣民不断地向她提出建议，甚至施加压力。”[注]Carole Lev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Palgrave, 2002, p46.甚至有人指出，只有当伊丽莎白抛弃个人意志，作为上帝的工具时，她才是最神圣的。[注]A.N.Mclare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Queen and Commonwealth 1558-158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5.由于性别歧视思想，人们认为女性本质上缺少政治才能，最高统治权应该由男性掌握，女性国王只有在男性先知或者官员的辅佐下，才能弥补女性治国而产生的危险。这实际上提出了女王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女王统治时期的牧师常常以先知自居，教导女王忠实履行新教国家统治者的义务，履行上帝意志，弥补女性本身的缺陷。

其次，底波拉形象是特殊场合下爱国主义和反教权情的膨胀，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劝诫和批评。底波拉形象一方面是女王统治合法化的策略，同时也是政治精英劝诫权利合法化的一种方式。

把女王称颂为英格兰的底波拉，主要是在女王登基日的庆典活动上。从某种角度看，这是特殊场合下的产物，与其说是对女王的赞美，倒不如说是对女王的劝诫更准确一些。它是教会精英对女王进行劝导的一种策略，这些牧师不是在赞颂女王的成就，而是在描述一套理想，旨在劝导女王以底波拉女王为榜样，维护英格兰的新教地位，打击天主教势力，拯救英格兰人免受外族的欺凌。教会精英把女王比作底波拉，是希望女王能够效仿底波拉，按照上帝的意志，尽到一个新教国家女王应该尽到的义务，打击教皇势力，保护英国新教。他们在女王登基日上对女王的溢美之词，实际上是对现实中的女王宗教外交政策的批评。一些牧师对女王不坚定的新教立场提出了严重警告，他们认为，女王能够继承王位，是因为她废除偶像崇拜、建立了真正教会，作为褒奖，上帝让她统治英国。但是上帝的宠爱是有条件的、暂时的，他随时都可能会取消这种恩赐，玛丽就是一个先例。他们认为，伊丽莎白的统治，英格兰面临着再次受到罗马教权奴役的严峻问题。实际上，这是对女王不明朗的宗教外交政策的无情鞭挞。早在1565年，大臣贝萨就说，“最近发生在英格兰天主教事件说明……教权可能会卷土重来。”[注]A.N.Mclare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Queen and Commonwealth 1558-158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5.

女王的宗教政策也遭到了世俗精英的抨击。随着女王统治中后期，国内政治气氛的日趋紧张，女王的宗教政策受到日趋强烈的攻击。到16世纪90年代，女王没有要履行清除天主教势力、履行新教国王义务的迹象，她作为人民灵魂拯救者的威信日益下降，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女王基督教女神神话的流行程度。甚至在女王死后，女神传说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这本身充分说明了，底波拉形象更多地是一种劝诫和批评策略，表达的是政治精英对王室颂词与政治现实之间差距的不满。

四、结论

从某种角度看，女王底波拉形象的塑造反映了自女王继位到1585年期间的政治文化的演变，一种准共和的政治文化诞生了。欧洲宗教改革后，新教促成了人类精神平等观念的产生，至少是在男性之间。[注]参考Margo Todd, Christian humanism and the puritan social order, Ideas in context, Cambridge, 1987.爱德华和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宗教改革家描绘出一个新的基督徒社会蓝图，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是兄弟的社会”[注]Werner O.Packull, ‘the image of the “Common Man” in the Early Pamphelets of the Reformation (1520-1525)’, Historical Reflections 12, no.2 (1985), pp.253-77.，社会各方面出现了改革。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这种基督徒精神上人人平等的思想被吸收进英国的政治思想中，产生了一种政治神学理论。在这种理论下，国王和政治精英的关系几乎接近平等。这种政治神学为抛弃以封建等级制为基础的中世纪君主论，以国王和政治精英平等的君主论取而代之提供了可能。底波拉形象其实就是这种政治神学理论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