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迁季节》: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危机及艰难探索

吴晓丽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北迁季节》是苏丹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塔依卜·萨利赫的中篇小说。《北迁季节》讲述了一个以穆斯塔法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和以故事的叙述者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用不同的方式探索家国出路的故事，不仅反映了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危机，也从侧面反映了对家国危机的使命感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而他们对于家国出路的探索艰难困苦，不仅自身面临思想危机，在实际的环境中很多理想也难于实现，是以穆斯塔法的激烈的方式报复西方，还是像叙述者一样倦怠甚至内化西方殖民精神，两代知识分子的探索对独立后的殖民主义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一 激进的一代

“穆斯塔法是个深沉的人。”［1］从一开始，叙述者就隐隐感觉到，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看起来六十几岁的穆斯塔法并不简单，他费尽心思想要知道穆斯塔法的人生轨迹，但是穆斯塔法三缄其口，不愿多谈。在一个农学会的晚上，穆斯塔法喝醉了，吟唱了一首英文诗歌，之后叙述者问起，在极力否认之后，只有坦诚自己的过去。

坦白说，叙述者对于穆斯塔法的过去是有所怀疑的，因为穆斯塔法的经历实在是叹为观止。先是自己选择上了殖民者的学校，并在学校里如鱼得水，被认为是天才，甚至是“完美的非洲人”。很多人对叙述者表示出他们对穆斯塔法的崇拜之情，所有人都似乎以穆斯塔法为荣，不仅有他以前的同学，还有他去了英国以后的那些西方人们。在那样的时代，谁能想象一个来自东方的他者，能在西方殖民者所创办的学校里把英文说得像老师教的一样呢，最后还留学英国。

这样的人，在殖民地是传奇，当然也一定会受到殖民者的喜欢，因为在殖民者眼里，穆斯塔法接受的是殖民者的教育理念，但让他们更为惊讶的是，这个不爱笑的，温顺的学生会在伦敦闹出那么大的事，有四个姑娘为他自杀了，而他自己把他的第一任妻子琼妮·莫里斯给杀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自己选择来到伦敦，他是抱着报复的心态来的，他扬言自己是入侵者，要用自己的阳具征服西方，给西方殖民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出乎他的意料，西方殖民者们，在法庭上却对他诸多维护，穆斯塔法是想有一个英雄式的结局，那就是作为征服者，光荣的死去，但是最后他发现，自己连死都要求不了，到头来还是要被他所痛恨的殖民者保护，甚至于活下去。

以穆斯塔法为代表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用他激烈的行径妄图报复西方，他以为只有学习西方知识就能戴上象征权力的“裹头布”，他知道“英语是飞黄腾达的钥匙”，［1］他甚至说道:“我已掌握了谈话的缰绳，宛如驾驭一匹听话的马驹，我一提缰绳它就停步。”［1］他以为掌握了语言和知识，他就得到了反抗西方的武器，掌握了话语权，但是却没有料到，知识的权力本质。在福柯看来:“我们必须承认:权力制造知识，她们密不可分。若不建立一个知识场，就不可能出现与之相应的权力关系。若不预设权力关系，也不会产生任何知识。”［2］这就是说穆斯塔法所接受的教育是与西方的权力关系体系是一致的，是为了这种权力体制的维持而生产出来的，并为西方的权力体制服务，可怜的穆斯塔法无形之中也就陷入了这种权力关系网之中。即便自己在法庭上表示要用‘极刑’来结果自己‘虚幻’的一生，但是他们“拒绝采纳穆斯塔法本人自愿采取的决定。”［1］根据福柯的论述:“权利和知识在话语中是相互连接的”［3］重要的不是穆斯塔法说什么，而是他们那些西方人说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话语霸权”。学习了那么多的知识，却仍然掌握不了话语权的东方知识分子无疑是可悲的。话语权不在自己手中，学再多的知识，也是在别人的权力体系下做一个复制知识的“机械人”，这样的报复无疑像穆斯塔法说的一样是“虚幻”和不切实际的。

穆斯塔法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的现状给了他自己以启示，重要的不是抢夺话语权，重要的是获得说话的机会。“赛义德让东方人争取的是说话的权力，而不是话语中的霸权。”［4］学习知识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抢夺话语权，而是为了让自己有说话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别人给不了，只有靠自己努力，这时穆斯塔法意识到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这样说话的机会，是自己应该带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真正争取的东西。也就印证了赛义德的论述:“其实，我所问的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问题:人如何诉说真理?什么真理?为了何人?在何地?”［5］

北方在本文中一直是西方的代表，穆斯塔法在向北迁移的季节里，激烈的报复西方，俨然忘了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思考，这无疑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思想危机。文中曾多次提到，年幼的穆斯塔法经常思考，自己母亲“脸上有一种类似面纱的东西。我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1］通过通读全文可知，这里的面纱其实指的就是民族主义的面纱，穆斯塔法认识不到本族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到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心中只有报复，忘记了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家国重任。当他在法庭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后，他幡然醒悟，家国的出路在于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的强大，回归到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中去，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争取说话的机会与权力。

二 迷惘的一代

小说中的叙述者也是一个从西方归来的洋学生，在伦敦学过七年的文学。当他回到村子，他马上被村子里的人们包围了，他们问东问西，叙述者甚至感到他与他的村子里的人们之间有一层雾挡着，他不厌其烦地对村子里的人解释着，并告诉他们，欧洲人也和本地人是一样的。他在村子里“敷衍塞责地与村民相处，不喜欢也不憎恶。”［1］

相较于穆斯塔法，叙述者并没有用很极端的方式来反抗殖民，甚至他很享受，他接受了一份教育部的工作，为新生政府所工作。穆斯塔法死后，叙述者脑中一直不断地出现穆斯塔法的话，他的故事，他的想法，他的丰功伟绩。诚然，穆斯塔法的出现给了叙述者更多的空间来反思自己，甚至于反思自己的国家。但是，叙述者一直在逃避作为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所要承担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使命，作为一名苏丹人，他有义务也有责任让自己的国家独立民主富强。但是在接受了那么多年的西方教育后，他开始安于现状，甚至对独立后的腐败政权没有任何的批驳，当他的朋友迈哈竹卜在用极为严厉的词语攻击新的殖民政府居然用了一百万的钱开了一个完全与教育无关的会的时候，他的关注点则是他爱的人哈萨那，并认为村里的人都自私与无情。叙述者尝试各种途径试图证明穆斯塔法故事的真实性，甚至几度想摆脱脑中不断出现的穆斯塔法的声音或是想法。对于穆斯塔法的做法，他在心里是抵触的，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完美的非洲英国人”会致使那么多的西方女性自杀甚至于穆斯塔法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对穆斯塔法的故事那么感兴趣。他同样不明白，为什么穆斯塔法会在自杀后把家交给他?别人不是更适合吗?例如祖父和迈哈竹卜，为什么偏偏是自己呢?

作为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作为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叙述者的思想危机是什么呢?相比于穆斯塔法叙述者的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殖民者走了，他的国家独立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每个人不是都盼望着殖民者的离开吗?但是叙述者没有意识到的是，新上任的来自他们民族内部的领袖们，过着与殖民统治者相同的生活。也就是法农所论述的“新殖民主义”即“民族资产阶级穿上了欧洲统治的旧鞋子。”［6］在欧洲的时候，穆斯塔法不断地征服女人，而且不断提到这是一千年前就有的疾病，这里的病毒，指的就是人们贪婪的内心。不论是东方和西方，权力会使人的欲望是变得无穷，这也就是殖民的最初动因。新上任的政府也逃脱不了这种“疾病”，这是穆斯塔法所预计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愿意当生产合作社的主席。因为这样的“新殖民主义”的道路是不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出路的。

以叙事者为代表的后一代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称之为迷惘的一代，他们学习过西方知识，感受过西方的强大，回到祖国，尽管对家国现状很迷茫，但是却仍然愿意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谋得一份安定的工作，甚至于对独立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没有任何的看法，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危机就在于，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内化了西方的殖民方式，逃避“新殖民主义”现实，否认自己肩上的家国重任。赛义德曾说过:“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5］这样的思想危机，对于刚刚独立的国家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知识分子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重任。正如赛义德所论述的:“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化、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因为这个行动涉及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5］

三 薪火相传

幸运地是，叙事者遇上了穆斯塔法，不管是自愿还是勉强，叙事者在穆斯塔法的引领下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叙述者从穆斯塔法家出来时看到:“那颗蓝光善良的大星星一定是启明星，黎明即将来临时的天空显得离地面特别近，晨光迷蒙中的村庄宛如在天地之间悬浮着一般”。［1］这时，叙述者已经意识到穆斯塔法的到来是要给他启迪的。

穆斯塔法在死后把自己的家交给了他，希望叙述者成为他家庭的守护者，不仅仅是这个小家，也指整个民族和国家。他意识到了叙述者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的迷惘与懈怠，所以用自己的故事甚至死亡给叙事者以警醒，警告叙事者承担自己的家国和重任。这是两代知识分子在寻找家国出路时的薪火相传，穆斯塔法用自身的实践，引领叙事者找到家国出路。穆斯塔法经常想:“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否全能是不可避免地呢?”［1］于是他就刻意把自己的密室钥匙给了叙事者，希望叙事者不要重蹈覆辙，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经过了逃避与思考，叙述者最终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逃避，他总是隐隐约约意识到什么，但是却不愿说出来，他也意识到自己对于国家的不负责任，开始自责和反思，不再把自己当成本民族中的“佼佼者”。他谦卑地对迈哈竹卜说:“取得成功的是你而不是我，因为你影响着国内的真正生活。”［1］穆斯塔法经常对叙事者说:“你爷爷是了解秘密的”。［1］这种秘密其实就是平平凡凡地生活。穆斯塔法不断地告诉叙事者，其实最重要的是自己本民族的生活，生存对于本民族来说十分重要，只有生存下去，才能获得说话和平等对话的机会。

哈萨那死后，叙事者把矛头指向了穆斯塔法，他把穆斯塔法称为敌人，但最后却看到了那个敌人就是自己，终于他意识到给哈萨那带来灭顶之灾的不是穆斯塔法，是他自己的逃避。离开穆斯塔法的密室后，叙事者脱光衣服跳下河，希望自己到达北岸，北岸是西方话语权的象征，他想像穆斯塔法一样“决心游到北岸”，但是在中间的时候两度感觉河底有东西拽他，让他无法前行，这就是家国重任对他的羁绊，起初，北岸是看不清楚的，但是最后他发现他可以看清楚北岸，就看清了殖民话语的霸权，于是他在尼罗河中心停了下来，就是在这时他真正明白了穆斯塔法的用意，家国的出路在于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的强大，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争取说话的机会与权力。

《北迁季节》是一部深刻的作品，作者通过设立两代知识分子的构架和强调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承继，对家国出路与知识分子对于家国出路的责任做出了探讨。通过穆斯塔法的引领，叙述者最终认识到:“现在我要做出决定了，我要选择生，我要活下去，因为我要尽可能的长久地和亲人们待在一起，我身上还负有应尽的责任。”［1］

［1］利赫，塔依卜.风流赛义德［M］.张甲民，陈中耀，译.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14－200.

［2］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篇［M］.北京:三联书店，2009:689.

［3］Said，Edward W.Orientalism［M］.New York:Random House，1978:3.

［4］王家传.赛义德后殖民理论对福柯和德里达理论的借鉴［J］.厦门大学学报，2001:79.

［5］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71－84.

［6］Mcleod，John.Beginning Postcolonialism ［M］.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176.

［7］Salih，Yayeb.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M］.New York: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