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图录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

侯富芳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江苏 淮安 223300）

新兴技术的产生与书籍编纂方法的创新直接影响着出版业的发展。新技术可以使新体式著作的出现成为可能。例如，照相和珂罗印刷技术的发明，使得以照相方式产生的古籍书影成为上世纪初叶我国传统目录学的主要成果。而其名称，自上世纪中叶开始，逐浙被“图录”所替代。目前，由于造纸技术、成像技术及印刷工艺的进步，使得古籍图录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古籍书目家族中独特且重要的一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试就古籍图录的产生、发展、分类及编纂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略作探讨。

1 古籍图录的历史和发展

1.1 图录

“图录”作为一种著述体裁，在我国出现的很早。《中国读书大辞典》将它定义为“主要通过图像提供知识或实际资料的工具书”[1]。詹德优先生在《中文工具书导论》中将“图录”分为“地图、历史图谱、文物图录、人物图录、艺术图录、科技图谱等”[2]417。可见，我们通常所说的“图录”并不以古籍为著录对象，因此以古籍为著录对象的“古籍图录”既是“图录”这一著述体裁在内容上的新发展，又是“古籍书目”这一古籍整理体式在新的成像、造纸、印刷技术条件影响下的新发展，值得研究者注意。

1.2 书影

19世纪末，随着照相这一遥感成像技术的发明，印刷技术方面创新产生了珂罗印刷术。此后，彩色成像技术的发明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图书的样式不断翻新，新的图书体裁也不断涌现。从中国古典目录学角度来看，在19世纪末，中国版本目录学研究方面就出现了“书影”这一新的古籍整理体式。

“书影”一词，最早见于清代著名学者周亮工的一部笔记著作，书名为《因树屋书影》。但他只是取“老人读书只存影子”之意，与文献学无涉。而作为文献学术语的“书影”则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选印最能体现古籍特征的样张作为图书的插图或附录的书影；二是指瞿冕良先生认为的“影刻或影印各种善本的样张，每种选印一两页，加以说明，使读者如见原书，如杨守敬的《留真谱》、瞿启甲的《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影》、柳诒征的《山书影》、北京图书馆的《中国版刻图录》等”[3]。第一种含义的“书影”是作为图书的部分（插图或附录）存在，而第二种含义则是作为一种图书（古籍目录）存在。“书影”一经产生，其目的基本上就被确定为两种：一是为版本学而生，如《宋元书影》；一是为目录学而生，如《铁琴铜剑楼书影》、《故宫善本书影》等。“书影”的产生方式除了传统的影抄外，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摹刻，如《嘉业堂善本书影》；一种是照相，如《山书影》、《访书余录》。

1.3 古籍图录

刘心明先生在为《珍稀古籍书影丛刊》所作的序中指出：“随着照相影印技术的广泛运用，越来越多的书影开始冠以‘书式’、‘影谱’、‘图录’之类的新名。”[4]刘心明先生的解释即为本文所指的“古籍图录”。“古籍图录”的含义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是指“以图版形式出版的古籍类的书籍”[5]。 在这层含义上，人们将自古以来所有照原样复制的古籍都称作“古籍图录”。通俗地讲就是按原有版式影抄或影印的整部古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而狭义的“古籍图录”是瞿先生所指的“书影”这一古籍目录体式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的发展。实际上，“书影”和“古籍图录”之间已经有了一些区别：作为古籍体式之一的“书影”，其图像大多是用影刻、影抄的方法产生的，但最近出版的“古籍图录”所用的图像大多是用照相或扫描的方法获得的；“古籍图录”的图像色彩已经由黑白发展到彩色，在真实性上远远优于“书影”；从成像产品的角度看，原来的实体胶片也几乎完全让位于非实体的数码文件。

正因如此，当前学术界已把用照相和扫描等技术获得的“书影”按一定标准汇集成古籍书目性质的图书称为“古籍图录”，而不再叫“书影”了。

2 古籍图录的分类

图书分类学的普通规律是先有图书后有分类，古籍图录的分类亦是如此，但是比较特殊的一点在于：古籍图录首先是古籍书目的一种，但其编纂目的的多样性使得它与以文字描述为主的古籍书目一样，其本身也具有了一定的类别与区分，二者有颇多相似之处，却又难以完全套用。本文依据内容和性质，将目前所出版“古籍图录”分为如下几类。

2.1 公藏古籍图录

2.1.1 公共图书馆馆藏古籍图录

此类图录的名称有时也称作善本、珍品、精品图录等，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各省市、地区公共图书馆及其他藏书系统所藏珍稀善本的图录。一般按照一定标准选录全馆所藏各代珍贵古籍，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辽宁省图书馆藏古籍精品图录》（沈阳出版社，2008年）、《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天津地区馆藏珍贵古籍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也有专以宋版书为对象的图录，如《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等。

2.1.2 学校图书馆馆藏古籍图录

就目前而言，学校古籍图录的编纂主要以高校为主。其编纂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读者品赏的需要”[6]，另一方面也是对其馆藏精品的集中展示，如《澳门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图录》（澳门大学图书馆编，澳门大学2006年）、《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精品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品鉴赏·定级图录》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2.1.3 域外汉籍图录

随着域外汉学研究的深入，学界对域外古籍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因此，一些域外汉籍的古籍图录也应运而生。这是以中国以外地区（即域外）的收藏机构或个人所收藏的汉籍为收录对象的图录，如《足利学校善本图录》（汲古书院，1973年）、《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汲古书院，1992年）等。

2.2 私藏古籍图录

此类古籍图录是指将私人藏书家所收藏的古籍或曾经是私人藏书家收藏的古籍编成图录。例如，《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76年）著录了沈仲涛的沈氏研易楼于1980年捐赠给“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图书总计90种，1169册；《西谛藏书善本图录（附西谛书目）》（中华书局，2008年）则是著录了郑振铎的家人在其去世后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著录了民国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澄中）的旧藏及现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私人手中的善本及旧籍图录，等等。

2.3 特种古籍图录

特种目录是指依据“特定目的或用途而编成的目录，它们是多种多样的”[7]。笔者将针对各种特定目的编纂而成的古籍图录归为“特种古籍图录”，可分为以下几种。

2.3.1 古籍拍卖图录

古籍拍卖图录是一种新的古籍图录，其性质也较为独特，主要反映在新的藏书环境下古籍通过拍卖这一流通方式在收藏家之间流转的相关情况的记录。就目前所见而言，古籍拍卖图录可分成拍卖图录和拍卖图录年鉴两种。拍卖图录，如《中国古籍文献拍卖图录 2001—200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拍卖图录年鉴，如《中国古籍文献拍卖图录年鉴：2004年卷》（中华书局，2005年），全书三册，收录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书店）、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等单位在2004 年上市拍卖的所有古籍文献图文。上述两种图录对所收录古籍著录有编号、拍卖品名称、作者、版本、钤印、提要、形制、估价、成效价、成效日期10项内容，为古籍爱好者和收藏者熟悉善本、比较异本、鉴定版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3.2 古籍展览图录

近年来，随着古籍研究的推广和深入以及人们对古籍认识的加深，古籍也成为展览的对象，以此让受众进行现场学习和品鉴。一些珍贵古籍，尤其是产生年代较为久远的古籍往往成为此种展览的主角。嗣后将参展古籍编成图录出版，这类图录会收录展件书影及其解说文字，让未能亲赴展览的人也得以欣赏古籍之美，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如《中华典籍聚珍：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宋版图书特展》（“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2006年）、《楮墨芸香：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书香人淡自庄严：周叔自庄严堪善本古籍展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2.3.3 古籍名录图录

“古籍名录图录”是一种新的古籍书目，它是在2007年国务院和文化部大力开展古籍保护工作以来的最新成果。随着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公布，国家各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相继编纂出版，如《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一些省份和一些收藏单位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编成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如《辽宁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图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著录了该省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还有一些省份、特殊收藏单位、城市等按照各自的标准编纂出版了各自的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如天一阁编纂出版了《天一阁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北京出版社，2011年），由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自治区文化厅确定的第一批全区珍贵古籍名录（155部）图录的汇编《第一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山东省烟台市编辑出版的《烟台市珍贵古籍名录图录》（齐鲁书社，2010年），等等。

2.3.4 古籍版刻图录

版刻图录是指以反映版刻特点、牌记或刻书目录为编纂目的的图录，可分为如下3种：

（1）版本图录 这是指以反映不同时代、不同类型古籍版本特点为目的而编纂出版的古籍图录，主要以断代的版刻图录为主。其中宋、元、明、清版刻图录均已出版，如《“国立中央图书馆”金元本图录》（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1）、《明代版本图录》（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其他如活字本、稿抄校本等也均有专录问世，如《中国活字本图录》（齐鲁书社，2010年）、《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等。

（2）古籍牌记图录 “牌记是在宋代书中开始出现的，也称刊记、木记、书牌、墨围等。内容一般包括：出版者、印刷者姓名（或字号）、所在地、刻印年代、编校过程、出版缘由等，其中有的内容类似出版说明，有的类似现代出版物中的版权记录，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版权记录的形式”[8]。牌记是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据，因此笔者将牌记图录放在版刻图录一类，如《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清代版刻牌记图录》（学苑出版社，2007年）。

（3）刻书图录 这是一种以刻书单位（集体或个人）或刻书地域为标准编纂而成的古籍图录，如《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北京出版社，2004年）、《明代闵刻套印本图录》（广陵书社，2006年）等。

2.3.5 其他

少数民族语言古籍图录，如《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藏文古籍图录》（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等。

3 古籍图录编纂中存在的问题

“古籍图录”的作用远超于旧有各种体式的古籍目录，其在版本鉴定、版刻特征反映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陈正宏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原色精印的书影图录纷纷涌现，当前仍呈方兴未艾之势。而伴随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数据库技术的发展，采用高精度扫描或摄影，以网页为介质的书影已呈后来居上之势，昭示了数字化制作和流布的新方向。但是，晚出的书影虽图像效果更为逼真、精美，体式内容却未必超越前贤。可以说，图版采择更全面得当、文字著录更准确精详、学术水平更高的书影，尚有待于来日。 ”[9]可见，当前古籍图录的编纂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也使得图录的作用大打折扣。

综观目前已经出版的古籍图录，无论在结构的完备性、分类编排的科学性、学术按语的精详性以及著录项目的细致性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值得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注意。

3.1 结构不完备

“古籍图录”的性质是一种工具书，其结构主要包括“凡例、正文、附录及辅助索引等”[2]113。 综观目前所出版的古籍图录，其凡例与书后辅助索引往往处于缺失状态，严重影响了图录学术功能的发挥。

3.1.1 凡例缺失

凡例或者编纂说明“是工具书及某些汇编、选辑书编纂原则和体例的说明。阐明本书出版意图，读者对象，编排程序，取材来源及选材标准，以及对符号、索引、注解、插图、表格、数据、附录等的说明”[10]。对于图像逼真、印刷精美、装帧考究的古籍图录而言，其凡例更为重要，但目前出版的古籍图录很多都以前言、序、后记等代替凡例，仅对一些问题略作交代。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是为庆祝国家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而编的，其收录标准、编排顺序、书影图片的获取方式（照相或扫描）、书影图片是否是原尺寸或经过放大或缩小的处理、各项目的著录标准以及其他相关的说明理应有凡例进行说明，但该书仅以弁言和后记泛泛代过；《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中国书店，2003年）等均是如此，使得读者在使用该图录的时候，只能从前言、序、跋、后记等中去爬梳、寻找相关问题的答案。

3.1.2 辅助索引缺失

近代中国索引运动的先驱者杜定友先生曾经指出，“每书必要有一个索引。”[11]古籍图录既是专供检索查考的古籍书目，书名或著者索引就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索引能“利于使用者从多途径检索资料的需求”[12]。但是近几十年出版的图录，除极少数外，辅助索引往往缺失，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中华典籍聚珍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等皆是如此。这一现状使得读者在利用图录时，只能从目录中查考相关古籍的收录情况，从而“严重影响了工具书检索功能的发挥”[2]113。

3.2 分类标准纷杂

目前，各古籍图录在所收古籍的分类编排上十分纷杂。有的是以语种分类，如《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和《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将所收古籍分为“汉文珍贵古籍”和“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两大类；有的是以四部分类法为依据，如《西谛藏书善本图录附西谛书目》、《中国活字本图录·清代民国卷》；有的则是以地区为分类标准，如《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有的则同时使用了几种标准，如《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一书所收古籍在同一级分类中先按刻本时代分为“宋元版本”、“明代版本”、“清代版本”三大类，又以书籍内容为标准分为“医书类版本”类，采用了双重标准；有的甚至没有分类，如《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各册）。

3.3 正文学术水平欠缺

3.3.1 学术按语鲜见

刘心明先生在《珍稀古籍书影丛刊》的序中指出，杨守敬氏《留真谱》“为后世的书影编纂工作确立了两条基本的原则：一、所选书页应该‘皆有关考验者’，就是说在版式和内容上都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资料价值；二、所选书页应该附有按语，通过按语对原书的主要内容、流传过程、版本系统以及所选书页本身所承载的重要信息与特殊价值予以揭表、说明”[4]。这也是读者对古籍图录的基本要求，但是反观近几年所出的古籍图录，能做到第二个原则的十分鲜见。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图录一般只附有数十字的说明性文字，除了对书名、卷数、著者等的叙述外，均停留在对单张书影版式、行款的描述上。这就使得书影成为一张图片而不是一部古籍的代表，而反映一部古籍内容、著者小传、成书情况、学术价值、版本（包括版本真伪、刊刻时地、版本源流等）及递藏情况等各方面重要内容的按语则极为鲜见。让古籍图录成为图文并茂的新的古籍书目，为读者提供逼真的书影，揭示古籍的核心学术要素，是古籍图录这一新的古籍整理体式的编纂者们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不解决就会使图成为图，文成为文，严重影响二者相互印证、相得益彰的效果，图录的学术价值也将因此逊色不少。

3.3.2 著录项目不细

作为一种古籍书目，其所收古籍的著录项目应该越详尽越好。题名、卷数、编著者及其所属朝代、版本、行款、版式等为必须著录的内容。此外，还应该注意著录以下几个内容：

（1）古籍装帧形式 随着研究的深入，古籍装帧形式已成为中国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著录出古籍的装帧形式，对中国书册制度的演变发展方面的研究将起到重要作用。

（2）藏书印 藏书印本身不仅是值得我们品味与鉴赏艺术品，还可以为中国藏书史的研究起到很大作用，如可以供我们研究古籍在藏书家之间流转、递藏情况；通过汇集一些书影上的藏书印，可以研究一些学术大家或历史人物的藏书情况，等等。目前此类著作已非常多见。按惯例，藏书印在书中一般不会只钤一枚，在一部古籍的各册封面、各卷卷端等位置会重复出现，所以图录的编纂者就有更好的条件通过比勘识别这些藏书印，为相关研究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如果不进行识别和著录，对于研究者而言可能就会由于单个藏书印的难以识别，给相关研究留下遗憾。

（3）书影中的识语 古籍附有批校题跋的现象十分常见，有些古籍还会因为一些名家的批校题跋而更加珍贵。这些识语对于古籍内容、著者、递藏等各项研究工作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古籍图录的编纂者拥有书影的原始资料，因此他们具有识别这些识语的最便利的条件。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识别并著录这些识语必将为广大古籍爱好者和研究者更好地利用古籍图录起到更大的作用。

古籍用纸、刻工姓名、书影图片的获取方式（拍照或扫描）、书影图片的缩放比例等其他要素，也应该予以著录。

[1]王余光,徐 雁.中国读书大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1016.

[2]詹德优.中文工具书导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3]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125.

[4]刘心明.珍稀古籍书影丛刊[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序.

[5]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古籍影印出版丛谈[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93.

[6]俞 钢.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精品图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前言.

[7]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8:310.

[8]杨永德,杨 宁.中国古代书籍装帧[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280.

[9]陈正宏,梁 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177-178.

[10]许力以.中国出版百科全书[M].太原:书海出版社,1997:326-327.

[11]杜定友.图书管理学[M].上海:新民图书社,1932:103.

[12]张厚生.专题目录的种类、编制的要求和方法:续 [J].云南图书馆,1982(3):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