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论经学与诗学*

郑丽君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642）

郑丽君 女，1971年生。硕士，馆员。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与黄宗羲、王夫之同为一代文化巨人。他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著名命题，认为经学才是真正的理学，复兴张扬经学，通经学古，把经学视为儒学正统。因此经学的正统权威地位，极大地影响了诗学的发展：诗学源于经学，受经学的影响，但同时离不开诗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一代有一代之诗。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使命和责任，强调“士当以器识为先”和“文须有益于天下”，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高扬“《十月之交》国风之义”，提倡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对于顾炎武论经学与诗学之间的关系，学界一直没有涉及，笔者试图对顾氏经学思想与诗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加以梳理与归纳，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和探讨。

1 诗人要有经学素养

“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中国文学的原始经典，以“六经”为宗，溯源以及流，方称得上是学有本源，顾炎武正是如此。所谓“理学，经学也”、“经学自有源流”，这些经典型的命题，正表明顾炎武是以作为中国文化之源头的原始经典为宗尚的[1]：“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畬，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日知录》卷十九《文人之多》）在此论述中，他引述了韩愈的观点，认为作为中国文化之源头的《六经》乃是读书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是读书人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素养，如果不具备经学的素养，读书人的一点才华就会像地面上的小水坑一样容易干涸。顾炎武告诫学者治学应从先秦儒家的原典解读入手，通过科场之病——拟题，来说明当时学者不读本经的普遍现实：“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日知录》卷十六《三场》）并进而揭示由此造成的速成、捷得、剿袭的学术风气：“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借。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日知录》卷十六《拟题》“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日知录》卷十六《三场》）因此顾炎武认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是学者的大忌，他就此总结说：“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针对明末“士无实学”的情状：“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顾炎武提出了“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数度，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博学于文”乃识“道”的方法，具有变革宋明空疏学风的学术旨趣，来自于孔子的“多闻而得，多见而识”。按照顾炎武的解释，“经纬天地曰文学”（《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他把人们认识的对象和范围扩大了，凡所以经国治政、民生日用之学问都应当学习。因此诗人应当以研究古经为根柢，博览群书，打好基础，含英咀华，从中国传统经学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与此同时，顾炎武始终抱着“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两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根据这一原则，他的经学实践不盲从，不依傍，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他高度评价了孔子治史的“多闻阙疑”精神：“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如此。”（《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顾炎武于《春秋》研究最精深，从总体上看，他认为《春秋》是一部“阙疑之书”，纪实之书。他说，《春秋》所记载的史实，按照年代的远近，可分为三世，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孔子生于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则‘传闻’也，隐、桓、庄、闵、僖则‘所传闻’也。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所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远矣。虽得之于闻，必将省悟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阙之，此其所以为‘异辞’也。”（《日知录》卷四《所见异辞》）孔子对于“所闻世”和“所传闻世”的史实，就不得不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所以才有“异辞”之说。顾炎武对于史实不清楚之处秉持“阙疑”，同时又“信而好古”：“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而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日知录》卷二《其稽我古人之德》）顾炎武还对治经的具体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主张由文字音韵的研究开始，其方法就是通过对音韵文字的训诂、分析、考证来获得义理，从而代替宋明儒离经典而谈心性的方法与学风。因此，他认为只有审音学之源流才能读六经之文，“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致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以音明经，把治音韵作为通经的关键，以求在理清古汉字读音变化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把握经学的神髓。

2 经学与诗学的辩证关系：继承与创新

形成于汉代的经学，自其诞生便成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并影响了其后两千年的思想文化。诗学作为古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分明显地受经学的影响，只是不同朝代的诗学所受经学影响的程度各有不同[2]。因此，经学的权威中心地位及广泛流行，极大地影响了诗学的发展：即经学是诗学发展与创作的源头，很多的诗学理论、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都是基于经学而生成和发展的。比如《诗经》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题材、赋比兴创作手法、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运用，都对后世诗学甚至文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诗学的整个体系、全部范畴均肇源于经学的经典文本，并且也正是在经学的经典文本中传承下去。

顾炎武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延续，“是故‘信而好古’，则旧本不可无存；‘多闻阙疑’，则群书亦当并订。”（《日知录》卷二《监本二十一史》）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所谓“源流”，即本原与流变，顾氏以历史学来统摄经学，注重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反对人为地割断历史。因此顾氏认可了作为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有其历史继承性，正如人类总是在前代已有的基础上即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下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一样，因此诗学的发展演变在相当程度上源于经学，受经学的影响，但同时离不开诗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一代有一代之诗。袁宏道讲“古之不能为今者，势也，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3]，顾炎武赞同这一观点，并对这一观点作了新的发挥，他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模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体代降》）三百篇就是《诗三百》，是《诗经》，它是文学创作的渊薮，顾炎武认为，文学的发展也与社会的发展一样，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从《诗经》到《楚辞》，从楚辞到汉赋，从汉魏的五言诗到六朝的骈体文，再到唐朝的诗歌和古文运动，是一个“诗文代变”的必然历史过程，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后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剿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与文，殊为不称。”（《日知录》卷十九《文人求古之病》）就是说文学体裁风格的变化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如果不懂得时代的变化，仍然剿袭古人的写作方法，甚至猎取抄袭古人的字句，就会导致时代变化与文学体裁风格变化的“殊为不称”。他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去看待诗文体裁的演变，既认可了文学作品的体裁文法、语言和艺术风格有其历史继承性，又强调一代有一代之诗文。由此出发他认为今人的作品必有与古人相似之处，但从创造性的方面来看，今人的作品又不似古人，不如古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日知录》卷十九《文人摹仿之病》）他奉劝学者从一味模仿古人的偶像崇拜中走出来，“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七》）因此在继承与创新二者哪个更具重要性方面，顾氏更强调个人创造性的发挥，贵在独创，“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几其传也与？”（《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他认为学者要表现自己独特的思想与见识，要著前人没有著过的、后世不可缺少的书，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传世佳作，因此从诗歌的独创性立论，顾氏对无聊的应酬之作、雷同之辞特别反感，“古人之会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尽，则亦无庸更续。是以虞廷之上，皋陶赓歌，而禹、益无闻，古之圣人不肯为雷同之辞、骈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诗鸣，而芜累之言始多于世矣。”（《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不必人人皆作》）甚至斥责一些人所著书为盗窃，“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卷十八《窃书》）他以诗歌创作为例，对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似”（继承）与“不似”（创新）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论述，“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于言诗也已矣！”（《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体代降》）他说，在诗歌创作中，完全不顾传统，一味追求“不似”，就会“失其所以为诗”；而一味模仿古人，极力追求与古人相似，“似”则似矣，然而则“失其所以为我”，他说李白和杜甫的文学成就之所以出类拔萃，高出同时代其他人，就在于他们特别善于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善于在继承前人经学原典、义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在诗歌中表现独特的自我。与前人相比，他们诗歌的风格“未尝不似，而未尝似”，既含英咀华，从中国传统诗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又自出手眼，淋漓酣畅地发挥和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才华。顾氏认为，只有知道这一“似”与“不似”道理，才算是真正懂得了诗歌创作的最精微的道理[4]。

因此，真正的创作必须善于处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于因袭传统中有所创新，创新中又不抛开传统，可以说，诗学体系是栖居和生存于经学的，但同时又离不开诗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3 经世致用的诗学观

清代学术总体上是在一个痛感汉文化的堕落和对明代学风普遍失望的心态下发轫的，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经世倾向和反思意识[5]。顾炎武是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人，他在青少年时代，角逐科场，也曾经置身文士之列，然而身经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便断然一改旧习，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开辟了以经学为载道之器求经世致用的治学路径，树立了文以济世用的文学观。他强调“士当以器识为先”，有了“器识”就不作应酬文章，而只作“关于经术政理之大”的文章：“《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八》）顾炎武的经世致用诗学观，体现在他的文章写作上，便是“文须有益于天下”主张的提出，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在论述中他明确认为，文学诗歌存在的价值在于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这样的文章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则多一篇之益。他认为读书人应该有伊尹、太公、孔子的“救民于水火之心”，他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从“救民于水火”的明确的实践目的出发，所以他反对读书人脱离实际，整日“注虫鱼、命草木”，所以他给自己确立的写作宗旨是“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他继承了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以明道”的传统，主张以诗歌文章来明道救人，这些主张，正是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诗歌领域的集中反映，由此出发，他服膺唐代著名文学家白居易关于“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文章的写作视为一种救世的手段[6]，他指出：“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日知录》卷十九《直言》）“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救之。”（《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顾炎武提出“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行己有耻”，这是他的救世措施，体现了其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中国历代不乏富于社会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的正直的学者和文学家，孔子谴责“苛政猛于虎”；孟子愤激地揭露“庖有肥肉，厮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杜甫以“穷年忧黎元”的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许多富于批判精神的诗章[4]。顾炎武的诗论正是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传统诗教的“温柔敦厚”之义要求人们纵然对社会现实不满，也必须做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可是顾炎武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如曰‘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如‘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如曰‘伊谁云从，维暴之云’，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为嫌也。《楚辞·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荣长。’王逸章句谓：‘怀王少弟司马子兰。’‘椒专以慢慆兮。’章句谓：‘楚大夫子椒。’……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近于《十月之交》诗人之义矣！”（《日知录》卷十九《直言》）他以《诗经》中批判师尹、批判周幽王和周厉王等诗句表明，《诗经》中多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而古人却“不以为嫌”；屈原在《离骚》中亦直斥楚怀王的少弟司马子兰和楚国大夫子椒，顾炎武认为，这正是深得《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之“诗人之义”的表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以写作政治讽喻诗著称，以致“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权豪贵近相目而失色”，而顾炎武则认为白居易是真正懂得“作诗之旨”的人[4]。他还引证了晋朝的葛洪在《抱朴子》中所说的一句话：“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日知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认为富于社会批判精神的作品，才是真正有益于社会的。由于顾炎武在诗歌创作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因而他在不同时期所写的诗无一不是他真实性情的抒发，如当明清易代之际他所写的《感事》、《京口即事》、《千里》、《秋山》等诗，既有对明末腐败政治的揭露，又有对抗清将帅的讴歌，还有对清军铁蹄蹂躏的控诉；北游之后，迄于逝世，他“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亭林诗集》卷三《秋雨》），则多是眷恋故国、关怀民生心境的真实写照。他的《夏日》诗写道：“未省答天心，且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硕鼠》徒兴叹”（《亭林诗集》卷四《夏日》），苍劲沉郁，颇得杜甫遗风。这些诗歌及时而深广地反映了那个剧烈动荡的时代，被誉为“风骚诗史之遗”[7]。

顾炎武以提倡经学来作为其倡导经世致用诗学的号召，他的诗论观，偏重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强调对政事的反映和“经世济用”的时代精神，由此可见，特别重视诗歌的社会使命和责任，呼唤文学家的道德担当的勇气，是顾炎武诗歌创作理论的一大特色。学问中贯注着强烈的经世倾向，可以概括为顾炎武的诗学特点，也可概括为清初的学术精神。

[1] 许苏民．顾炎武[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126．

[2] 吴建民．汉代经学与诗学[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44-47．

[3] 袁宏道．江进之//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15．

[4] 许苏民．顾炎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726，743-744．

[5] 蒋寅．论清代诗学的学术史特征[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4）：13-24．

[6] 陈祖武，朱彤窗．旷世大儒——顾炎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262．

[7] 张兵．顾亭林诗文选[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