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丹青之路

文/詹仁左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绘我的人生，“丹青”二字最为合适。从五岁起，我对中国传统艺术竹刻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刻纸开始学习竹刻，这种兴趣逐渐发展为对书法、篆刻、竹刻的全面认知。1972年，在上山下乡的年代，我进入了上海市美术学校，那是位于南京路后面的天津路414号，由大皇庙改建而成。这也许得益于我是独生子女的关系，美校的学习使我后来的人生意义非凡，脑海中往事历历在目。

漫漫求学路

在全国大学停止招生的“文革”时期，上海市美术学校作为美术专业类学校，集结了当时一批国内顶尖的艺术大师。也因为这样，被称为“庙小妖风大”。当时教我们素描的是孟光先生，教山水画的是应野平先生，而乔木老师专教我们花鸟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山水画大师俞子才先生由于出生资本家，在美术学校只能扫垃圾。对于隔三差五到楼梯下的垃圾房找他聊天的我，刚开始由于不熟，俞先生并不多言，但是后来随着对我的了解，俞先生开始逐渐地在扫垃圾、倒痰盂的间隙抽空给我讲解山水画以及书法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惠泽我终生。

美术学校主要开设素描、水粉、速写等课程，我的专业是绘画，所有这些课程都会涉及。但是在“批林批孔”时期，以“西洋画”为基础的艺术学习，也受到了诸多的限制。比如“不可以画大卫、维纳斯，只可以画陈永贵、李铁梅等工农兵形象”、“画花鸟画不可以画石头”等。但是这种特殊的时代限制，也促成我们别样的艺术锻炼。比如在当时，上街画各种革命形象的宣传画就是我们的艺术实践之一。如果追溯这种锻炼的实践意义，就是它客观上促成了一种在政治运动夹缝中艺术人才的“自我成长”。

即便在“文革”那样一个艺术工作受到限制的时期，一些前辈大师级艺术家的提携和帮助对我的艺术学习以及成长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时的美术学校主要搞西洋画，而我一直感兴趣的是中国传统艺术，所以在当时学习的课余时期，我都与从事传统艺术的老师走得比较近。当时，在美术学校图书馆下放的邵洛羊老师，他是“老革命”，解放前还是分管交大的地下党、著名文艺理论家。邵洛羊先生知道我对“竹刻”热爱，就想到向徐孝穆先生推荐我。但是在那样一个时期，徐孝穆先生是否“安好”呢？为此，邵洛羊先生跟我说: 你现在不要找，我先去打听打听。所幸徐先生那会尚好，最终成就了我们的一段师生缘。

《一别秋风两依依》

《秋在清香冷艳中》

浓浓师生情

类似这样师生的结识缘，还有徐素白先生。1973年春天，乔木老师教我们花鸟画。在课间，我拿出一块打磨好的竹片请乔老师为我画几笔，乔老师见我喜欢刻竹，很高兴地为我画了一枝月季花在竹片上，边画边问我怎么会喜欢刻竹的？跟谁学的？我没有向谁学，而是在工艺美术展上，曾见到徐素白先生的作品才萌发刻竹的。乔老师听后笑着说道：“等你毕业后，我介绍你跟徐素白先生学刻竹。”乔木老师没有食言，在美校毕业前夕，他写了封信，并带着我去拜望徐素白。那是1975年初夏的一个午后，我终于来到了南市区的计家弄徐先生寓所，徐先生读完信件，很是高兴，和我畅谈了竹刻方面的问题，并拿出他的作品给我欣赏。一件是谢稚柳先生的荷花，徐素白刻，荷叶细小茎脉刻得精，充满自然美感；另一件是江寒汀先生画的蜘蛛月季，先生将蜘蛛的细丝织网刻得有虚有实。其实，谢稚柳在画稿时并没有画花叶的茎脉，而是后来徐素白再创作的。这让我明白，只有创作才会有自己的艺术个性。

在1972至1975年的三年时间，是我在上海美术学校学习时期。记得乔木老师曾经对我说过：“学花鸟画，基本功非常重要。首先要多临古画，勤练书法，还要多看些古典诗词，心不能浮躁，不要跟风赶时髦。”在老师的指点下，我在那几年里临摹了大量各个朝代的作品，其中特别下工夫学习的是华喦、恽南田、八大山人等的画，以及褚遂良、颜真卿、米芾、宋徽宗等的书法。每周都拿着几十张习作找乔木老师指正，曾被乔师母嗔怪：“你晚上不用睡觉的啊?” 从那时起我的笔墨功底就一步一步地渐趋成熟。乔木老师告诉我：“一个画家要比别人善于发现生活中及自然里的美。”

从此我开始养成了随身携带速写本的习惯，凡见到触动我灵感的景物，哪怕是一组雨中的落叶，一丛墙角的草花都随时记录下来，当脑海里有新的构思显现时，也立即勾画出来。如果说，今天我在书画艺术方面取得一点成绩的话，那么一半靠的是学习古人，另一半得力于几十年的写生习惯。那时，乔木老师除了在专业上悉心指导我，在为人处世方面也给了我不少启迪。他常告诫我：“嘴上不要与人争高低，笔下的功夫绝不能让人。”当年在垃圾房里偷偷给我讲解书画知识的俞子才先生说：“真正爱书画艺术的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练好基本功，对数千年传承下来的艺术传统要抱着敬畏之心认真学好，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沁沁艺术缘

由于美校这批忍辱负重的老师们苦心孤诣地倾心相教，离校踏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艺术圈犹如股市，艺术之路上的朝圣者少了，以“创新”来掩饰急功近利的赌徒多了。面对众多诱惑，我心无旁骛，执著地走自己的路。美校老师们在我学生时代树立了人生观和艺术观，他们是我心中的丰碑。因此，当有一天我也站上了高校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便不敢有半点懈怠。

《秋声秋色》

《秋韵》

在1975年，为振兴电影事业，上海电影制片厂向社会招募书法、美术的人，于是我被调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开始为一些电影做片头字幕，书写了谢晋导演的影片《青春》《牧马人》，其他的影片有《征途》《喜盈门》《傲蕾一兰》《砂器》《佐罗》等。记得我在美术学校学习的时候，陈逸飞就经常作为校友，回校为同学开讲座。他在为陈冲主演的电影《青春》里那个“哑女”形象画海报，当时画已经基本画好，就差题片头字。当时陈逸飞自言自语说“画画得像，这字画得像就不容易了”。我听到后说“要不我来试试”？陈逸飞面露疑惑，我说“电影的字就是我写的”。最后《青春》海报的标题就是陈逸飞在我书写的字迹上再用红色水粉堆厚而成的。这种交往一直延续到陈逸飞出国。

1981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文学艺术办公室”。当时的党委书记邓旭初先生在考察美国大学后认为：理工科大学也需要办文化艺术类学科，这样才能培养出有学科交叉背景和文艺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当时浙江美术学院的方增先教授（中国当代人物画鼻祖）就向交大推荐了我，由程十发先生领导的专业评审小组对我们进行了面试，最终我和戴敦邦、张渊三人被引进交大中国画专业任教。同时还有西洋画的夏葆元（陈丹青的老师）、陈川（陈冲的哥哥）等。

在我的丹青路上，也遇到一些特殊的人物。1998年6月30日，组织方正式告知我，说是要为当时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现场作画。那天我在豫园内园，当场作了一幅《春到人间万物鲜》的牡丹图并赠送给了克林顿总统。后来又遇到过一些政商名流来邀画，无论为谁画画，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因为每天我都在从事着自己热爱的工作: 写字、作画。我保持一颗平常心，并奉献自己的书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