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调查与分析—— 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一制衣厂为例

李影

(西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1120)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改革开放和快速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和转移。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落叶归根，那些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流。生长在改革开放后生活条件较好的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来了很多新的特点和问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提“新生代农民工”一词，明确指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而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些进步。王春光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集中考察他们的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等七个方面的情况，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6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大多数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呈模糊状况。刘传江、程建林指出:“由于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成长环境和接受教育的不同，便决定了他们之间必然会具有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但由于“农民”的身份定位以及种种社会、制度的排斥，他们既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其市民化进程举步维艰。

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资料所形成的结论，这对于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整体性的印象有很大帮助，但同时又有一些不足之处，因为这样就很难深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间去，体验他们“如何做、如何想”，缺少细致入微的观察。很多研究都是站在城市主体或者研究者的角度去“想当然”地观察、思考问题，并没有设身处地地站在被研究者的视角去看问题。更多的研究还存在着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作为一个“问题群体”，给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贴标签，不乏有“污名化”的嫌疑。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关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研究，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考察，一个过程而非体系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调查对象

此次调查采用的是问卷调查与无结构式访问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定量和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行为。本次调查地点为北京西六环门头沟区，调查对象为一家服装制造厂的员工，其员工大都是我们所说的“80后”、“90后”。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20份，回收有效问卷512份，有效回收率98.5%。其中，满足“1980年以后出生的”这一条件的问卷有480份，占有效问卷的93.8%。希望通过这480份问卷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和社会认同状况，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对象较之父辈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所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68.2%具有初中文化水平，29.2%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之所以选择无结构式访问结合问卷调查的形式，是因为问卷调查很难真实、准确地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心世界，而无结构式访问的弹性很大，能充分发挥访问者与被访问者的积极性，在交谈与讨论中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其次访问者还可以对问题作全面、深入的了解。无结构式访问不仅能获得与研究问题有关的丰富的社会背景材料，还能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生活与行为于其中的环境的生动的感觉。能够深入到他们在这个群体中去，感受他们“何所思、何所想”。

三、调查分析

认同 (identity)，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曼纽尔·卡斯特(2003)在其《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指出:“虽然认同也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是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将打造认同的形式与起源区分为三种形式:合法性认同、排斥性认同和计划性的认同。本文中的社会认同，是包括对自身群体的认同，对所处社会的归属和认同，对自己未来归属的认可问题等。本文主要采取了四个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加以考察:身份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和未来规划。

(一)身份认同

“农民工”这一特有的词汇，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是我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从农村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从农村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群体。关于“农民工”概念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说法，本文中采用的是2006年国务院《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说法:“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本文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那些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

在谈到对自己现在是“工人”还是“农民”的看法时，47.3%的被调查者倾向于不明确的态度，还有24.4%的人觉得自己还是农民，或者觉得自己是农民的儿女。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制度性身份与职业性身份的错位，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城市里工作，但是“就算我们在城里工作10年、20年，我们的户口、我们小孩子的户口还是在农村”。这种根在农村、漂在城市的状况其实是一种扭曲的社会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

同时，当前的农民工已不再是高同质的群体了，本次回收有效问卷512份中满足“1980年以后出生的”这一条件的问卷有 480份，占有效问卷的93.8%，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比较富裕和思想开放的环境下，较之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有着更高的教育水平、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

(二)乡土认同

农民工由于现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打工，跟老家的联系也只限于与父母子女的电话联系。83%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只有在过年放大假的时候才会回老家待上大半个月，只有不到12%的被调查者表示中间会特意回家。但是，与家乡长期时间和空间上的隔离，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也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么深了。“现在过年都没年味了，肉也不香了”，这是平时聊到回家过年时大家比较一致的感受。城市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识形态、生活生产方式，同时由于回家的次数和时间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和陌生感，这直接影响到对农村社会的“乡土认同”。

一个特殊的群体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夫妻双方外出打工。女生宿舍楼层中，有八间是夫妻间，他们是夫妻双方都出门打工，育有子女的都由农村家中的祖辈抚养。杜晓丽和丈夫李天浩一起来这个厂工作已经有两年了，每年都只是过年的时候回家待上一个月，两个孩子都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的。住在隔壁的夫妻间，李小小是在初三毕业后的第一年来到这个厂里的，前两年经媒人介绍在家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今年和丈夫杜高志一起又回到这个厂里打工。“其实，我真想把女儿接来上学，这附近有所幼儿园每个月只需要500元，但是我和她爸经常都要加夜班，吃住都在工厂也很不方便。等她上小学就更在北京上不起了，还要交借读费啥的，东加西加的就是个把千块钱，还是放在家里读书便宜。”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两难的问题，将子女留给农村家中的祖辈抚养，其结果将会造成亲子关系的疏远，而亲子交往的缺失也会对儿童的正常社会化和健全人格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果将孩子带在身边，不仅会加重整个打工家庭在城市中的生活负担，同时也会遭遇到在城市上学难、父母无时间和精力教育孩子等困境。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其父母、子女都在农村，正是这种亲情的纽带，同时他们又没有实现全家人迁移到城市生活的可能，所以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度要高于同群体中的其他人。

(三)社区认同

该厂一个月会有两到三天不等的假期，这要依工厂当时的订单即工作任务的繁重来定。平时如果订单太多，晚上还要加班。在每个月的这个假期中，当问到他们都是如何度过时，94.7%的女农民工选择逛街作为她们最主要的消遣方式，而男农民工假期主要是睡觉(23.3%)、上网(48.6%)和工友聊天打牌(17.7%)。“晚上没有加班的时候，大家也会三五成群地逛一下夜市、溜旱冰、唱歌等。”但是可以看出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与交流比较少，他们自己觉得“就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一样”。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文化为主导的环境下长大，较之老一代受教育程度高，怀揣着梦想、出人头地的热情来到城市，“以为自己是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没想到，就只能这样过一天算一天”，这种进城前的期望与进城后的社会、制度歧视形成了极大的落差。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前的种种期望，在面对现实的无情打击后落空，这样很容易形成一种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就越大，这不利于我们创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工作在城市里，但同时他们却遭受着制度性的社会排斥，无法融入到流入地所在社区生活中去。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成为一个孤立的、边缘化的特殊群体。一旦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被边缘化在社会主流之外，这又反过来进一步阻碍他们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的步伐，对当地的社区认同就更无从谈起了。

(四)未来规划

在“外出务工的原因”这一问题回答中，“挣更多的钱”这一项回答达到了最高的比例。进城务工农民的收入，普遍比在家务农收入高出很多，外出务工是其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除了维持日常开支外，68%农民工选择把钱寄 (带)回家乡，这也成为留守孩子、老人的基本生活来源。“不出意外，我以后还是想在城里多干几年”，出门能挣更多的钱，这也是促成新生代农民工出门的最主要的直接动机之一。

新生代农民工多受过初、高中教育，受教育程度比上一代农民工群体多为文盲或小学水平相比，可以说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初、高中文化基础，使得他们有着进行再学习的良好条件。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受城市文化的影响也非常大。很多人都是在学校毕业之后直接进城打工，很少有务农的经验和经历，而且打工收入已经占其收入的主体部分，他们的“城市梦”比之父辈更加地执着。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立体多层次的过程，包括其社会身份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其职业由“打工的”农民工向正式的产业工人转变，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工市民化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还面临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技术素质等条件的障碍。同时，农民工市民化又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初中毕业之后就到城里打工，很多人都没有务农的经验。所以，即使回到自己的家乡，很少人会主要从事务农劳动，他们之中许多人在城市打拼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丰富的市场经营之道，还积累了自己创业的第一桶金。

四、结论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处于不明确的尴尬状况，他们内心渴望成为城市的一份子，但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以及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对他们又是一条难以逾越的沟渠。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一直悬而不解，不利于我国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迫在眉睫。

新生代农民工已然处于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的交织阶层中，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方向指引下，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了分化，作为过渡阶层的他们，一部分人有能力、有意愿就地市民化;另一部分“拖家带口”并且现在还不能实现整体家庭的市民化，与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奈”返乡之后更多的是利用自己在城市打工时学习到的管理知识、专业技术等，在家乡附近的乡镇进行创业，实现返乡城镇化，这也是顺应了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这种“一种方法，两条路子”，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目标的实现，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1]彭远春.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07，(06).

[2]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人口研究，2008，(05).

[3]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J].人口研究，2006，(01).

[4]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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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7]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