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人改写的“意大利制造”

多年以来，意大利一直都知道与中国进行价格战是不可行的。因此，商人阶层们开始幻想，意大利应以质量取胜，而非数量。几个世纪以来，普拉托（Prato）这个保有中世纪风格的城市，生产了许多世界一流的纺织品，成为了“意大利制造”的中坚力量。之后，中国人来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是一小部分，后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开始在普拉托定居。他们把普拉托这个纺织中心，变成了一个低档服饰制造中心。这激起了许多怨恨，促成了2010年的强行取缔风波，这场风波反过来又使人们开始谴责政府的偏见和虚伪。普拉托是赴欧华人的最大聚集区，其中大部分是非法居留。在这个托斯卡纳区的中心地带，中国劳工分布在大约3200个商家中，通宵达旦地工作着。这些商家所用的原材料大部分来自中国，生产的廉价服装、鞋子和饰品，也以中等或低廉的价格卖给全世界的低端零售商。

“意大利制造”成了问题：意大利宽松的体制和对违规现象的高容忍度，模糊了“中国制造”和“意大利制造”的界限，这就削弱了意大利将本国产品定位成高端品牌的能力。怨愤一部分来自文化方面：普拉托传统正宗的意大利风情被唐人街取代，商店招牌同时用意大利语和中文书写，杂货店出售的是从中国进口的食物。令许多意大利人最为恼怒的是，中国人在偷税漏税和与意大利复杂的官僚体系打交道时，比意大利人更熟练。中国人创造了繁荣的地下经济，而意大利的正式经济却走了下坡路，这一切汇集成一种对移民和经济前景充满恐惧的负面情绪。

普拉托的文化专员爱德华多·纳西（Edoardo Nesi）说：“普拉托的现在可能是意大利的未来，意大利应谨慎看待这一风险。”意大利负责税收和移民的政府部门对此束手无策。据意大利银行称，在普拉托的中国人，每天向中国汇回大约150万美元，大部分是来自服装和纺织品生意中的利润。如此大额的收益并未体现在税收记录中，一些当地官员说，中国人喜欢将钱送回国，而不愿在当地投资。

当局还称，中国人（可能也有意大利人）有组织犯罪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不仅包括非法纺织物进口，还包括贩卖人口、卖淫、赌博和洗黑钱。意大利其他地区也在密切关注普拉托。《中国人的围攻》一书的作者西尔维亚（Silvia Pieraccini）说：“来自艾米利亚罗马涅、普利亚区、威尼托的许多企业家都称，不愿重蹈普拉托的覆辙。”2010年春天，意大利当局加大了对使用非法劳工的工厂的突击检查。2010年6月底，意大利检察官对100家企业进行了检查，在普拉托逮捕了24名中国人，这使局面变得更紧张。检方提出的指控包括洗黑钱、卖淫、伪造罪和侵权罪（将外国制造的产品贴上“意大利制造”的标签）。

然而，许多在普拉托的中国人，对有关他们毁掉了这座城市的说法很不满。相反，一些中国人认为，是他们把普拉托从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也就是说，意大利当局不能通过创新使经济现代化，其他人反而有这个能力。30岁的马迪奥·王，出生在中国，在普拉托长大，目前经营一家服务中国移民的咨询公司。马迪奥·王说：“如果不是中国人来到普拉托，哪里会有迅速崛起的经济。中国人夺走意大利人的工作了吗？相反，中国人为意大利人带来了大量工作机会。”

最近数月，普拉托已是外交争论的焦点。意大利官员说，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解决非法移民问题。意大利官员正寻求与中国达成双边协定，遣返非法移民。普拉托当地居民怀疑，这股移民热潮是中国开发意大利市场的策略之一，尽管中国政府通常不是用非法移民来实施海外发展计划的。意大利官员表示，普拉托的问题将会被提进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之中。

后院里的中国人

据普拉托商会称，从2001起，意大利人在普拉托注册的纺织企业已减少一半，不足3000家，比中国企业还少了200家。大部分中国企业都经营服装业，普拉托这个曾经的纺织生产和出口中心，目前占到了意大利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总量的27%。

当地居民对此愤恨不已。原普拉托警察局局长多梅尼科·萨维（Domenico Savi）说：“想想看，一个是有两个孩子、失业在家的普拉托人，另一个是开着保时捷卡宴或梅赛德斯的中国人，而且这个中国人的财富是靠非法剥削移民劳工取得的。这一情势十分危险。”据普拉托市长办公室透露，普拉托人口总数是187000，其中包括合法中国移民11500人。但是，市长办公室估计，普拉托有另外25000名非法移民，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意大利因其官僚政治、保护主义政策和有组织犯罪，成了西欧最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国家。然而在普拉托，数年来中国人白手起家，成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经济体系。其中一项常用方式是，在意大利税务顾问和律师的帮助下，开一个公司，并在税务警察发现之前关闭公司，之后再用新税码，在原地重新开张。

里卡多·马利尼是纺织品制造商，还是意大利“工业联盟”在普拉多分部的领袖。里卡多·马利尼说：“中国人跟其他移民不同，他们非常聪明。”他遗憾地补充说：“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达成关于游戏规则的统一认识。”随着中国人用现金买下意大利人的商店和公寓，普拉托的街道越来越有中国特色。公立学校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

普拉托充满着伪善的氛围。帕特里夏（Patrizia Bardazzi）在市中心和丈夫经营一家高档服装店已经40年了，她说：“普拉托人都过着鸵鸟一样的生活。我认识许多人，他们把房子租给中国人，自己反倒不愿再住在那，而是带着钱去地马尔米福尔特。”她说的马尔米福尔特，是位于托斯卡纳的海滨度假胜地。

穿过普拉托中古时期建造的城墙，路过印有菲利波·利皮（Filippo Lippi）所画的文艺复兴壁画的大教堂，向前走一小会，就来到了彼斯道耶哉（Via Pistoiese），这是普拉托唐人街的中心地带。这里的店铺名用中文和意大利文书写，到处立着婚纱摄影店、五金店、电器店和赌坊的广告牌。就在一家超级市场外，有人正在出售从中国进口的食物，还有一个电子板，上面不断显示着许多服装厂的职位空缺。这些工作招聘的工人要能长时间在缝纫机前工作，工作地点较为隐蔽，设有临时宿舍。缔造了“快时尚”潮流的的核心区域位于Macrolotto的郊区，聚集了很多中国批发商。

这里的停车场停满了来自欧洲各地零售商的货车，他们在此购买“意大利制造”的衣服，回国后高价卖出。由于货物购买量相对来说比较小，欧盟边界又常有变动，大部分零售商们就成功逃过了进口关税。

一个午后，一对来自黑山共和国的夫妇，将许多棉质夏裙装到货车厢子里。妻子用标签枪给每件衣服都加上了“意大利制造”的标签。

几条街外，张黎正在解释自己的公司Luma是如何生产出时尚服装的。张黎1991年从温州移民到意大利，温州位于中国东南部，因全球遍布的企业家网而闻名。他展示了许多匹布料，他说这些布料是从当地、印度或中国采购而来。他经常购买白色布匹，将其染色，由其他在普拉托的中国公司剪裁，之后送到次承包商那加工成所需款式。几周之内就能生产1000条绿色裙子。

张黎和成百上千中国商人一起，处在普拉托所谓黑色经济的中心。他们的生意一部分是光明正大的，因为他们支付税款；一部分是地下的，因为他们依靠雇佣非法劳工的次承包商。被问到次承包商是否雇佣非法劳工时，张黎笑着说：“这你得去问次承包商了。”

张黎说，自从1998年Luma公司建立以来，他已向30个国家出口服装，包括中国、墨西哥、约旦和黎巴嫩。他说意大利广场的零售商是他最大的订户，但他也向批发商供货。这些批发商将货物卖给Zara、Mango、Top Shop和Guess这些品牌店。欧洲的零售商们擅长贩卖时尚。张先生说：“突击检查正在妨碍商业发展，搅乱人心，很多中国工人都躲起来了。这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起初，政府对我们不管制，现在管的太严了。”

镇上的新警长

严厉的管制始于普拉托的新政。2009年，这个传统的左派城市，选举出了战后第一个右派市长。这个市长竞选时提到当地人对“中国人入侵”的强烈恐惧，并试图在中国移民问题上寻求欧盟的帮助。市长罗伯托·塞尼（Roberto Cenni）说：“欧盟怎么能容忍中国在盟国内留下如此难堪的印记？噪音、坏习惯、卖淫……当地人已经受够了。”

身着精致套装的塞尼先生，举止优雅，曾是普拉托控股公司Go-Fin的总裁，目前是其股东之一。Go-Fin公司拥有几个中档服饰分公司。其中一个分公司沙驰，在过去10年间将其生产线转入中国。这位市长无力改变大的经济潮流，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小举措上，例如禁止在阳台上晒鱼，要求所有普拉托店主讲意大利语。这些措施为他赢得了当地人赞誉，但也有人批评他过于固执。这位市长还加强了对中国企业的突击检查力度。有批评者说，这只是在媒体前装样子，但当地中国人认为，这是非法侵扰。

一个下雨的早晨，一些警察、收税员和其他政府官员，对普拉托市中心外的居民区里的两个中国作坊进行了突击检查。这两个作坊位于公寓的房屋后，看起来像是车库，里面挤满了一排排缝纫机，白布散落一地，未完成的蕾丝衬衣凌乱的扔在混凝土地面上。警察包围了院子里的工人。一个穿着塑胶人字拖的妇女正在下楼，后面跟着一个只穿内裤的小男孩。她用拙劣的意大利语对官员说：“长裤，裤子。”一个通情达理的官员，耸了耸肩说：“好吧，让孩子先穿上裤子吧。”

警察将一些工人带到一个没窗户的小卧室里，对他们进行身份确认。一个穿着蓝色T恤的妇女坐在床上，止不住地抽泣起来。官员整理着中国工人的证件。其中一个官员问翻译人员：“这个是姓对吧？”在这两个作坊间的空地上，有一个小房子，庭院里种着绣球花。住在房子里的一对意大利夫妇不想透露姓名。男的说：“我不知道这里住了多少人。他们关着门，紧闭窗户。”他那谨慎的妻子扯了扯他的胳膊，把他拉进屋，说道：“你别搀和这些事。”

很快，工厂主保罗·博纳依乌蒂（Paolo Bonaiuti）从街区尽头的家里赶了过来。保罗·博纳依乌蒂今年73，高个子，头发花白，蓝眼睛，神色十分镇定。他手挥房屋租赁证书，证明自己每月花2220美元租下了这块厂房。警官们看上去似乎不相信他说的话。

意大利的移民困境

但政府的强行管制也只能做到如此。2010年上半年，政府突击检查了154家中资企业，而普拉托总共有大约3000家中资企业。警察局的移民部长莉娜·艾维斯（Lina Iervasi）说：“要想完成这项任务，我们需要一个军队。”2010年，因收受贿赂违法签发居住证，移民部几名官员被逮捕了。

前警察局长萨维（Savi）说：“我们并不是追着非法移民不放。我们也没疯狂到这种地步。但是，我们得找到规矩和现实之间的平衡。”要达到这一平衡十分困难。许多非法移民从俄罗斯或巴尔干半岛乘大巴车来到这里，他们中有的将护照销毁，有的将护照给了那些帮他们偷渡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还有的人旅游签证过期后，仍不按时离境。

普拉托前左派政府的社会福利局长安德烈亚·弗拉达尼（Andrea Frattani）说：“意大利有一个20世纪移民法。这部法律将移民看作是，人口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进行转移的现象。”他自己认为，在意大利的普拉托，移民确是一个“精细的策略”，是中国政府在欧洲寻求经济立足点的战略。

在一次公开场合，中国驻意大利大使丁伟被问到上述情况是否属实时，他只说，从上任以来，普拉托问题一直是他工作的重点，他已经派遣顾问去调查这一问题。他用意大利语说：“我非常关心普拉托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普拉托问题不应影响到两国的合作关系。”

普拉托的意大利人却不这么乐观。45岁的文化专员纳西是一个作家，家里以前经营高档纺织品生意。他满脸困惑的说，“20岁的时候，我相信自己拥有整个世界。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让人难以接受。这使我们感到自己老了，前途看不到希望。”

徐秋林是一位当地的企业家，也是意大利企业联合会在普拉托的唯一中国会员，他说“政府对这一问题根本就没有计划，这才是主要问题。”这一想法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消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