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的广州日本人群体*——以人口及职业问题为中心

张传宇

序 论

本论文试图对于从1888年8月日本驻广东领事馆开设起，至1937年8月日本人全体撤离广州为止的49年间之内，广州日本人群体的基本情况进行讨论。

由于透过近代时期外国人在华的各种活动，可以从民间层面了解到各国的对华政策及其在华利益，因而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中有关近代日本人群体在华活动的研究，尤其在近年来引起中日两国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成为两国学者进行共同研究的重点领域①植田捷雄:《支那租界研究(支那に於ける租界の研究)》，东京:严松堂书店，1941年;波形昭一編:《近代亚洲的日本人经济团体(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経済団体)》，东京:同文馆出版株式会社，1997年;柳泽游:《日本人的殖民地经验——大连日本人商工业者的历史(日本人の植民地経験―大連日本人商工業者の歴史)》，东京:青木书店，1999年;孙安石、大里浩秋编:《中国的日本租界——重庆·汉口·杭州·上海(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租界―重慶·漢口·杭州·上海―)》，东京:御茶水书房，2006年;松村光庸:《1930年代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社会的构造特质(1930年代における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社会の構造的特質)》，《海港都市研究》第6号，2011年，等等。。其主要的研究对象，以地域而言集中在中国沿海的重要对外口岸，主要有日本在华租借地或租界当中面积较大的大连、天津，以及日本居留民群体规模较大的上海等地。但是，上述城市分布在东北、华北和华东，而对于近代华南沿海重要口岸的日本人群体的有关情况，至今仍较少被涉及。其中就华南中心城市广州而言，此前主要的研究为中村孝志就广州日本人群体的医疗、教育等问题进行的探索①中村孝志:《广东日本人小学校——其成立与终焉(広東日本人小学校－その成立と終焉－)》，《天理大学学报(学术研究会志)》第159辑，1988年;中村孝志:《围绕广东博爱会医院的诸问题(1)——台湾总督府的对华文化工作(広東博愛会医院をめぐる諸問題(1)－台湾総督府の対華文化工作－)》，《天理大学学报(学术研究会志)》第165辑，1990年;中村孝志:《围绕广东博爱会医院的诸问题(2)——台湾总督府的对华文化工作(広東博愛会医院をめぐる諸問題(2)－台湾総督府の対華文化工作－)》，《天理大学学报(学术研究会志)》第166辑，1991年。。其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忽视了对当地日本人人口、职业等基本问题的讨论，导致其研究的对象与结论略显孤立和狭隘，难免有就事论事之嫌。因此，本文试图分别对于清末及抗日战争(下文简称“抗战”)爆发前的中华民国(下文简称“民国”)时期，近代广州日本人群体的人口及职业等基本问题着力进行探讨，同时兼顾其设施机构的建立及主要居住地域的变动等情况。并希望通过对上述基本事实的切实把握，为将来有关近代广州乃至于华南地区日本人活动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做铺垫。

为此，本文以近代时期由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著的《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职业别人口表》作为重要的参考史料②外务省通商局编:《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职业别人口表(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表)》编辑复刻版，东京:不二出版，2002年。。该史料为本文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史实与数字依据。首先，关于近代广州日本人的人口问题，该史料当中记录有1907—1910年及1913—1940年度可信度较高的人口数据。其次，对于近代广州日本人群体的职业，该史料提供了1926—1929年以及1935—1937年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管区内的日本人职业分布情况。另外，对于近代时期广州日本人活动的一些具体内容，本文主要参考了由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整理出版的《外务省警察史》③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警察史(外務省警察史)》第53卷，东京:不二出版，2001年。。此外本文中还利用了其他多数中、日文史料，为精简篇幅起见，在此不做赘述。

一、清末广东日本领事馆的设立与广州日本人群体的出现

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华南地区仅广州一港通商的原因，当地的对外贸易盛极一时。而随着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与英国，广州作为华南首要国际通商港口的地位逐渐被香港取代，因而在近代，日本人进入广东地区自香港开始④奥田乙治郞:《明治初年的香港日本人(明治初年に於ける香港日本人)》，台北:台湾总督府热带产业调查会，1937年，第20页。。

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以后，于1873年设立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林道三郎为第一任领事。当时该香港领事馆的管辖范围并不仅限于香港，还覆盖广州、汕头及琼州，因而日本驻香港领事在上任时持有两份委任状，赋予其在香港及广东省分别行使日本领事职务的权力，其中并载明日本在广东省内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事宜⑤奥田乙治郞:《明治初年的香港日本人(明治初年に於ける香港日本人)》，第1—2页。。

在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设立之初，由于广州日本人的人数极少，所以并无必要另设领事机构进行保护。但是鉴于广州作为华南首要大都市及两广总督所在地的重要经济及政治地位，日方认为该地不应长期置于香港的日本领事馆管辖之下，因而于1888年8月在广州设立了日本驻广东领事馆，首任领事为坪野平太郎⑥奥田乙治郞:《明治初年的香港日本人(明治初年に於ける香港日本人)》，第251页。近代时期日本官民习惯上称广州为“广东”，当指行省时则称“广东省”。因此“广东领事馆”应理解为“广州领事馆”。。

在日本驻广东领事馆设立之初，广州的日本人人数极少。如在该领事馆成立后下达的要求当地日本居民来馆报到的通知单上，只有宫田、出石、水田3人的名字。即使到了1890年，当地日本人也仅有男性4人、女性8人，他们都是留学生、商人及其家属①奥田乙治郞:《明治初年的香港日本人(明治初年に於ける香港日本人)》，第252页。。也许是由于当地日本人数量太少致使领事馆业务无法充分展开的缘故，该广东领事馆于1890年12月关闭，直到1906年11月12日才重新开放，领事为上野专一。此后在1909年濑川浅之进担任领事时，该广东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②奥田乙治郞:《明治初年的香港日本人(明治初年に於ける香港日本人)》，第251—254页。抗战前在包含香港在内的华南地区设有日本外交机构的城市有5个，分别为福州、厦门、汕头、广州和香港。其中在广东及香港为总领事馆，其他3地为领事馆(饭岛涉:《香港——日本关系当中的香港日本商工会议所(香港―日本関係のなかの香港日本商工会議所)》，收入波形昭一编:《近代亚洲的日本人经济团体(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経済団体)》，东京:同文馆出版株式会社，1997年，第196页)。。

自1906年日本驻广东领事馆重置后，该领事馆开始逐年统计广州地区的日本人人口，并将统计结果提交日本外务当局。从附表1中的统计数字可知，到1907年，广州的日本人人数已经从1890年的10余人增长到200余人，这一人口规模比较稳定地维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下文简称“一战”)初期。据此可以推断，1890—1906年间应为近代广州日本人人数快速增长的第一个时期。其原因在于，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以后，一方面随着日本对华贸易开始快速成长，致使在中国重要外贸口岸中的日本人群体普遍呈现出壮大的趋势③长谷川宇太治:《支那贸易指南(支那貿易案内)》，东京:亚细亚社，1914年，第766页。;另一方面，在此期间广东省或广州市地方当局(下文统称“广州地方当局”)先后聘请了一大批日本技师或日本教习，关于这一点下文将进行详细阐述。因此可以推断，日本在1906年重开广东领事馆的决定，不再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是顺应了不断增长的日本与广州间贸易(下文简称“日穗贸易”)及膨胀的广州日本人人口所产生的实际需要。

在上述日本人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里，由广州地方当局聘请的日本技师及日本教习尤其引人注目。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广州已有引入日本技师的事例。如1889年2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为在广州建设新马路，而委托东京的中国公使馆帮忙物色到3名日本植树工匠，中方以月薪银元100元的酬劳与其签约1年④奥田乙治郞:《明治初年的香港日本人(明治初年に於ける香港日本人)》，第253页。。而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开始积极向强邻日本学习其技术及体制，广州开始出现了许多日本教习的身影。比如在法政学堂、警察学堂、师范学堂、陆军将弁学堂、陆军军乐学堂、黄埔水师学堂、陆军军医学校、测绘学堂中都聘有日本教习⑤青湾生(海军特务部):《回忆旧广东(旧るい広東を偲びて)》，南支派遣军报道部编:《兵队》(复刻版)1939年第11号，刀水书房，2004年，第14页。。日本教习当中也有女性，如在1907年广东女子师范学校成立后，由于缺乏教授美术、体育、编物的中国教员，即以高出日本国内水平的酬劳聘任了3名日本女教师⑥《妇女世界》(影印本)1940年5月号，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47页。。从以上内容中可见，清末由广州地方当局聘请的日本技师及教习，其薪金待遇丰厚，且主要集中在军队、警察、法律、师范类学堂当中。

由表1可知，1906年在居住于广州的日本人中，受雇于广州地方当局者在户数与人数上都居首位，因而成为当时广州日本人群体的主流。同时还应注意会社员(即公司职员——笔者注)阶层的出现。当时在广州开设的日本中小商铺当中雇用的职员人数很少，而该会社员阶层主要是随着日本大型贸易、银行、海运业企业陆续进入广州的日本大企业职员⑦《讲述明朗的广东(明朗広東を語る)》，南支派遣军报道部编:《兵队》(复刻版)1939年第9号，刀水书房，2004年，第40页。。因此其后这一阶层人数的变化，无疑与日穗贸易的兴衰密切相关。

表1 1906年12月末广州在留日本人职业统计表

二、民国时期广州日本人群体的发展与困境

中国自进入民国时期后，不久即迎来了一战的爆发。日本乘广州市场上欧美商品供给不足的机会扩大了日货的出口，而贸易额增长的结果则带动了当地日本人人口的增加。如附表1所示，广州日本人的数量从1916年起开始显著增长。进入1920年代后，由于日穗贸易较为顺畅，所以除“沙基惨案”发生的1925年之外，在1923—1929年的每一年里，广州的日本人人数都在400人以上，且在1930年超过500人。因此大致可以认为，从一战起至“九·一八事变”前的一段时期是广州日本人人数增长的第二个主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初始阶段，广州的日本人群体在公共设施及社团组建两方面逐渐完善。实际上早在1911年，广州日本人群体便成立了最初的组织机构“广东日本人会”①饭岛涉:《香港——日本关系当中的香港日本商工会议所(香港―日本関係のなかの香港日本商工会議所)》，第196页。。而伴随着一战爆发后广州日本人人口在短期内激增，当地日本人群体对诸如教育、医疗、殡葬等方面的需求也迅速增加。由于当时中日间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要满足这些需求只能求诸其自身。有关的主要措施如下:

1.广州日本人小学校开设于1915年，并于1917年获得日本外务省及文部省认可，成为华南地区惟一的日本在外指定校②中村孝志:《广东日本人小学校——其成立与终焉(広東日本人小学校－その成立と終焉－)》，第2、4页。此后在1934年11月，沙面日本人小学校内修建了广东神社，占地面积12坪，合祀着皇大神宫和靖国神社(郡茂德:《香港及南支那的近情(香港及び南支那の近情)》，《台湾时报(台湾時報)》1935年7月号，第75页)。。

2.1918年12月在广州河南南石头岗划定了日本人墓地③森清太郎:《广东名胜史迹(広東名勝史跡)》，广东:岳阳堂药行发行所，1922年，第60页。。

3.1919年，作为日本对华文化工作的组成部分，成立了广东博爱会医院①中村孝志:《围绕广东博爱会医院的诸问题(1)——台湾总督府的对华文化工作(広東博愛会医院をめぐる諸問題(1)－台湾総督府の対華文化工作－)》，第36页。。

4.由于此前广东日本人会负责维持多项公共事业而常常陷入财力困乏，1921年在广东总领事馆的指令之下将广东日本人会改组成为“广东日本居留民会”，专门负责经营和管理当地日本人小学校及日本人墓地②中村孝志:《广东日本人小学校——其成立与终焉(広東日本人小学校－その成立と終焉－)》，第2、5页。。

通过上述机构的设置与改组，广州日本人群体在教育、医疗、殡葬等方面的设施条件较此前大为完善。而这同时也意味着该群体相对于广州本土社会的独立性不断增强。

另一方面，在进入1920年代后，随着广州日本人群体规模的扩大，其职业构成情况也较此前发生了变化。从附表2中可以对1926—1929年广州日本人群体的职业构成情况获得细致的了解。在此4年里受雇于广东地方政府的日本人没有被列入统计项目之内，表明该人群很可能在进入民国时期以后迅速萎缩。而“会社员、银行员、商店员、事务员”的人数居于各种职业之首，其他日本人则多分散在贸易、零售、服务等领域。这一消长现象说明，与广州日本人人口的第一次增长时期不同的是，在其第二次增长时期内成长最为迅速的阶层主要是供职于日本大型贸易业、银行业、海运业企业中的日本职员，其次为零散的日本民间中小商人。换言之，就一战爆发后的广州日本人群体而言，其商业移民的色彩变得十分浓厚。

需要指出的是，自1925年发生的“沙基惨案”开始直至抗战爆发为止，广州的反日运动对当地日本人群体造成了越来越强的冲击。而这种冲击除直接表现为广州日本人人口的波动外，在其居住地分布及职业构成方面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为了抗议1925年5月16在上海日系纺织工厂中发生的日本职员枪杀中国劳工的事件，5月30日在上海租界内发生了反帝示威运动，但遭到以英国为首的租界当局的武力镇压。为支援上海的反帝运动，6月23日广州群众发起针对英、日等国的反帝示威游行，再次遭到以英国为首的沙面租界守备队的枪击，造成“沙基惨案”。在“沙基惨案”发生当日的中外交火中，约有10余名沙面的外国人在战斗中死伤，其中有日本伤员3名。受此影响，在事件发生当日，广州的日本人集体避难至日本驱逐舰内，次日日本妇孺约200人被送至香港躲避。即使到7月11日，在时任广州公安局局长的吴铁城声明保护日本人之后，7月13日在广州市区仍有日本人被中方罢工人员逮捕并没收随身物品的事件发生③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警察史(外務省警察史)》第53巻，第40页。。如附表1所示，虽然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有不少日本人在惨案发生后暂时从广州撤离，但是原本由反日而起的此次反帝运动由于在“沙基惨案”后一转而成为反英运动，因而随着局势趋于稳定，当地日本人人数在次年基本上恢复到惨案发生前的水平。

如果说在“沙基惨案”前后广州兴起的反帝运动仅仅暂时震动了当地的日本人群体，那么“济南惨案”发生后在广州掀起的反日运动则由于改变了此前日本人在广州的分布，而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导致中方军民的重大死伤。事件发生后迅速在广州激起了强烈的反日情绪。受此影响，居住在广州市区内的日本人于5月6日晚间进入沙面躲避④台湾总督官方调查课:《南支那及南洋情报(南支那及南洋情報)》，《台湾时报(台湾時報)》1928年7月号，第11页。。实际上自清末起日本人在广州的居住区域就主要集中在市区而非狭小的沙面租界。以1906年为例，在广州生活的日本人中，居住在广州市区的有147人，居住在沙面的仅35人，即有约81%的日本人口居住在市区内⑤外务省通商局编:《清国事情第二辑(清国事情第弐輯)》，1907年，第849页。。这些居住在市区的日本人，在广州局势混乱时虽然会暂时躲入沙面避难，但是待局势平静后通常会重返广州市区生活。而此次受到“济南惨案”后广州民众对日情感严重恶化的影响，其结果如表2所示，在该年年底局面基本恢复平稳后，回到广州市区居住的日本人数仅为125人，而滞留沙面者则达284人，后者约占广州日本人总人口的69%。又如表3所显示，1929年在广州的日本内地人中，居住在沙面者的比例高达79%。这些数据说明，受到“济南惨案”的影响，广州日本人在市区与沙面两地的分布比例与清末相比发生了易位。此后在广州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不仅在沙面从事经营活动，并且居住在沙面。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留居广州的欧美人则往往居住在广州市区，仅在沙面设置事务所①山中觉:《南支主要都市素面——广东(南支主要都市素描―広東)》，《台湾时报(台湾時報)》1938年3月号，第105页。。这种中日两国平民居住地相互隔绝的倾向，此后又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而加剧。在抗战爆发前夕，广州日本人群体已基本收缩于沙面租界之内，居住在市区者仅几户人家而已②山中觉:《南支主要都市素面——广东(南支主要都市素描―広東)》，《台湾时报(台湾時報)》1938年3月号，第105页。。

表2 1928年11月末沙面及广州市区内的日籍人数

注释:

1.“地域”项目中，“(内)”指日本“内地人”即日本本土人，“(台)”指台湾籍民。

2.“内外户数”项目意指日本“内地人”与“外地人”户数。“外地”是日本帝国时代区别于固有领土即“内地”而言的称呼，意指朝鲜、台湾等日本新领土。

表3 1929年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管区内日本内地人的分布

进入1930年代以后，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广州再次激起了持久的抵制日货运动。此番广州日本人群体在遭到沉重经济打击的同时，还面临着比1928年更为激烈的广州民间反日情绪，如在1931年12月末就发生了有日本人在广州市内与中国平民发生冲突并被中国群众围殴致死的事件③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警察史(外務省警察史)》第53卷，第73—76，72，78页。。因此至该年年底，在广州的日本人中共有149人撤离④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警察史(外務省警察 史)》第53卷，第73—76，72，78页。。而在次年1月28日上海成为战场后，广州的反日气氛更加高涨。至1月31日居住在广州市区的日本人全部撤离至沙面躲避⑤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警察史(外務省警察史)》第53卷，第73—76，72，78页。。其后不久，正在上海用兵的日本当局为控制战局不致扩大，电令广州等华南主要城市中的日本领事馆从1932年2月9日起采取严厉手段镇压华南各地日本人中意图挑起新事端者①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警察史(外務省警察史)》第53卷，第77页。。于是，在“一·二八事变”后来自中日两方的强大压力之下，广州的日本人中陆续又有117人撤离②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警察史(外務省警察史)》第53卷，第77页。。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影响下，从1932年到1935年广州的日本人人数回落到300人左右。

随着1935年起中日关系开始有所缓和，特别是次年广东结束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峙之后，日本在广州的贸易环境出现了转机③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8061553400(第1画像—第2画像)，在外邦人商业(商工)会议所关系杂件/广东商业会议所(B—E—2—6—1_14)(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因此1936年广州日本内地人的人数也得以基本恢复到事变前的水平。而1937年广州日籍人口总数更达到500余人，超过1930年的记录而成为抗战爆发前的人口峰值。

然而，对于1935年与1936年广州日本人贸易景况的“好转”问题，如依据附表2中的数据，我们却可以从职业构成的角度做出更为深入的剖析。附表2显示，这两年中在广州日本贸易商人数量有所增加的同时，“会社员、银行员、商店员、事务员”群体的从业人数却呈现减少的趋势。这样就导致广州每一间日本企业所雇佣的职员平均不到两人，可以推测其中不少仅能勉强维持经营而已。同时该数据还揭示出，在这两年内推动广州日本人人口回升的主要群体，其实是伴同赴穗谋生的日本人而来的随行家属们。如在1935年，日本人家属群体约占广州日本人总人数的51%，而这一比例在1936年则上升至62%。也就是说，此时属于非劳动群体的日本人家属转而成为当地日本人增长的主流。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以后，在广州再次激起了更为强烈的反日运动。随着8月13日战事蔓延至上海，广东日本总领事在次日对当地日籍居民下达了撤离命令，所有在广州居留的日本人随即于8月17日全部迁往香港④《支那事变与南支座谈会——围绕返回邦人(支那事変と南支座談会―引揚邦人を繞る―)》，《台湾时报(台湾時報)》1938年10月号，第42、50—51页。。至此，抗战前广州的日本人群体一时从当地消失，直到次年10月广州沦陷后才以占领者的姿态回归，并迎来了短暂而畸形的战时繁荣。有关的具体情况，将作为今后的课题进行讨论。

结 语

通过上述考察，本文认为，对于抗战前广州日本人群体的人口及职业等基本问题，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首先，从人口方面看，日本人大致在1880年代前后开始进入广州，经过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以及一战开始后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两次人口增长，到1930年时形成拥有500余人口和诸多公共设施的日本人群体规模。但是自“济南惨案”后起，广州的日本人开始逐渐收缩至沙面租界中。进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当地日本人人口一度大幅减少，其后因中日关系的缓和而自1935年起快速恢复，并在抗战爆发前夕达到战前人口峰值。

其次，从职业构成方面看，在清末的广州日本人群体中，由广州地方当局聘用的日本技师或日本教习人数最多。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起，广州日本人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转变为日本大企业的职员，当地日本人群体也因此开始带有强烈的商业移民性质。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广州日本大企业中的日本职员出现大量离穗的现象，虽然在1935—1937年当地的日本人人口开始恢复性增长，但是就其人口构成方面而言，此时无职业的日本人家属群体逐渐成为当地日本人人口的增长重心。也就是说，抗战爆发前夕广州日本人人口的恢复性增长，与日穗贸易的繁荣并无直接关联。

附表1 1907—1940年日本驻广东领事馆管区内日籍人口统计表

注释:

1.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对于1937年的人口数据未进行调查。因此本文采用《台湾与南支那》中有关资料进行了补充。

2.1911年及1912年的数据资料阙如。

3.在该资料当中自1916年起开始出现“台湾人、朝鲜人”人口的统计项目。而此前仅能确定在1910年与1913年的统计中包含了台湾籍人口。其他年份数据中是否包括了台湾籍与朝鲜籍人口尚不明确。

附表2 1926—1929年，1935—1936年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管区内日本人职业分布表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由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职业别人口表(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表)》编辑复刻版(东京:不二出版，2002年)相关年份整理而成。

注释:

1.由于1926—1929年、1935—1936年的有关统计项目格式一致，因此本文引用上述年份数据进行类比。其他年份或无相关数据，或采用不同格式。

2.该表中记录的人口数字为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管区内的日本人总人口，而非仅指广州市内日本人人数。但是广州市内日本人人数一直占据该总领事馆管区内日本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如1934年该领事馆管区内的日本内地人总计299人，其中有292人居住在广州，其他为海口1人、北海1人、梧州2人、南宁2人(外务省通商局编:《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职业别人口表(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表)》编辑复刻版，第3卷，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