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士商”与古之士商

文Ⅰ周之江

今之“士商”与古之士商

文Ⅰ周之江

“九二派”被作者称为这一时代的“新士商”，“和传统士大夫相同之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不同的是实现目的的路径和手法。”

陈海，贵州人。现任《博鳌观察》执行总经理，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特约研究员，偏好商业写作。曾任职《中国新闻周刊》副主编、《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南方周末》记者、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特聘讲师。从事媒体工作期间，长期致力于时政新闻及调查类报道的实践与探索，有编著作品《真相的力量》等。

最近读到一本好书，即《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作者是陈海，1992年进大学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这个年头，碰巧是《九二派》里那些当代“士商”们自觉跳离体制，投奔市场的风云际会之时。

窃以为，此书绝非一般的财富故事，其要点在于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也即是所谓的“士商”精神，这是中国自古缺乏的东西。时至今日，从耻于言利到纷纷下海，其转变不可谓不剧烈，我想还不仅仅是简单的“官本位”到“商本位”而已。这些年来，探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因何而来的著述不少，比如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虽众说纷纭，不可否认的是，要适应当代中国的转型，大概不能全然地从传统或者西方去求出路，士与商的结合，也许是路径之一。不但与财富有关，更与社会的治理结构有关，而且，这条路径并非上层设计得来，说得夸张些，也是发源于基层。早年间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来看到杜维明等辈试图从儒教伦理中寻觅亚洲复兴的秘密，总觉得牛头不对马嘴。

谈到“商道”，中国是大陆型国家，历来重农抑商，工商社会不能发展，早成学界共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著《世界文明与资本主义》即说，传统中国的“管制阻碍着一种创立商业统治集团之企图。只有最下层的商业，（包括）市镇间的店铺和集场（能够）有功效地作业。”

书中写到，“九二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武克刚，曾发表题为《中国呼唤工商文明》的演讲，追溯中国“商道”，特地点出三个大人物的名字：管仲、范蠡、吕不韦。在他看来，“遗憾的是，他们对后代的影响，不是表现在制度建设上，而是表现在理论思想上，他们都明白自由与法治对百姓富裕和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

尽管有生搬硬套之嫌，背后的意思却堪寻味。时至今日，当代工商业巨子，早成社会中坚力量，而具体到本书所涉及的群体“九二派”，用开篇处陈东升的话来定义，乃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

“九二派”被作者称为这一时代的“新士商”，“和传统士大夫相同之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不同的是实现目的的路径和手法。”

晚清时，龚自珍著《京师乐籍说》，就明白写到，“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

很显然地，这种“聪明喜论议”的脾性，确乎是新旧“士大夫”们的共同点之一，昭示了某种浓烈的政治情结，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从政还是经商，都挥之不去。虽然，“士”与“商”结合派生出来的今之“士商”，已然不同于古之“士大夫”，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说，士大夫集二重角色于一身，“帝国政府庞大复杂的行政事务凸显出了‘官僚’的形象，浩如烟海的诗文著述凸显出了‘文人’的形象”。

不管是官僚还是文人，都与“九二派”的气质不尽契合，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是体制内的“官员”，甚至还多多少少有一点“诗人”的理想色彩。按照陈海的归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这批多供职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其感召，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武克刚、王梓木、黄怒波、胡葆森等为代表的“九二派”。毫无疑问地，这样的背景，使得他们在初涉商海时，便迥异于一般的生意人。在追求财富之外，“九二派”有着更强的使命意识，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批自觉或不自觉以思想家自居的企业家。

前面说过，所谓“士商”，其实缺乏历史的承续，古来“士农工商”四民，士居其首，而商叨陪末座，两者素少瓜葛，《孟子》亦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显然把“士”当做精英阶层来看待，惟士可称“君子”，余者皆“小人”。

明清以降，工商业的发育超过历代，大商巨贾富可敌国，其豪奢靡费、一掷千金之态，在旧籍中多所记载，但仍为一般的士大夫阶层所不屑。乾隆年间所修的《山阳县志》就说，“淮俗从来简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荐绅即士人，明白地与商人对立而言，作为负面教材，正是中国古来习见的立场，也是“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等观念的缘来，至今影响不绝。

可举的例子很多，限于篇幅，暂且打住。之所以说士与商的传统缺乏交集，是源于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实在大相径庭，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里有过精辟的总结：“纵然在特殊情形下，某人‘田连郡县’，某家‘积资钜万’，孤立之财富无从引导群众参加，更不可能改造社会。”而有趣的是，其实“士”的地位在传统社会里也有尴尬之处，代表性的说法如顾亭林《与友人论学书》所言：“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说白了，空谈无益，光会耍嘴皮子可不行。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外族侵凌，西学东渐，老大中国面临“三千余年之大变局，为秦汉以来未有之世变”，变的结果之一，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士”，也随之成为历史名词，不复其风光。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费孝通先生著有《中国绅士》一书，即说，“在传统的中国权力结构中，有着两个不同的层次，顶端是中央政府；底部是地方自治单位，其领袖是绅士阶级”。这也是学界早有共识的看法，换言之，在以农立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大夫群体是社会不同阶层的捏合剂，甚至可以说是实现社会自我管理的核心力量之一。时运迁变，费孝通观察到，“一方面是土地租息经济的衰退，另一方面是具有新型政治意识的通商口岸群体的兴起，这两者都减弱了绅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须赘言的是，“士”不再有其成长的土壤，日渐远离权力中心，勉强地说，作为精神层面的“士”，倒还一直余韵悠长，不时就要跳出来指手画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陆学界关于知识分子精神的讨论不绝于耳，而这也是我们理解“九二派”故事时，必须要参照的一个背景。

“新士大夫”之所以“新”，大概还源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不同于传统士人，所谓“体制内”经历，赋予了这一群体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傅小永先生在此书的前言里，以代际划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企业家，第一代是乡镇能人型企业家，第二代即“九二派”也便是“士大夫”企业家，第三代是“海归”企业家。

不好简单地将不同代际的企业家做高下之分，更值得重视的话题也许在于，近百年来的中国，确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把眼光放到一个较短的时段，也即“九二派”企业家孕育成长的改革开发年代，30余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固不待赘言，但也时时要承受转型的阵痛，原因或者在于，社会犹如一个大而复杂的有机体，其转变不能处处尽如设计，种种不适应因此发生，一个有责任感而且真能承担责任的所谓“士商”阶层，的确能对社会治理起到切实的作用。

现成而且就在身边的例子，是去年贵阳市成立的“和谐贵阳促进会”，媒体报道说，“促进会”由非公经济人士、宗教界人士、民主党派人士组成，他们通过捐资募款，帮扶困难群体，协同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破解信访难题，成为社会管理的有效补充力量，是第三方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探索。更进一步的解读，称之为新时期的“太平绅士”，乍闻之下，有些诧异，细想则不无道理。

还是借用费孝通的一段文字，来为本文作结：“社会结构的本质还是和以前一样起作用。我相信它在变化，但新秩序是不会一下子突然产生，完成于一刹那间的。新秩序是从旧秩序中产生的。”

“九二派”也好，“新士大夫”企业家也好，都是这种变化的产物，费先生说得很清楚了，它不会“一下子突然产生”，也不会“完成于一刹那间”。（作者系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蒋叶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