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79年拉达克战争一些问题的探讨

李 圳

(西藏民族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关于1679年拉达克战争一些问题的探讨

李 圳

(西藏民族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17世纪以来，随着拉达克王国的不断扩张，激化了与卫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拉达克以宗教问题为由，联合不丹企图挑起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战争。五世达赖派遣甘丹才旺率领蒙藏联军果断出击。尽管战事一度招致莫卧儿军队的干涉，但最终甘丹颇章政权仍通过军事、外交等途径取得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自身在西藏的统治，也加强了拉达克对青藏高原文化圈的认同。在清王朝收复台湾、平定三番之乱的关键时刻，甘丹颇章政权为祖国的统一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西藏;拉达克;战争

爆发于17世纪下半叶的拉达克战争，许多年来国内学界对此鲜有研究。上世纪中期，意大利学者伯戴克在《一六八一至一六八三年西藏、拉达克以及莫卧儿之间的战争》一文中，通过翔实的史料对拉达克战争进行了考述。此文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对文中一些诸如“西藏为侵略一方”、“拉达克割让阿里三围给西藏”等明显谬误观点，却实在不敢苟同。关于战争的性质问题，汤池安先生在《评伯戴克关于1681年西藏边境战争的性质问题》一文中将伯戴克所提一些谬误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驳斥。上世纪90年代周伟洲先生的《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一文，就这场战争的经过及结果进行了概述。此外，本世纪初陈庆英先生在《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一文中，关于拉达克战争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战争不仅是拉达克与甘丹颇章政权之间冲突，更是涉及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莫卧儿帝国、南部竹巴派控制下的不丹等西部边疆国内外几大势力的多方博弈。因此，战局的变化直接左右着17世纪西藏几大势力的此消彼长。另外，同为记载此次战争的主要文献，《颇罗鼐传》与《拉达克王统记》内容却大相径庭、疑点颇多。尤其是莫卧儿军队介入之后拉达克的形势，国内外学界也一直存有争议。拉达克战争问题的研究，对西藏地方边疆史以及17世纪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拉达克战争爆发的原因

(一)17世纪拉达克的扩张

随着吐蕃王朝的灭亡，在公元10世纪前期，被驱逐至阿里地区的赞普后裔吉德尼玛衮逐渐确立了对该地的统治。“建立了整个阿里三围的君王政权”［1］219。之后又将阿里三围分给他的三个儿子日巴衮、扎西德衮和德祖衮。而长子日巴衮所领有的玛域大致与近代拉达克地方相当［2］。三子后裔随后各自在其领地建立了西藏地方的分散割据政权。这便是拉达克、古格、亚泽王国的滥觞。数百年来，三个割据王国一直延续在西藏西部地区。至元明两代，中央分别设立纳里速古鲁孙元帅府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正式将阿里三围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该地区在19世纪森巴人入侵以前一直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以上史实，在《汉藏史集》《明史》等许多汉藏文集中均有体现，无须赘述。

进入17世纪，尤其是拉达克王僧格朗杰继位以来，由于明王朝的衰落和卫藏地区格鲁派与藏巴汗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使西藏西部的拉达克王国有了扩张领土的机会。森格南杰继任后不久即派遣军队侵入久丹［3］。1630年，拉达克王僧格南杰趁古格王国内乱之际进军古格，在驱逐天主教会势力的同时也监禁了古格王。很快，日土、托林等地也相继被侵占，拉达克完全占领古格［4］232。在其侵占古格之后，便将扩张范围定向了更加繁荣的卫藏地区。陆续侵占后藏的西热、佳佳等地，迫使藏巴汗缴纳金银茶叶等物作为进贡。

与此同时，拉达克大将释迦嘉措于1673年侵犯下拉达克和普里格地区;1674年拉达克的活动延伸到巴尔蒂斯坦，占领了喀普路和却尔白，并先后多次击退克什米尔王和莫卧儿帝国的军队［5］。这使拉达克一度繁荣，成为西藏西部最强大的割据政权。

(二)拉达克与甘丹颇章之间的宗教冲突

在和硕特部固始汗击败藏巴汗之后，五世达赖和固始汗建立了西藏地方的甘丹颇章政教合一政权，确立了格鲁派在西藏的绝对宗教领导地位。17世纪前期，格鲁派寺院阿里地区发展迅速，仅在拉达克就有寺院21座，僧尼1 086人左右［6］233－237。1622年，竹巴噶举派高僧达仓热巴回到拉达克，成为僧格南杰的上师［7］。从此改变了拉达克的宗教格局。在僧格南杰的支持下，竹巴派发展迅速，很快占据了宗教的主导地位。致使在阿里地区笃信格鲁派寺院势单力薄。德丹南杰统治时期，推行迫害格鲁派的宗教政策。在新占领的古格地区，著名的托林寺也仅有30名僧人，格鲁派政教势力十分微弱［6］373。从此，拉达克与卫藏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加深。

与此同时，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一直希望能够染指西藏。早在阿克巴之子贾汉吉尔任国王之时，就梦想占领西藏。曾经派克什米尔王卡西姆汗米尔比尔之子哈欣汗侵略西藏。据印度史料记载，“(莫卧儿军队)尽管浴血奋战，但仍未取得胜利。最后因损失惨重和严重困难被迫撤军。”［4］234此外，贾汉吉尔之子沙哈雅汗也一度企图进攻拉达克。1665年，克什米尔统治者赛义夫汗(SaifKhan)向拉达克国王派去一名使者，授予他“大西藏的柴明达尔”的头衔，并在军事威胁下要求拉达克王接受莫卧儿的宗主权和伊斯兰教［5］。拉达克王德丹南杰被迫接受要求。对莫卧儿帝国的妥协，一方面缓解了王国的危机，一方面则直接恶化了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

(三)17世纪以来不丹与卫藏地区的长期对立

1592年竹巴活佛白玛嘎波圆寂。竹巴噶举派因转世灵童问题发生内部纷争，数年后阿旺南杰在家族的支持下成为新的热龙寺竹巴活佛。1615年第悉藏巴彭措南杰介入竹巴噶举转世纷争，就此与阿旺南杰发生矛盾。竹巴派首领阿旺南杰被迫流亡不丹，并在当地建立起以竹巴噶举派为宗教核心的政教合一政权。此后藏巴汗三次南征不丹均以失败告终。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不久，五世达赖一度希望缓和与不丹之间的关系，“释放了在第悉藏巴时期，不丹在后藏的人质。”［8］上140可是 1642年，不丹仍给予山南、公布、后藏地区叛乱的噶尔巴相当的支持。这无疑激化了与五世达赖之间的矛盾。

为此，五世达赖曾先后五次大举南征不丹以图重新对其恢复控制，但最终由于酷暑、疾病、内部关系不和等各种原因均未获得成功。1657年不丹在击退西藏地方政府的进攻后，甚至意图反攻西藏、蒙古、康区、工布等地［8］上304。给当时的卫藏地区造成了不小的动乱。由于多次南征，导致与不丹共同信仰南竹巴噶举派的拉达克之间关系紧张。甘丹颇章政权多次的南征失利也使拉达克王德雷南杰错误的估计了蒙藏联军的实力。所以，出于宗教感情和扩张领土的目的，拉达克便公开宣称支持不丹，共同对付甘丹颇章。在共同的威胁下，不丹和拉达克迅速走向联合。南部顽强的不丹、西部的强悍的拉达克，是新兴的甘丹颇章政权立即要面临的新挑战。

二、1679—1684年拉达克战争

(一)五世达赖决意出兵，蒙藏联军首战告捷

1679年，不丹和甘丹颇章政权再起纷争，双方在各自领内迫害对方宗教。这就引起了拉达克王德雷南杰的公开干涉［9］157。拉达克在古格境内迫害格鲁派僧人，并企图进犯后藏。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甘丹颇章政权内部意见不一。以第巴罗桑金巴为首的地方势力可能基于数次南征不丹无功而返，劳师远征胜算不大的考量并不主张武力解决。五世达赖却力排众议，主张果断出击，反击拉达克［8］下337。这次出征的指挥官甘丹才旺原为蒙古汉王达赖洪台吉之子，后来扎什伦布寺出家为僧。深得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的信任，在扎什伦布寺担任掌堂师的职务［10］18。五世达赖派遣他为蒙藏联军指挥是有其深意的。首先作为扎什伦布寺僧人，他完全可以代表甘丹颇章的利益;其次作为固始汗的孙子，和硕特部贵族出身也可以得到蒙古军的援助;最后作为平定藏巴汗的功臣达赖洪台吉之子，其作战指挥能力也是值得期待的。1679年5月，业已还俗的甘丹才旺正式接到命令，出征反击拉达克。这次出征看似轻率其实不然。因为以当时的形势来看，相比较弹丸之地的不丹，咄咄逼人的拉达克才是甘丹颇章政权的心腹大患。毕竟不丹境内仍有“五部僧人”［11］的牵制，而拉达克及其背后的莫卧儿帝国，尤其是伊斯兰教一旦介入卫藏，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据《颇罗鼐传》所载，甘丹才旺先到纳木错旁收服了一支2 500人的队伍［10］20。可以想象，这应该是戍卫前藏的一支蒙古精锐部队。随后大军前往后藏扎什伦布寺接受补给。之后，甘丹才旺在萨噶地区同样接受了兵器、骏马、帐篷等各种军需物资，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部队［10］21。在整编完毕之后，蒙藏联军便迅速进入了阿里境内。蒙藏联军的反击显然没有引起拉达克王足够的重视。其将领更是认为甘丹才旺是“头撞铁锤”自取灭亡之道，并宣称“要将马匹拴在拉萨的石碑上”［10］22。在这种舆论之下，释迦嘉措率领拉达克军队向东进军［5］。目的明显，即一鼓作气击败蒙藏联军，并乘胜追击攻打卫藏。据考证，双方在印度河上游扎西岗附近的荒原交战［5］。这次遭遇战，精锐的蒙古骑兵充分发挥了骑兵突击的战术优势，彻底击溃了释迦嘉措率领的拉达克军。骑兵的优势使“拉达克人再也不敢在荒原旷野上厮杀”［10］24。面对锋芒正盛的蒙藏联军，被击溃的拉达克军逃窜至布壤达拉卡、扎章扎西岗等城堡之中负隅顽抗。由于蒙古军善于驱骑突袭并不善于徒步攻坚，再加上甘丹才旺兵力有限，因此战事便进入胶着状态。

1679年12月，获胜的消息传到拉萨。五世达赖已庆祝胜利为名义，在三座寺院中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酬谢仪轨［8］下372。这次胜利对卫藏亦有其深刻影响的。以甘丹颇章政权在突发事件的应对角度来看，在从噶玛巴叛乱，工布、后藏丢失，五世达赖不得不依靠固始汗出兵镇压;到诺尔布之乱，因为达延汗的一度观望导致卫藏人心惶惶;再到拉达克之战，五世达赖未得到和硕特部首领达赖汗首肯的情况下，果断出兵并取得胜利。可以看出甘丹颇章政权内部格鲁派与和硕特部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毋庸置疑，五世达赖正是借助这场胜利达到其个人权力的顶峰。

(二)蒙藏援军到来，双方列城决战

1680年，第巴桑结嘉措为了彻底解决拉达克的威胁，派遣大批援军支持甘丹才旺。不同于首次以蒙古骑兵和地方武装为主的杂牌部队，此次援军包括了昂如瓦、白玛吉布等多名卫藏悍将在内的5 000藏军精锐［10］24。强援的到来，固然是桑结嘉措出于对甘丹才旺的信任，但更多的则是对战争最终胜利的期待。

如此一来，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蒙藏联军如何在最短时间攻下城堡、取得战争胜利就是摆在各个将领面前的核心问题。对此，联军内部同样意见不一。“强行攻寨”和“长期围困”两种意见均遭到了总指挥甘丹才旺的否定。从军事角度分析，尤其在冷兵器时代，一旦被对方洞察了军事意图，该行动往往很难取得成功。故《孙子》云:“兵者，诡道也。”“兵贵神速。”基于强攻城堡可以预见的巨大伤亡，甘丹才旺也显然意识到“如果在此长期消耗下去，对方的财物消耗殆尽，我们的财物也会消耗完了”［10］24。届时一旦援军赶来，或者拉达克派遣另一支部队偷袭卫藏，都会让结局十分沮丧。因此，甘丹才旺果断做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即迂回前进，直接进攻拉达克首府列城。

这支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的蒙藏联军在列城近郊的羌拉一带与拉达克军展开决战。猝不及防的拉达克军被彻底击败［10］25。拉达克王和释迦嘉措纷纷落荒而逃，列城不攻自破。破城后，甘丹才旺给予将士大量的犒赏。据史料载，此后拉达克残兵踞守巴郭及其附近，依托地理优势负隅顽抗［5］。由于拉达克主力部队已被消灭，因此在未来的三年里(1681—1683年)双方一直以非对称的作战方式僵持。总之，拉达克战争尚未完全结束。

(三)莫卧儿军队干涉，战争结束

拉达克王德雷南杰不甘心失败。他勾结莫卧儿帝国，奉献大量贡品和不惜改宗伊斯兰教为代价，取得了克什米尔王易卜拉欣汗(1678—1685年在位)的干涉。菲戴汗遂奉命率军进入普里格［5］。这就将原本属于国内地方政权之间的战争，演变为外国军队干涉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争。关于蒙藏联军和莫卧儿帝国军队交锋的结果，《颇罗鼐传》和《拉达克王统记》相差悬殊。据《颇罗鼐传》所载，“(甘丹才旺)杀死不少敌人，活下来的四散溃逃……次日夜里伊斯兰教军队大哭而逃，甘丹汗王高举胜利的大旗，战败了敌军。”［10］26而《拉达克王统记》所载恰恰相反，认为“(克什米尔军)击败藏军，藏军丢盔弃甲……援军渐至比图，蒙军亦败北……为防拉达克王率军再来攻打，地方政府请竹巴活佛出面调停”［1］628。此战结果在学界亦有争论。国内不少学者就战后结局出发，以卫藏政府实现对古格地区的控制权和拉达克每年向卫藏朝贡为由，认为《颇罗鼐传》所载更可信［12］;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此战“蒙藏联军受挫”［9］203。就结局来看，整场战争固然是甘丹颇章取得胜利。可就这次交锋来看，蒙藏联军未必取得很大优势。首先，就战术角度分析，从五世达赖在拉达克战争期间举行“牵制大象之鼻”的法事［8］下368，到甘丹才旺面对克什米尔军“铺天盖地来的滚滚象群”来看［10］25，来自南亚的部队很有可能在战斗中大规模使用了特有的战象战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这是对一向惯于骑马作战的蒙古军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外，就战争结果角度分析，假如蒙藏联军彻底击败莫卧儿帝国干涉军，完全控制拉达克。那么驻军及委任宗本自不在话下。即使出于对拉达克王的同情，完全可以如同对待古格赞普后裔洛桑白玛一样，封其为王并拨给其1 000户百姓。何必在其仅作了口头承诺的情况下，就“将列城、比吐、尺赛等7座城堡和庄园归还于拉达克王”［10］27。但就双方军力和战后情况来看，也不可能出现如《拉达克王统记》所载，拉达克军围攻蒙藏联军，西藏地方政府被迫调停的情况。如此看来，蒙藏联军和莫卧儿帝国军队应该在数次交锋后，双方均未取得绝对优势。

关于在莫卧儿帝国军队退却上，据《颇罗鼐传》所载，由于诸护法神的庇佑，导致敌军突然大哭而逃，颇具传奇色彩。也有史料表明，菲戴汗是接受了甘丹才旺的巨额“贿赂”，并达成所谓某种协议，才离开了拉达克［13］。抛开撤退的原因，就当时南亚局势而言，奥朗则布统治时期(1658—1707年在位)的印度，正是莫卧儿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1679年杰拉普特战争和1681年王子阿克巴的叛乱，“对帝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牺牲了数千条人命和浪费了巨额的金钱，并没有得到持久的成果”［14］。从此，莫卧儿王朝国力大大衰弱。与此同时，奥朗则布正式将目光投向帝国南方寻求独立的马拉塔人。国力的衰退、战略的转移，使帝国逐渐失去对北方的控制。正因为如此，莫卧儿王朝在克什米尔的统治者，既不愿、更无力对拉达克采取长期干涉政策。再加上双方军队僵持不下，所以甘丹才旺与菲戴汗之间达成某种协议，而加速战争结束无疑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拉达克战争大约于1684年春结束。据史料载，在莫卧儿军队撤退后，甘丹才旺借助准噶尔噶尔丹的增援部队再次来到拉达克列城［5］。失去援助的抵抗毫无意义，拉达克王最终只能投降。关于噶尔丹出兵这一点上，由于此时五世达赖业已圆寂，甘丹颇章政权由第巴桑结嘉措掌管。密不发丧的桑结嘉措要结噶尔丹威胁青海和硕特本部，钳制达赖汗，以巩固自己的权位［9］208。从1690年康熙征讨噶尔丹时，桑结嘉措的暧昧态度来看，料想此时噶尔丹出兵援助桑结嘉措亦不无可能。1684年，竹巴派第六世竹钦活佛米旁旺布作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与拉达克进行协商。双方口头商议结果如下:首先，拉达克仍属西藏藩属，每年向西藏进贡10钱黄金和10两藏红花，并为拉萨祈愿大法会提供供神灯火便利。西藏地方政府则将列城、比吐、尺赛等7座城堡和庄园归还于拉达克王，并每年提供200头驮畜运茶叶销往拉达克［1］628。其次，保障格鲁派在阿里地区的传播;第三，阿里三围重新归属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在此设立宗本和驻军，从此成为定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改革为止。

三、战争的影响

(一)结束了阿里三围的土王割据局面，为祖国统一做出巨大贡献

一直以来，阿里三围地区都是由三个土王所控制。1679年的拉达克战争结束了这种割据局面。阿里三围归入西藏地方政府管辖，这对祖国的统一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1679—1683年，正是清王朝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的关键时刻。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挑战，西藏地方政府果断地解决了危机，并确立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权。这无疑是对正在进行维护祖国统一与维护主权斗争的清王朝以有力的支持。这次胜利，也是给18世纪初期，颇罗鼐将拉达克重新纳入清朝中央政府版图提供了条件。

(二)瓦解了拉达克、不丹对甘丹颇章的威胁，巩固了政权

拉达克战争结束，彻底瓦解了甘丹颇章政权来自西线的威胁。从而扭转了可能面临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之后，西藏地方政府在处理不丹问题上，就显得从容不迫了。拉达克战争后，不丹无法持续与西藏抗衡，不得不再次倒向西藏。1730年，不丹内乱，颇罗鼐受邀介入不丹政局，正式确立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之间的宗藩关系。从而彻底解决了自1615年起，不丹与卫藏之间长期对立的问题。甘丹颇章政权成功解决西线、南线的危机，这无疑对政权的巩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促进了拉达克对青藏高原文化圈的认同

拉达克战争后，拉达克与卫藏官方之间每年200头畜驮以上的茶叶贸易和与阿里地区日益普遍的民间贸易，繁荣了当地的经济，促进拉达克的发展。此外，繁荣的商贸来往无疑增强了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经济联系。促使拉达克融入青藏高原经济体系之中。

格鲁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在拉达克的传播，对抵制印度伊斯兰教的传入也有一定的作用。早在1665年克什米尔使者来到拉达克时，拉达克王德丹南杰就被迫承认莫卧儿帝国，并在王国内兴建清真寺以传播伊斯兰教。1683年，德雷南杰更是以改宗伊斯兰教为代价换来了克什米尔军队的干涉。对于伊斯兰教在阿里地区传播，卫藏的统治者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在莫卧儿帝国军队撤退后，为了不过分刺激其他教派，西藏地方政府在阿里地区采取了格鲁派同其他教派共同发展的政策，以期消除伊斯兰教对拉达克造成的影响。而拉达克对藏传佛教为代表的青藏高原文化圈的认同，则有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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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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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7111(2012)06－0079－04

2012－04－19

李圳(1986—)，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藏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