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科书：从“教者中心”走向“学习者中心”

乔 晖

语文教科书是教科书的一种，具有教科书的一般特性，既直接反映课程内容，又反映课程设计中规定的学习活动方式。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语文教科书在功能定位、内容选择、结构组织上的特殊性。在语文教科书中如何体现各种能力的培养，如何安排各种文化思想教育内容，如何处理知识间的内在联系等，均取决于编者对语文教科书的定位。

一、“教者”中心的语文教科书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通过对语文教材发展史的回顾，不难发现，教材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其发展过程都是在不断变化的，都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丰富的过程。教科书在教材家族中历史最长、比重最大、作用最强、使用面最为广泛，内容最基本也最为成熟，语文教科书的定位也在变革中不断发生变化。

从整体上看，我国自现代以来的语文教科书，本质上是供教师去“教”的。而所谓的“教”，主要是由教师去“讲”，不同老师的秉性，必然会带来不同的教学。《白话文范》的编者之一，时任南开教员的洪北平在教学时很注意文学教育，他的学生赵景深后来回忆道，“那时洪北平（字白苹）在南开教授国文，也种了些文艺的颗粒，所得的收成便是乔友忠、王鑫、张宗汉和我。”①当时的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为学生介绍新文学作品，于是有许多学生就深受文学作品影响。如20年代读中学的林焕平，“我在中学，既是在‘五四’潮流影响之下，又是在大革命高潮中，受创造社影响很大，郭沫若的《女神》和《瓶》，我几乎背诵得出来”；张震泽的“高中老师系众多新文化人士，如董秋芳、夏莱蒂、高滔、胡也频诸先生。他们介绍西洋文学，讲授文学理论，开阔同学思想，扶持同学写作，非常尽力”；20年代末入学的张毕来回忆语文老师“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都讲，作为课外的教材临时插进教学里去。后来他竟给我们讲起鲁迅所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来了”。郑子瑜的语文老师则“每从新近出版的文学杂志上选了新诗给我们讲解。他的新诗朗诵确是别有一番风味”。②多数老师当然不可能像这些“大家”一样视野开阔，于是就“讲”课文，再后来甚至“讲”教参，学生课堂所获自然也就参差不齐。

语文教科书编者也一直试图通过改变教科书的功能去影响教学，改变语文教学玄妙笼统、相机施教等难以衡量效益的状态。传统的语文教材的功能观把语文教科书定位在以“例子”说为核心的“凭借”功能，并把它看做是语文教学科学化的重要前提。“我竭力赞成国文选材数学化，或用演绎法，如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或用归纳法，如孙起孟、顾诗灵、蒋仲仁合编的《写作进修课本》，采用单元制，每学期的材料分成若干单元，每一单元包括文选、文章作法、文法、修辞及作业等，文选的选取，应完全依据文体，根据文章作法，竭力系统化，成为文章作法及文法修辞等的例证，而文章作法及文法修辞等，应成为文章的说明，以上数项与作业，尤应取得密切的联系，有机地配合，读什么样的文选，便应练习什么样的作业，如数学之教何种例题作何种练习一样。只有采取这种办法，国文教学才会科学化。”③现代语文课程的百年发展基本没有脱离“例子”说的课程论思想。叶圣陶在论述语文教材的功能时曾说：“国文教学的目标，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这些事不能凭空着手，都得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就是课本或选文。有了课本或选文，然后养成、培植、训练的工作得以着手。”④叶圣陶的话，既说明了语文学科的教学特点，又指出了语文教材的特殊作用：历练的凭借。“这个论断至少说明两点：第一，语文教本是学生获取语文知识的凭借。第二，语文教本还是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和习惯的凭借。”⑤这里论者直接把“教科书”称为“教本”，这个“教本”如何发挥作用呢？“读书读文章的能力和习惯的养成，离不开读书读文章的具体实践。一本教科书放在面前，教师指点学生朗读该怎样读法，默读该怎样读法，速读又该怎样读法；学生按照教师的指点去朗读、默读或速读。一篇选文这样训练，十篇百篇都这样有指导地训练，学生读书读文章的能力和习惯由此逐步养成。”⑥作为教师教学凭借的“教本”理念，成为我国以“文选型”作为编撰策略的思想基础。

怎样使教科书更好的成为教师的“教学凭借”呢？张志公从两个角度阐述了语文教科书的性质。其一，“语文教材的重要部分当然是读物”⑦。这里的教材，是指狭义的教材，即教科书。关键所在是称之为“读物”，而且一再这样称说，而不说“课本”，更少说“教本”，这决不是偶然的。显然，这是从“学生主体”的角度来分析教科书的性质的。其二，“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综合性教育读物”⑧。还认为，学生要获得知识，纯化语言，增强语言的敏感性，提高鉴别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必须通过阅读种种读物。这无不是从“例子”的角度来说明教科书的“中介”性。总括来说，张志公先生从“学生主体”和“例子”的角度，说明语文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工具”和获得知识与能力的“凭借”。所以，他强调，“进行语文教育是离不开读物的”。⑨无论是“凭借”说，还是“例子”“读物”说都是为了突出教科书的本质特征的形象说法，主要是就教科书对语文教学的一般作用而言的。

张鸿苓说：“以往的语文教材，主要是供教师教学用的，人们通常称它为‘教本’。现代的语文教材不仅仅是教师教的依据，更要面向广大学生，直接为学生服务。”⑩顾黄初说：“人们历来把教科书叫做‘教本’，其实它更主要的应该是‘学本’，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地学习的‘学本’。”[11]在 1980 年之后，“学本”走向实践。但由于局限在“教学改革”的范畴，“学本”实践的着眼点当时主要放在“怎么教”上，几乎没有触及课程的领域，因而教科书发生的改变不多。朱绍禹指出“学生应该是学习的主体，教材应该是学生学习的有力工具。这种观念早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这种观念无论是在教学实践还是教材编写中都未得到充分的体现。”[12]教材及教材观变化发展的历程表明，“教材终归要成为适应学生发挥自我作用的工具”[13]。学校教材的发展过程经历的时间虽然很漫长，但是却可以概括为短短的六个字：“素材→教本→学本”三个阶段。素材阶段，是用于教学的材料，但又与一般社会读物没有区别，编写目的也并非为教学服务。教本阶段，是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教材，已明确服务对象——学校师生，也有独特的使用价值，但因为重视呈现的是学科知识内容，只能是教师手中的工具。甚至不能够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教本”，因为教师也要借助“参考书”才可以用之以“教”。学本阶段，顺应学生自主学习的要求，需要成为学生自主运用的工具，学生借助这一工具，可以自主阅读、独立思考、合作研讨，语文教学效果不再仅仅取决于教师的个人素质。学本阶段的语文教科书显然不应是“选文”中心，而应是“活动”中心的；教科书必须提供学生参与活动的任务、情境、条件等等。教科书每一个阶段的转换都意味着“教”与“学”方式的调整，教科书编制观的改变。在当今语文教科书编制理论与编制模式已不适应教学发展要求，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之下，顾黄初指出可以“通过研究，发现国外母语课程教材建设中有许多闪光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14]。

二、“学习者”中心的语文教科书

国外研究中，就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在研究“教材向学材转型”方面，日本比较有代表性。据沈晓敏在《关于新媒体时代教科书的性质与功能研究》中的介绍，日本的(财团法人)教科书研究中心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结果[15]。研究成果认为，作为教材群之“母港”，教科书的性质与功能正在发生转变，教科书正在也应该从“作为教学用的主要教材”转向“作为学习用的主要学材”。“作为学材，教科书需要发挥四个方面的基本功能：教科书只有适应个别差异才能成为学材；在教科书有助于预习和复习时才成为学材；教科书在与其他教材的关联性中发挥学材的功能；在教师与学生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发挥学材的功能。”[16]同时，日本有学者提出的教科书作为“学材”的五大功能：“唤起学习欲望的功能、提示学习课题的功能、提示学习方法的功能、促进学习个性化和个别化的功能、巩固学习的功能”[17]。Marilyn J.Chambliss 与 Robert C.Calfee 基于认知心理学和对理解力的研究，“指出如何设计与组织教科书文本使其具有可理解性，能传递学科的观点，且能支持学生中心的教学。”[18]教材的学材化是国内外母语教科书编制的大势所趋，主要是源于学习化社会对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关注。“语文教材是‘教本’，更是‘学本’，是学生学习语文最主要的凭借。”[19]这一见解已在教育界达成共识。洪宗礼也表达了教材学材化应是我们编写母语教材的最高追求：“与其把语文教材仅看成是‘语文教学之本’，不如称之为‘帮助学生自主学习之本’，‘引导学生学会学习之本’，‘促进学生创造性学习之本’。”[20]但从目前我国语文教科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实际情况看，学材化的教科书编制还任重而道远。

三、为了学习的语文教科书

语文教科书是专为学生学习语文编写的，它不仅全面、系统地展现了语文学科的各种内容，而且在编排上充分地考虑了学生的实际需要与接受程度，成为学生积累语言材料、掌握语文知识、历练语文能力的最为主要最为有效的凭借。通过语文教科书，学生不仅要知道学什么，还应知道为什么学以及怎么学。语文教科书对学生的一切语文学习活动起着引路、示范的作用，在他们提高语文能力、掌握语文工具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语文教科书也是学生发展智力、丰富知识、接受思想教育的重要源泉，对学生的全面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语文教科书作为特殊凭借物，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处在不断发展和不断演变之中，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在不断发展，语言文字本身也在不断演变，人们对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更新，语文教科书总是要在不断适应客观形势需要的过程中逐步求得自身的完善。

为了学习的语文教科书，即为了方便学生“自主学习”的教科书，需要教科书的编写者提供情境设计，通过情境设计赋予使用教科书的学生角色意识，学习者可以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不断地将自身融入到整个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中去，来实现自己的主体性。在各种情境的活动中，保证学习者的真实参与，使言语实践成了他（她）自身存在的确证。这也正是一种最佳的语文学习状态。如英谚所言：“只是告诉我，我会忘记；要是演示给我，我就会记住；如果还让我参与其中，我就会明白（Tell me and I forget，show me and I remember，involve me and I understand）。”教科书面向全体学生，在教科书内容设计上，表现出鲜明的主体化、综合化和活动化的特点。教科书中的学习内容以学生活动为主，语文单元学习目标、学年学习计划，以及学习方法和学习活动课例等都应有具体、明确的提示，不仅给师生创造性地展开教学，特别是学生自主学习带来了方便，更使得学生成为课堂上真正的主角。教科书凸显的是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过程——活动，教科书通过活动单元把活动内容、方法呈现给师生，以师生在活动中共同完成探索知识的过程，共同创造知识，感受自主获得知识的过程和快乐。这样的教科书虽然表面跳跃性强，没有严谨的、明显的逻辑体系，强调语言的综合实践，但因实际上有着明确的编辑意图和教学目标，在培养学生建立对学习的兴趣和掌握学习的方法上又有着周密的计划和考虑，所以，保证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性，也才能实现教科书自身的学习价值。

注释：

①赵景深：《五四时期的天津文学界》《我与文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②高增德,丁东：《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4-87页。

③庞翔勋：《我的中学读文教学经验》《国文月刊》，1994年版第37页。

④顾黄初：《略谈国文学习》《语文教材的编制与使用》，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⑤⑥顾黄初：《语文教育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6页。

⑦⑧⑨王本华：《张志公论语文·集外集》，语文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6、272、389 页。

⑩张鸿苓：《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进——对九年义务初中语文教材的评价》；江明：《语文教材的建设和思考》，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11]顾黄初：《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跋涉》，《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89年第4期。

[12][13]朱绍禹：《语文教材的编写和发展趋势》，《上饶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14]顾黄初：《我国现代语文课程教材建设百年的理论跋涉》，《江苏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15][16][17]沈晓敏：《关于新媒体时代教科书的性质与功能之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01年第3期。

[18]Hambliss,M.J.&Robert,C.C.Textbook for Learning:Nurturing Children's Mind.U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

[19]柳士镇，洪宗礼：《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论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

[20]洪宗礼：《构建面向21世纪中国语文教材创新体系的尝试》，《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