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麟：被遗忘的文坛过客

○朱琳

《重吻大地：我的父亲芮麟》，芮少麟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提起“芮麟”的名字，估计现在十之八九的人会大摇其头说不认识。

翻开由上海光华书局主办的《读书月刊》1930年12月刊的1卷6期，我们会发现“芮麟”的名字，他的成名诗论《新诗之变迁及其趋势》也赫然入目。同期上，林语堂、赵景深、贺玉波、谢冰莹的文章与其作比肩而刊；

1931年4月，《读书月刊》当月刊的2卷1期上，芮麟与赵景深、郁达夫、谢六逸、钟敬文、傅东华、洪深等21人在《文艺创作讲座》第1卷要目上被并称为国内著名文艺理论家；

1946年，这一年是芮麟文化生活的丰收之年。他于八年抗战期间勤勉创作的诗集《莽苍苍行》，荣获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颁布的优等奖；也就在这一年，芮麟同妻子黄哲渊（1911-1972）在青岛创建了乾坤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的书，其中就包括夫妻二人的著作，如芮麟的六部山水游记专辑：《自然的画卷》《山左十日记》《东南环游记》《北国游记》《中原旅行记》《青岛游记》，黄哲渊的《产妇日记》等。

乾坤出版社的出版事迹，已经被载入中国山东省志出版库，芮麟其人在《中国文学史论文·诗》中亦占据一席之地。

从这些历史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关于芮麟的蛛丝马迹：他曾经拥有过文艺理论家、作家、出版者的身份。那么，在上世纪灿若星辰的文苑儒林中，他具体写过哪些作品？他又是如何丢失了文人的光环，以致后世对他知之甚少的呢？

2011年11月，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重吻大地：我的父亲芮麟》的传记，著者为传主芮麟之子芮少麟。在这部传记作品中，关于芮麟身份的重重疑问，我们都可以找到解答。

贫士傲人无俗物，一床明月半床书

芮麟，字子玉，号玉庐，1909年生于江苏无锡。1926年，芮麟发表了处女作《香海雪影》，从此勤勉笔耕，进入文坛。1929年，他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民众教育专业毕业。

芮麟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求学时，师事同乡先贤高阳（1892-1943）和俞庆棠（1897-1949）。两位先贤，一个抛诸全部家产而办教育，一个则被称作为“民众教育的保姆”。对于中国早期的民众教育，高氏和俞氏厥功甚伟。尤其是曾留学美国的俞庆棠，她回国后不但将民众教育（亦称社会教育）理念撒播祖国四方，更是一腔热血埋头民众教育实践，于国内筹建了很多民众教育实践基地，开一时风气之先。

芮麟作为高、俞二人高足，1929年毕业后即任无锡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一职，一头扎进了民众教育实践之中。后来，他先后调职常州、开封等地，在从事社会民众文化教育和爱国救亡教育的同时，也进行着文学创作活动。此时，他曾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员。

这一时期，芮麟以写作文学评论、山水游记、近体诗而驰骋文坛，其后尤以写作现代山水游记著称。解放前曾出版过的6本山水游记，经上海古籍出版社集锦一辑，以《神州游记（1925-1937）》为书名于2005年出版。

对芮麟来讲，1935年是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报考了民国政府的第三届高等文官考试。高等文官考试制度服务于民国的官吏遴选，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通过考试录取任用的官吏所占全国文职官员总数的比例尚不到10%，这个制度也被时人诟病为人事制度的形式点缀。（《重吻大地：我的父亲芮麟》，P113）但是，这反倒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文官考试的难度。从《重吻大地：我的父亲芮麟》中的文字记述来看，文官考试制度在当时是相当严谨的：要通过三场考试，每一试都要进行诸多门目的书面考试或者面试，三试皆过后才算是高中。

芮麟三试皆过，终于雁塔留名。跳过了龙门，他的人生轨迹也由民众教育转向教育行政。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民国官场沉浮中，芮麟作为性情中人，不改文人习气，仍醉心于诗文唱和，常以诗记行踪，寄心绪，冀期望。其人生中的多半岁月记忆几乎皆由诗文载录。《重吻大地：我的父亲芮麟》中亦穿插了大量的芮麟诗文作品，以辅解其人生历程，也起到了还原芮麟诗人身份的作用。对其诗歌的欣赏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个诗人“诗歌亦足傲王侯”的气度和宏愿。

这样一个憨痴山水、醉心诗赋的文人，却在时代的逼迫下，为了养家糊口而做着刀笔小吏，任人差遣，经常要为上峰做官场交际上的影子写手。书中对芮麟为沈鸿烈（1882—1969）做官场交际中幕后捉刀者的事情有很详细而生动的刻画。如在庆生、婚娶、丧葬等不同类目的交际中，这位东北海军的实际缔造者、名噪一时的抗战将领都会携芮麟前往。不过芮氏要藏于幕后，并随时待命奉诗。诗文对仗和主题皆要符合场景，否则就会忤逆沈氏之意，令其颜不悦。读罢，让人无奈生发“太息诗人成俗吏”之叹。

但是，作为一个文人，芮麟自始至终没有因为时代的繁复恶劣而失却了傲骨和志向。在局势如白云苍狗般瞬息万变的战乱时期，正如书中所言，前景实在难以估量：

抗战胜利后，那些沦为大汉奸的高官，虽与周佛海等人殊途同归，在苏州先后伏法。然而，在1938年春天的当时形势下，即使政府层次很高的精英，也对日后国内外政局发展无法估量，更无先见之明。（同上，P83)

很多人因而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卖国求荣的温柔乡中无法自拔。而芮麟在国难当头时，却有着自己明确的价值取向：

1937年冬，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几位无锡老乡曾找我一起投奔周佛海，我因难以苟同他们的政治观点，未受蛊惑改变志向，遂婉言相辞……1942年春，我由山东南下去苏州接你们母子（指芮少麟同其母黄哲渊——作者注）去重庆时，也潦倒之极，途经南京时，若不是民族观念支撑，凭我的资历、条件，为图虚荣追浮华，在南京伪政府谋个高官厚禄并不难。（同上，P83）

在重重诱惑下，芮麟谨守报国的壮志，始终未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操守；即便在官场，他也终守着文化上的追求，并将文化追求与报国酬志绑定起来。

抗战时期，芮麟曾编纂《青岛民众读本》、《战时民众读本》等多本讲述文化、历史、爱国经典的大众普及性读物，用以坚定民众的中华民族意识，增加国情教育、爱国抗倭史内容，以提高民众的爱国素质。1946年重返青岛后，芮氏夫妇二人还创办了乾坤出版社，主编了《青声月刊》杂志，与王统照（1897—1957）等进步作家亦交往密切。

从此江南驴背客，又抛残梦到天涯

纵观该书，著者以其父跌宕起伏的文学与人生际遇为经，以其在山水文学、抗战文学中的耕耘碎影为纬，还原了芮麟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上世纪连绵不绝的烽火炮声下，经受着离乱别愁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必定会有着各自的曲折人生。在著者的牵引下，我们得而知悉芮麟的人生曲折：在上世纪前叶动荡的岁月中，芮氏曾跋涉苏鲁豫皖川陕鄂诸省，或调职，或避兵火，或参加抗日。

自1934年调职武进后，芮麟的人生舞台便开始走出无锡，走向广阔的神州大地。他一生在空间上艰辛的移动轨迹，是国难当头的旧中国无数百姓的真实写照。后人阅此，可感国家兴亡于个人人生的影响，也可体会出先人于无常历史背景下进行人生抉择时的诸般无奈。

芮麟三试及第后，于1936年初被任命至青岛市政府工作。1937年初，日军铁蹄蠢蠢欲动，连造事端，国势风雨飘摇。时任市长的沈鸿烈撤守青岛后，众人作星云散。从此之后，芮麟开始了其人生中“年年作客，岁岁天涯”的十年。

淞沪会战打响后，芮麟经高阳举荐，于1937年10月抵达鄂东广济，任民教馆馆长一职。在广济，他与后来的妻子黄哲渊（1911—1972）相识。1948年，黄哲渊著《离乱十年（1937—1946）》一书，记叙了二人自相识后，于抗战前后凡十年间的离乱人生。

1938年初，芮麟流亡武汉。时山东沦陷区成立敌后抗日政府，他赴鲁抗战。此后，他在鲁西、鲁南度过了“晚蝉声里枕瓜眠”的五年游击生涯。在如此艰难时期，芮麟依旧笔耕不辍，写作抗战诗600余首。这份文人的坚守与勤勉，着实令人感动唏嘘。

1942年，芮麟辞官后携妇将雏西行重庆。能够于抗战时期穿越重重沦陷区，进而平安到达陪都重庆，被时人叹为“难于上西天”。跟随著者之笔，我们可以领略当年芮氏夫妇的惊险征程：

3月24日，芮氏一家从姑苏取道南京，向万里关山的重庆进发。途经南宿州、太和、阜阳、界首、周口、舞阳、龙门、洛阳、灵宝、潼关、西安、宝鸡等地，最后穿过秦岭入川，再经绵阳、成都、内江、双凤驿、荣昌、壁山，最终于6月10日抵渝。

现如今一天多的行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足足走了79天，其间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79天的冒险旅程中，芮氏一家“通过敌伪封锁线，经受过乱军的翻检，避开过日军的炮袭，土匪窝边睡过觉，强盗面前求过情”。尤其途经洛阳，以火车西行时最为惊险。

因陇海铁路线被日本切成数段……母亲说交通的不便，简直不亚于当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的时代。过潼关的鬼子炮火封锁线，被当时人称为似渡鬼门关一般，火车因之又被称作“闯关车”……在通过潼关当口，火车又遇盘踞黄河北岸的鬼子炮火，幸夜晚火车闯关成功，鬼门关被抛至身后，全车乘客得以脱险。（同上，P193）

作者绘声绘色的旅途描写，不但让人对平民百姓于乱世中命若悬丝之态感同身受，也让人陡升国势艰难中在自己国土上亦行游不便的愤慨。

芮麟在陪都为官三载后，于1946年举家定居青岛，芮麟仍于政府供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因遭政历牵连而销声文坛，转而潜心执教，于1965年终老于齐鲁大地。

芮麟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危机感的知识分子，不但心系文坛，奋勉于诗文创作；更醉心于社会民众教育，于焦土抗战中亦以身御敌。而他因为种种原因而淹没了的文名，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以旧作新版和传记的形式重吻大地，实在是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