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旧书里的廖添丁传奇

○李志铭

在台湾，我这一代人的童年岁月中，印象最深刻的少不了广播名嘴吴乐天每周从调幅电台（老式收音机）准时放送的一段开场白为“讲添丁，说添丁，添丁说不尽……”的把廖添丁传奇故事描述得活灵活现的讲古节目。吴乐天总是不忘在节目中加油添醋、极尽夸张之能事：比方他说廖添丁身上有一条脚巾，可纵身一跃七丈二，来无影去无踪；又说他的朋友“红龟仔”随身携带两把短枪，能够毫发无伤地用枪打子弹来点烟，枪法奇准；廖添丁甚至还参与了余清芳起义等抗日活动。

从其幼时出身贫苦，乃至尔后市井口耳相传以侠犯禁、抗日救民的诸般义举，最终以英年早逝之姿悲壮落幕，吴乐天一口铿锵激昂的民族节义显然将廖添丁“劫富济贫”、“反抗殖民威权”的英雄形象推到了一个高峰。

1979年，《廖添丁》舞剧首演，不惟轰动一时，还登上《纽约时报》，新闻评论誉之为“东方的罗宾汉”、“充分表达台湾的时代精神”等。之后，透过各种文字、口语以及歌谣形式的传递，有关廖添丁事迹的流传始终未曾间断过。

廖汉臣根据民间文献写成小说

臭水庄，廖添丁。展脚巾，飞厝顶。劫横财，去助贫，义贼名，透全省。[清水镇（地方念谣）／林沉默]

对于一个成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来说，每每能在庙口野台听江湖艺人述说廖添丁的侠义传奇，又或者更幸运的话，能盼望每个月向父母拿到零用钱五块买一本《学友杂志》，翻阅当期连载小说《台北城下的义贼——廖添丁》就算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了。

当年在《学友杂志》上，作家廖汉臣（笔名文烂、毓文，1912-1980）根据日警手册并参酌民间传说，把廖添丁的一生写成了《台北城下的义贼——廖添丁》。起初先行连载了四期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后因事忙辍笔，读者又写信要求杂志推请续稿，廖汉臣遂继续执笔，并将之辑录成单行本付梓问世。日后与廖添丁的相关故事大抵皆以此书为蓝本。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生长于台北艋舺地区的廖汉臣，早年当过书店店员和印刷工人，在偶然机会下读了永井亨《社会学》一书，从此矢志向学，并利用夜晚时间刻苦自习写作。30年代期间，廖汉臣先后担任《新高新报》汉文记者，《东亚新报》台北支局记者，同时积极参与“台湾文艺协会”、“台湾文艺联盟”、“台湾歌人协会”等社团活动，并担任《先发部队》《第一线》《台湾新文学》等文学杂志发行人，从而成为当时推展岛内“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之一。他极为关注民间文学，广泛搜集台湾各地民俗传说与歌谣，《台北城下的义贼——廖添丁》即是他综合民间文献史料所写成的一部畅销通俗小说。

《台北城下的义贼廖添丁》,廖毓文著、叶宏甲画，台北：南华出版社1955年

《台北城下的义贼——廖添丁》共计27章节，每一章节设一标题，每一标题皆以四言二句形式点出主要故事内容。故事从廖添丁幼时讲起，叙述廖添丁14岁时日本开始统治台湾，各地义军以武力抗日，廖添丁的父亲因参与刘永福率队在彰化起事的义军而战死沙场，其间廖添丁接连遭逢各种因缘际会，由一方盗寇逐渐转变为抗日英雄。如是内容不惟展现出某种民族意识与庶民正义的认同过程，亦使廖添丁故事的意义随着社会时代背景转化。诚如作者在序文中所说：

以前的台北市，有一座坚固的城。这座城市是清代建筑的，在日本侵占台湾不久，这座城还高高地耸立在台北市中。有一道又高又厚的城壁，环绕着五个城楼，把城中和城外的住民隔离，分为两个对立的世界。日本人多居在城内，本省人多居在城外，因为反对日本人的侵略和压迫，近郊的义民还不断地继续着活动。于是，日本人在城内城外，设立了很多很多的治安机构──如守备队哪，宪兵队哪，警察队哪，来压制本省人，以加强其统治。可是，统治不久，城外大稻埕方面，忽然出现了一个义贼，打家劫舍，神出鬼没，使日本人那些治安机关，束手无策，把惊惶无能的丑态，完全暴露在本省人的面前。所以这个故事，一时轰动了全省，在这义贼死了后，还有人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上去排演，或编入歌词去传颂。这义贼是谁？就是那有名的廖添丁。

序文最末，廖汉臣自言希望读者除了将此故事作为“一种故事读”也好，亦可当作“一个时代的血泪的记录”来看待。对廖汉臣来说，当时许多台湾老百姓在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之下并没能过上好日子，反倒让统治者借机施予人民更大的压迫和剥削。在小说中，他毋宁刻意透过廖添丁来对照出统治者束手无策、甚至被闹得鸡飞狗跳的丑态，其逗趣而讽刺的描述背后正是作家所意欲批判的殖民体制。或许这也是廖汉臣给予廖添丁一个正当化的犯案理由：因为遭受日本人的欺压、不得已才被逼上梁山。

你不是辜显荣，我不是廖添丁

美国19世纪有蒙面侠佐罗（Zor ro），英国中古世纪亦有绿林侠盗罗宾汉（Robin Hood），而提起台湾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传奇人物则非“廖添丁”莫属！传说中的他不仅能飞檐走壁、武功高强，还常劫富济贫、神出鬼没。时至今日，廖添丁仍是台湾人心目中最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题材之一。

廖添丁当年虽是日本“总督府”的头号缉捕对象，但民间人士习以“义贼”称之。廖汉臣在《台北城下的义贼——廖添丁》中逐一描写了廖添丁帮助余清芳护送起义用的枪枝、保护台湾米酒配方所有人徐祥教授、到台北辜显荣家借钱并且盗取台湾“总督”官印、仗义资助吴郭鱼培育者吴郭清、甚至还铺陈结识了西螺七嵌阿善师等天马行空的想象情节。

关于廖添丁向辜显荣（勒索）借钱一事，在各种档案以及文献史料中皆无记载可寻。这段轶事却早在民间广泛流传，并被廖汉臣写入书中。小说中颇为详尽地描述了辜家富庶面貌，以及廖添丁结伙好友红龟来到御用绅士辜显荣开设的大和行偷窃钱财以帮助穷人等桥段，迄今鹿港地区仍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你不是辜显荣，我不是廖添丁。”它用来规劝人们不要没事互找麻烦，这意味着民间传说中的廖添丁与辜显荣彼此向来都是死对头，显见当时一般民众对于与统治者关系良好的富商的负面观感。

《台北城下的义贼——廖添丁》结尾处，廖汉臣另附了一篇标题为“凶贼廖添丁之灵托梦”的新闻，并说明此新闻采录于1955年1月3日《台湾公论报》“台湾风土”。内容是廖添丁死后葬于荖阡坑，民间开始流传向廖添丁祈求诸事灵验之说，但若未办牲礼，廖添丁将会托梦斥责。此宗乡野奇谭或许正反映出一般老百姓心中的愿望：期盼廖添丁死后转换形体、进而升华成某种精神形象来延续其生前行侠仗义的志业。

托梦附体 化身义魄

根据台湾殖民统治时“总督府”的档案资料记载，廖添丁乃台中厅大肚上堡秀水庄（今清水镇）人，8岁时父亲过世、母亲改嫁，18岁时开始犯案。1909年，因犯下偷窃警枪弹药及佩剑案而开始受到警方高度重视，其后又犯下林本源家抢案、基隆枪杀密探陈良久案，以及八里坌五股坑保正李红家抢案等，最终被杨林以锄头击毙于八里坌观音山区。

当年针对这一连串新闻事件，不仅引发了台湾社会舆论大肆渲染，且自廖氏亡故来年起，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即接连以“雄鬼为厉”、“莺啼燕语”为题，以戏剧性笔触巨细靡遗地回顾廖添丁如何谋划各项刑案、如何运用巧技死里逃生，乃至最后死因真相为何等案情报道。“廖添丁效应”乃逐渐在民间发酵，民众纷纷私下前往廖添丁埋葬之地祭祀。有关廖添丁的灵异事迹也很快在市井大众茶余饭后耳语间传播开来，民间一度盛传廖添丁“其实并未死去”、“英魂显灵治病”等。这些传言自然成了说书人及小说家的最佳创作题材。

廖添丁，台北市人，27岁，平日打家劫舍，取富助贫，固属狂悖，然而意在扰乱日本政府治安，以报亡国戴天仇恨，草泽忠孝，实是难得，及查生死簿，该享年寿七十有二，嗣因崔判官醉眼迷离，颠倒错看，藉害理昧良之手，勾引灵魂，死于非命也，应免罪还阳，据报肉身埋没，准予投胎转世乌龙村，为杨万宝享年45岁。

此乃早年“台南秀才”许丙丁（1900-1977）撰述的《廖添丁再世》书中一段开场白。内容主要叙述廖添丁死后来到阴间，因为地府判官误看生死簿，而错将原本该有72岁寿命的廖添丁在他27岁时即拘提至枉死城，于是阎罗王判他再度投胎转世，并且唤名“杨万宝”。

《廖添丁再世》，许丙丁著，艺升出版社1957年

相传许丙丁从小就喜欢在老家附近的关帝庙、下太子庙、大天后宫听老讲古师讲述民间传奇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济公传”、“彭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等，年纪轻轻便已在诗文鼎盛的台南府城享有盛名，时人称他“工文墨，喜漫画，能文而兼情诗，幽默而且风流，善南腔，而擅北调，惯作流行新曲，时为古风乡歌，兴之所至，作优孟以登场，情或不禁，为周郎而顾曲”。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的许丙丁于1920年考入“台北警察官练习所特别科”担任台南州巡查，在职期间曾以台南地方各寺庙神祇为素材、并参酌街谈巷议传说写成章回小说《小封神》发表于“南社”创刊的《三六九小报》，后来还把他参与缉捕大盗杨万宝的个人经验辗转写成了《廖添丁再世》。这部作品先在《中华日报》上连载，文中附有标题诗曰“廖添丁灵魂不散，阎罗王秦镜高悬，结案情添丁再世，发枝叶万宝初生”，并搭配自绘插图同步发表，深获读者好评，旋即汇编出版单行本。

《义贼廖添丁》，廖毓文著，台北：文艺出版社1962年

《义侠廖添丁》（全集）,许丙丁著，台中：重光书店1974年

彼时约莫六七十年代期间，此书不仅流传甚广，并且还被坊间出版商拿来与廖毓文的《义贼廖添丁》（即《台北城下的义贼廖添丁》）合并编为《义侠廖添丁（全集）》一册（均未标原书名），其中有部分情节大略和许丙丁以日文笔名“本山泰若”发表于战前40年代的办案实录《实话探侦秘帖》（1944年嘉义兰记书局印行）书中描写“杀人放火鬼杨万宝”一章有所雷同。然而在稍晚出版的《廖添丁再世》中却增添了不少对抗日本政府的剧情桥段，显见作者为了让杨万宝化身的廖添丁义侠形象更深留人心，乃刻意将其窃盗之举赋予正当化理由，并加入具有戏剧效果的细节陈述，如在被追捕的紧张时刻，仍悠闲地跨着步哼着歌，把气急败坏的日警丢在身后。故事里当然也不断强调他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的诸般情节。

从乡野传说到民族寓言

回想七八十年代20年间，只要一提起人称“钻石嘴”的广播名人吴乐天，几乎就和“廖添丁”划上了等号。

自幼生长于台南新营的吴乐天，务农之余兼卖草药，小时候为了帮忙负担生计，加入布袋戏班作了两年学徒，也曾跟卖蛔虫药的商人学习江湖卖唱推销的技巧。学成后，吴乐天骑着脚踏车、载起药箱走遍全台，途中所见所闻便成了他日后讲古说书的丰富题材。17岁那年（1964），他开始在广播电台中卖药，为吸引听众注意，乃将廖添丁的故事穿插在卖药广告间。想不到此一说书节目竟大受听众欢迎，不仅在传媒界闯出了一片天，更让吴乐天成为当年家喻户晓的廖添丁头号代言人。

1977年，吴乐天正式在民本电台开讲“传奇人物廖添丁”，从最初的10家电台联播扩增至28家。由于听众反响热烈，民本电台趁热发行了一本名为《传奇人物：廖添丁专集》的小册子。专集除介绍“传奇人物廖添丁”的制作人员与主讲人吴乐天外，并为该节目里出现的每个重要角色立传。除在电台讲古之外，吴乐天还在台北市华西街开设了“台湾民俗馆”，每周定期说书开讲。熟悉的听众皆知他讲古不带剧本，一个简单的本事大纲到了嘴里，立即变成曲折离奇的传奇故事，充分显示他惊人的组织思维能力和口语技巧。

吴乐天讲古之所以能够迷倒众生，一部分固然来自他早年际遇坎坷而丰富的生命阅历，另一部分毋宁说受益于他平日酷爱读书的习惯。如《基督山恩仇记》《双城记》《块肉余生录》等翻译小说，他往往一读再读；一些中国传统章回小说《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据说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回头重读。

当时，无论是在电台或民俗馆开讲，吴乐天总是一再强调：“讲古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为了保存台湾语文尽一己之力，带着文化的使命感。”巧合的是，就在他掀起民间说书热潮的这段期间，正值“乡土文学”兴盛之时，许多年轻作家主张文学应根植于土地。包括早年在《报导文学》《纪实文学》等领域耕耘的写作者如陈铭磻、心岱皆有传述廖添丁事迹的相关著作问世。前者根据许丙丁的《义侠廖添丁》原著进行改写而成另一同名著作；后者参酌部分田野文献访谈并以小说创作形式写了《纸鸢：廖添丁的故事》。1997年，《时报文化》将之更名为《侠盗正传——廖添丁》重新出版。

《台湾英雄廖添丁》，吴乐天著，台北：时报出版社1989年

《义侠廖添丁》，陈铭磻改写，台北：博学出版社1979年

同样地，彼时因应市场潮流所趋，吴乐天也把他曾经讲过的廖添丁故事内容转化为文字，汇整辑成《台湾英雄廖添丁》一书于1989年出版，还找来当年甫获日本讲谈社颁发“最优秀漫画大赏”的台湾漫画家郑问绘制书籍封面。但观其书中所录，吴乐天完全脱离了前人的传说架构，并且极尽想象之能，将廖添丁故事发展得令人瞠目结舌。比如廖添丁绝非区区一介粗鄙流氓，而是个知书达礼、武艺高超的知识分子，更参与了许多历史上大规模的抗日斗争，包括“噍吧哖事件”，余清芳密谋策划起义前，廖添丁义务从梧栖护送枪枝到永康，以及为了让台湾米酒制造图不落入日本人手中而帮忙护送持有者到台北会见美国领事，甚至还公开向日本总督府下战帖、演出轰动国际的盗印事件等。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在他持续20年来透过电台媒体不断“讲添丁、说添丁”的过程中，吴乐天显然也仿佛“英灵附体般”将自己幻想成了廖添丁的人间化身，接连在“台湾英雄”、“台湾镖局”与“台湾小调”（1987）等一系列廖添丁主题电影里亲身担纲演出。

综观廖添丁短短的一生，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台湾社会自有一份壮烈的凄美，且能在后世传颂不绝。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和媒介的廖添丁传奇无疑承载了台湾历史当中包含人性部分的挣扎与寄托。这些故事不惟使得廖添丁化身侠盗英雄的种种作为超越了个人范畴，进而呈现出一个足以代表台湾百姓尊严的精神形象，乃至最终辗转升华成为一种政治象征、一则民族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