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点成为红军的老人

文 _ 格桑亚西

一

老人不是老红军。老人只是在当年见过红军。那时的红军还很年轻。年轻红军中少数运气好的，后来就变成了老红军。那时的老人还是个川西乡村少年，快乐、好奇、勤快，他很快和红军打成一片。

红军亲切地叫他 小鬼 ，那是红色语系中特有的称谓，表达的是友善、认同、关怀、爱怜。小鬼 围着队伍跑前跑后，起劲地帮红军干这干那。一次，小鬼 给红军搬柴火，进到一个戒备森严的院落，看见密如蛛网的电线通进屋子，听见首长在屋里打电话。

首长关照，给 小鬼 一大碗白米饭，几片炒猪肉。他就站在院子里大口吃完。这天，当年的 小鬼 佝偻着腰，颤巍巍引我们在新旧交替的村子里穿行。

这是吃白米饭的院子，这是医院，这是药房，有很多瓶瓶罐罐；这是红军下操的地方，他们跑步，翻杠架（单杠），跳沙坑；这里有垛子（工事），架着水机关枪，朝着浮屠山方向；这是演戏的地方，红军在坟包上搭起木板戏台，在上面又唱又跳，人们就在空地上随便看；这片小树林埋葬有一百多名伤重不治的红军，用薄木板钉成火匣子（棺材）装殓，开始埋得深，到后来要退走，就埋得浅，晚黑（天黑）招来了野狗。

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记忆依然清晰，用他已经不能完全伸直的手指，给我们一一指认。

红军穿怎样的衣服，帽子上有闪闪的红星吗？ 麻格格的衣服，好多帽子上没有五星。他们怎么吃饭？ 米饭少，玉米面多。他们吃肉吗？ 杀了地主的猪。地主呢？ 跑脱（掉）了。我问，老人答。

那是个酷寒的冬天，1935年11月到次年2月，红军在这一带驻扎了108天。

檐口挂尺把长冰凌，飞机来回扫射，很凶，老人缩缩脖子，用手比画，打死好多人，溪水都红了。是双翅膀飞机吗？ 四个翅膀！老人肯定。四个翅膀？ 我有些疑惑。我猜老人把活塞式飞机的双层尾翼也当成翅膀了。

二

走啊，跟我们去赤化全川，建立苏维埃。红军热烈地呼唤。

小鬼 不知道 苏维埃 具体是什么，但相信那肯定是好东西，与那些和蔼的笑脸、亲热的话语、嘹亮的歌唱有关，也与大米饭、肥猪肉有关。

小鬼 有些动心。他甚至悄悄收拾好一个小包袱。但是，穿青布衣裳的母亲，抽旱烟袋的父亲，村头的柿子树，家里的黄狗和老牛都在无声地牵绊。

他彷徨了。

因为年龄小，家里不是穷到揭不开锅，身上更没有背负官司命债，也源于人类与生俱来对未知的恐惧，对亲情的眷恋，他谢绝红军的邀请，没有跟着队伍开拔，把自己也变成1935年众多 红小鬼 中的一员，从而永远失去了成为一位老红军的机会。

老人承认，红军当年的扩红动员有着很强的诱惑力。又唱歌，又跳舞，还有好看的女红军。老人无限向往地回忆，只差一丝丝就去了。老人不无遗憾，脸上的笑容好纯真。

我在和芦山县毗邻的天全县看到长长的名单，那都是些在1935年渴望改变命运，甚至是仅仅要求吃饱肚子的人。一个个了无生气的姓名后面，是电脑打印的、雷同的，基本不带感情色彩的黑体字：1935年，参加红军后失踪。

每个名字都曾是健康鲜活的人，张三李四，儿子孙子，没有或已经成婚。而在芦山县，1330多位在1935年加入红军队伍的青少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那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老人没有离开土生土长的家乡，和许许多多中国农民一样，一辈子守望土地，过着淡定、劳作、相对安全，同时是逆来顺受的农村生活。现在，他的老伴已经去世，他住在有百多年历史的祖屋里，每年由子女供应粮食，他自己单独开伙。

快做不动了。老人不无伤感地说。后悔吗？ 我问。

老人没有回答，只是望着我，呵呵笑。

他的牙齿差不多已经落光了，他的嘴像一个历史的空洞。

三

曾经和红军近距离接触是老人生命中的鲜亮，那是一抹有点退色的温暖的红，激动的时候就要浮现在他灰黄的脸颊上面，成为他一生中最得意的谈话资本。

偶尔，有公家男女坐小车走访，老人尽其所能，拄一条木棍引路，讲他的见闻。老人到现在也不知道给他米饭、猪肉的首长姓甚名谁，他说出好几个在后来党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们却难以作出准确判断，时过境迁，75年了，那所院子究竟是师部、军部、总指挥部？实难考证。

老人相信应该是个很大的首长。

好多卫兵，几道岗哨。老人强调。

那所房子还在，现在的主人修起新居，已经搬离。老式的木头建筑无人打理，显得格外落寞和凋敝。我们小心地踏过苔藓，站在老人当年大口吃肉的院子里，空想着1935年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

虽然只读过几年私塾，所知有限，但老人是当年的目击证人，他是在口述历史，而且是在隶属于那段历史某个片段的原产地。

无论后人如何去评判，那都是一段悲壮的历史。

四

老人的叙述只是冰山一角上微小的碎片。真实的素材还需要正确的拼接。

我寻访到的这个碎片在四川芦山县城附近的一个乡村，守望者是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现在是9月末，在红军远离芦山县差不多75年以后，中秋刚过，瓜熟谷新。站在浮屠山顶，想象着时光随羌江缓缓倒流，我溯流行舟，重温历史。

史载，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攻占芦山的战斗中，近两个营官兵阵亡。他们中包括：第39军90师政委何立池、279团团长周绍成、政委韩文吉、副团长丁子高。我不清楚他们是否也葬在那片小树林里，兵荒马乱的岁月，也没有碑。

史载，防守芦山县城的是川军23军杨国桢部教导师。是役，教导师第一旅伤亡2800多名官兵，第二旅伤亡、被俘1800多名官兵。

地方军阀部队就是这样，如果红军只是过境，他们就消极防御，保存实力。如果要留下来，长期割据，动摇他们的基业，或者攻击核心城市，他们就会不惜老本，拼死反扑。

最终，红军放弃了 打到成都吃大米 的洪亮口号，放弃了在川康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放弃了芦山、宝兴、天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翻越夹金山。在夹金山麓的藏族寨子外面，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他们留下近千名无力带走的重伤病员，也给他们留下不多的银元和手榴弹。部队政委亲自安慰动员，承诺革命胜利就来接走他们。

据说，政委讲完，恸哭而去。

五

1934年10月，在江西苏区，红一方面军也以类似的理由留下了瞿秋白、何叔衡、刘伯坚、古柏、贺昌、毛泽覃等早期领导人。他们甚至差一点留下疟疾初愈的毛泽东。

我有时想，如果毛泽东真的留下，历史的脉络毫无疑问将要走入另外一个岔路口。事后人们习惯用 转折关头 千钧一发 之类的词汇来描绘这些岔路口，庆幸判断的正确、选择的果决。

那位芦山县的老人在当年就面临着他人生的岔路口。他放弃了 陌生 ，选择了 熟悉。他没有成为一位理论上可能的 老红军 ，却相对必然的活到了将近90岁高龄。

在老人口述历史的喃喃话语里，我的目光透过芦山乡村浓重的暮霭，追踪着历史深处那支灰色的队伍，蜿蜒地消失在川西北方向，隐没在毛泽东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的诗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