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产业升级思考

王俊松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上海200062）

·经济理论与经济建设·

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产业升级思考

王俊松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上海200062）

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有希望通过主动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目的，但是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并不会主动为发展中国家的功能升级提供条件，反而会采取种种措施进行溢出截断。中国为了成功实现价值链的攀升，需要更加重视企业内生能力的培养，创造保护内资企业的制度环境，引导企业重视本地市场，并积极创造条件提升跨国企业的根植性。

全球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企业内生能力

引 言

随着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价值创造体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重构。一方面，发达国家专注于核心竞争力，从生产制造功能转向创新、设计、市场营销、服务和制造业中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1］；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接受大量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生产制造环节，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全球经济变化中，全球分包网络的形成和海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造就了世界经济的新的经济结构，Gereffi和Memodovic称之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2］。全球价值环节在地方集聚，一国或地区的产业能否充分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的发展绩效。

中国的一些产业正在利用规模和成本优势大规模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上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迫切需要进行产业升级。目前，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是中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正在调整国家和地方产业发展政策，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进一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研究如何利用全球价值链进行地方产业的升级也是众多文献关注的领域。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Gereffi做的关于东亚服装产业的研究［3］。学者逐渐将研究重点放在如何通过变化产业组织的方式应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和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的情况。目前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全球价值链治理和产业升级问题；另一方面，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并不断完善和拓展理论体系。本文将从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理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要求几个方面综述国际研究的最新进展，最后提出中国利用全球价值链进行产业升级的思考。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与产业升级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

与全球价值链理论相关的早期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要有价值链、商品链等理论，经过多年的演化，这些内容逐渐被全球价值链理论吸纳和整合。

价值链理论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Porter提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由基本活动（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原料供应、技术、人力、财务等）两部分完成，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相互联系，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链条，称之为价值链［4］。波特并未对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对价值链理论作出较好的解释。随后有学者用“片段化”（Fragment）描述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并且认为这种生产在过程在全球的分离是一种全新的现象［5］。价值链理论往往只关注产业的空间分离，并未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和分工给予足够关注。

Gereffi［3］、［6］在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理论（Global commodity chain），在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的研究方面给出了更加清晰的研究思路。他认为，全球商品链是通过一系列国际网络围绕某商品或产品而发生关系的诸多企业和政府等紧密地联系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这些网络具备一定的社会属性。全球商品链后来的研究基本集中在链条治理这个角度［7］，即Gereffi提出的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商品链治理模式［3］。Gereffi和Memodovic［2］、Gereffi等［8］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反映全球产业链上各环节之间治理关系的分析模式，即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方法体现了国际联系在获取技术知识或加强学习和创新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9］、［10］、［11］、［12］。Gereffi和Memodovic［2］根据交易复杂程度、识别交易能力和供应能力水平，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市场制、等级制、关系型、模块性和领导型五种治理模式，其中关系型、模块型、领导型属于网络型治理模式。不同的治理模式下，价值链上各主体的关系有所差异。

Humphrey和Schmitz提出了全球价值链上领导企业和供应商的四种合作关系［11］：（1）公平交易（An arm＇s length transaction）；（2）网络关系：供需双方基于互惠联系；（3）准等级制（quasi－hierarchical）：为首的企业控制质量和流程，供应商负责生产符合质量的产品；（4）等级制（hierarchical）：为首的企业直接控制整个产业链。在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和最大利润份额往往都流向了海外设计和销售环节，而一般由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所占据的生产加工环节的附加值和利润份额很薄弱［13］。全球价值链理论更重视价值环节在地理空间上的片段化，价值链的重组、协调、治理和动力等方面的分析和研究。

（二）价值链上产业升级的类型

产业升级是企业创新并提高产品或流程附加值的能力［11］、［14］。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研究地方产业基本是围绕地方产业集群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而展开的。Humphrey和Schmitz认为升级的类型包括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产业链条（inter－sectoral）升级［11］（见下页图1）。工艺流程升级指通过提升价值链条中某环节的生产加工工艺流程的效益而进行的升级；产品升级指通过引进新产品或改进产品效率从而超越对手；功能升级指通过重新组合价值链的环节来超越竞争对手；产业链条升级指从一个产业链条转换成另一个产业链条的升级，如台湾从电视机到显示器再到计算机器材生产的升级［11］、［15］。产业升级一般遵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产业功能升级，最后是产业链条升级的过程［6］。而且随着产业升级的深化，价值链中的实体经济环节越来越稀少［7］。

流程和产品升级通常是通过国际购买商推动的［15］。国际购买商制定生产标准、规范，将需求信息编码化，本地生产商从国际购买商那里学习如何使产品和流程符合国际标准，他们尽力使产品质量符合需求，并提高对订单的反应效率［11］，这种由买方支持的升级活动可能和国际领导企业本身的发展战略有关，而不是主动为地方生产者提供创新的机会［14］。领导企业往往会压制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10］、［16］、［17］。

Gereffi［6］和Gereffi等［8］以东亚的服装的生产为例认为全球价值链上的功能升级经历四步：（1）进口组装（Oringinal equipment assembling，OEA）；（2）委托加工（Orin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3）自主设计加工（Own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ODM）；（4）自有品牌产品生产（Own brand manufacturing，OBM）。前两步并不能自行过渡到后两步，因为跨国企业会采取种种措施阻碍东道国的功能升级［10］、［17］。尽管作者给出了价值链上产业升级的步骤，这种升级过程能否推广到其他产业或其他地区仍然未知。

产业升级还存在部门间差异。Giuliani等认为价值链治理对不同部门的产业升级存在不同的影响，国际领导企业在流程升级上，对传统制造业和资源型集群有积极作用，但是对复杂产业集群作用很小［10］。尽管多数研究认为价值链上的领头企业会压制本地企业的功能升级［10］、［11］。但Giuliani等的研究发现软件业集群的功能升级往往较为常见［10］。这可能是因为软件业更需要外包商和承包商之间的频繁交流。此外知识积累、专用性、编码化、知识基础的复杂化都影响升级的能力和方式。

图1 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的轨迹

二、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升级与障碍

（一）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升级

众多实证研究探讨了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经验［19］、［20］、［21］、［22］、［23］，这些研究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品升级和流程升级，但由于发达国家领导企业对价值链的控制地位，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借助全球价值链实现功能升级。

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环节进入全球价值链的。Gereffi研究了东亚服装业的升级过程［3］、［6］，东亚服装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并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从自主委托加工（OEM）到自主品牌生产（OBM）的转变。Gereffi和Frederick进一步研究了2005年世界贸易组织取消纺织品和服装进口配额限制情况下全球服装产业链的变化［24］，配额的取消使价值链流动更顺畅，领导企业希望与发展中国家更少的、大型供应商企业合作，这可能对一些弱小国家的服装企业产生冲击。在服装业价值链中，由于服装业具有知识技能较简单、知识产权较弱、产品设计很容易复制的特点，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实现价值链的攀升，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从代工生产升级到开发自有品牌的转变，并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者［25］。

尽管发展中国家嵌入由发达国家领导的准等级制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有利于流程和产品升级，但功能升级往往受到阻碍［11］。Schmitz和Knorringa［26］指出，领导企业不可能与价值链上其他企业分享他们的能力。例如巴西Sinos谷1960年代嵌入美国制鞋业主导的产业链，在产业链上，美国买方负责产品设计和物流，Sinos谷主要负责生产过程，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巴西企业提高了生产能力，但领导企业不会与本地生产商分享高附加值活动，如设计、品牌、营销、价值链协调等知识［16］。本地企业无法从价值链整合中提升设计能力和进入市场的能力。但他们却通过其他方式进入购买商放弃的领域（如物流业），在Sinos谷前20年的出口历程中，物流由购买商把持，现在基本上是由本地的独立企业操作［11］。

其他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Dolan和Humphrey研究了非洲和英国之间热带产品链条分工与合作，发现英国的超市企业对非洲热带农产品集群具有强有力的控制权［27］。Giuliani等也认为拉美的功能升级受制于美国买方［10］。随着跨国公司在地方的强大，跨国公司的溢出截断（Spillover interception）效应越来越明显，本地企业试图通过与跨国企业的前后向联系获得技术溢出的可能变小［28］。

发达国家控制价值链的结果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由于跨国公司能主导价值链上的价值分配，本地企业过度依赖于跨国公司往往导致跨国企业将本国创造的增加值转移到国外。中国同样面临这种情况，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垂直分工，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份额大大提升，表现为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转换，但从价值链特别是产品增加值的角度看，却出现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越高的行业，附加值率越低［29］，形成产业结构的“虚高”现象，表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仍然处于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障碍

显然，在发达国家已经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价值环节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很难顺利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发展中国家不仅面对发达国家的干涉和封锁，还面对发展中国家在低附加值环节的冲击。

1．难以进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封闭式价值链

在介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还体现在通过引进外资过程中，本地企业难以融入外来资本主导的封闭式生产网络。例如中国在各地大力招商引资过程中，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往往通过引进完整的产业链，使的本地企业处于孤立的境地。苏州市在1993年引进明基企业落户时，就带来了台湾20多家配套厂商，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向昆山转移［30］。外资企业构成的完整的产业链变成了飞地经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利用成本优势获得产业升级，本地企业则面临较高的升级障碍，难以得到有效提升［31］、［32］。Hatani从全球价值链和外资对制度约束的反映方面入手研究了在华日资汽车业技术溢出［28］。他发现本地企业很难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中，形成与跨国企业的有效联系。

2．发达国家的技术控制和封锁

即使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入价值链提高了高技术产业的份额，但很难通过这种方式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提供技术的公司会把关键的技术提前“解构”，通过有计划地打散完整技术，让引进技术的企业只能生产一个环节，而无法掌握完整技术。例如苹果公司就是为了防止核心技术外溢，将产业链的各个零部件环节全部打散，使代工企业无法掌握产品的全部流程［33］。在这样一种生产分工体系下，参与生产的代工企业不仅无法分享先进技术，而且处在被“俘获”的地位，即便你引进了最先进的技术，也只能生产产品的价值链中的一段［33］。

不仅企业不愿意转让技术，政府也严格限制本国企业的技术扩散，近年来日韩政府和中国台湾地区都严格限制向中国大陆转让技术，哪怕这种“转让”只不过是到大陆设厂［34］。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仅仅满足于从事简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技术上往往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如果当地企业不能通过自身努力突破路径依赖，往往会固化在产业链低端，难以做出有效的升级。

3．过于依赖外力难以提高外来企业的根植性

完全依赖外资进入全球价值链还往往难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当本地区出现不利于产业发展的情形时，外资将出现集体外迁的现象。由于根植性差，当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后，外来资本有可能将生产基地重新选址于其他地区，如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个别企业移至渤海湾地区的情况［32］，近年来一些外资代工模式发展较早的地区如东莞和青岛等地，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外资代工企业的外迁现象［35］。如果本地不注重发展依靠内生能力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一味地引进外资，如果外资不能落地生根，一旦向其他地区转移，地区产业发展和升级就会受到抑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必须基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实现价值链的产业升级。

三、对当前中国产业升级的思考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始通过承接全球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基地和代工平台，但中国并未实现根本上的产业升级，核心的技术和价值环节仍然受制于人。鉴于此，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资源和资本的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还提出建设创新性国家的目标，经济转型必然伴随产业结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产业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34］，即从低附加值经济活动转向高附加值经济活动。推动产业升级，中国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企业内生能力的培养

一些研究［6］、［36］过分强调全球因素在产业升级的作用，对国内企业在产业升级中的角色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14］。事实上，最重要的竞争力往往是本地产生的［37］，企业要顺利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升级，必须首先注意企业自身内生能力的建设。

要实现产业链上的升级，本地企业需要与跨国企业建立持续的联系［10］，另一方面，进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和产业绩效。升级不只是向价值链阶梯的高端爬升，还包括在价值链原有环节上能力的提升［14］。已有的研究表明，企业的技术选择、适应和提升不是嵌入价值链后水到渠成的结果，还需要企业和政府明确的活动和投资［20］、［26］。郭熙保和文礼朋指出：边干边学是后发国家术进步的主要手段，在发展初期，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得到较快的提升，然而过渡到创新阶段，则只能依靠内资企业的努力［38］。中国台湾地区笔记本电脑产业的成功升级就是本地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并积极学习各种技术资源，最终成功从代工企业升级成为自由品牌企业［39］。台湾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已有的和建立以来的技能和设计能力是进行功能升级的关键［20］。

（二）创造保护内资企业产业升级的制度环境

要顺利实现价值链升级，政府需要为本土企业升级从制度和基础设施方面创造必要的条件。Humphrey和Schm itz在分析台湾地区产业链升级的成功经验时，指出产业在价值链上的升级跳得越远，越难以利用现有价值链的资源［11］，而台湾地区企业的产业链升级严重依赖地方和国家创新系统。目前，中国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尽管本土民营企业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制度环境仍然是偏向外资的，例如苏州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的政策重心基本向外资倾斜，给外资以土地、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弱小的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在不平等状态下与实力强大的外资企业竞争［30］。这种偏向外资的制度环境严重影响本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意味着中国企业能够更多地参与国际高端市场的竞争，不可避免地触犯到发达国家的利益，所以将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和冲突，所以中国不能完全依靠现有的市场机制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必须要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和政府的领导［34］。以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为总目标的产业政策，应该以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的技术学习和创新为核心内容，而不是热衷于上新项目［34］，更要摒弃重外资轻民营经济的对内资歧视性的制度。

（三）培育基于本地市场的产业升级

一些研究认为，基于本地领导企业和本地市场的价值链更有利于推动功能升级。Bazan和Navas－Aleman［16］、Rabellotti［17］等人在对巴西、墨西哥的集群研究中认为那些销售本地品牌到本地市场的企业能够根据本地市场反应制造产品，更容易实现功能升级。本地价值链往往对推动功能升级提供更持续、可靠的机会。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将目标转向国内市场，Gereffi和Frederick提出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购买力下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业需要更关注国内市场［20］。但另一方面，如果只专注于本地市场，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失去庞大的购买商市场，不利于产业升级［11］。中国的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中，不但要积极吸收国外技术，还需要更重视国内市场，若能把技术创新嵌入到本土的市场规模中去，就有可能使创新的技术内生于自身企业，而不是简单地接受一种外源性的技术［33］。

（四）创造条件提升跨国企业的根植性

研究表明：跨国企业在本地需要具备一定的根植性才更有利于知识转移和本地区的产业升级［40］。即本地企业和跨国企业需要有一定的技术邻近性才能够有效吸收跨国企业的知识转移并提升本国产业；其次，当跨国企业的本地根植性提高，引致分公司根据本地需求调整产品和流程时，也有利于知识转移。Gunzenhausera和Bongulielm ib认为，面对本地市场的全球化产品必须适应本地需求，需要根据本地的经济水平、市场需求、教育和风俗习惯制造出相应的产品［41］。因此，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需要发挥地方特色，创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并引导价值链上的领导企业适应本地市场和本地产业环境，提高跨国企业的根植性。

结 论

总之，全球价值链理论为产业升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很好的视角。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有希望通过主动融入全球化，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目的，但是，发达国家的领导企业并不会主动为发展中国家的功能升级提供条件，反而会采取种种措施进行溢出截断。发展中国家在依赖全球价值链进行产业升级过程中面临外资的技术封锁、产业链封闭和外资游移等问题。目前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当前条件下中国的产业升级路径。为了成功实现价值链的攀升，中国需要更加重视企业内生能力的培养，创造保护内资企业的制度环境，引导企业重视本地市场，并积极创造条件提升跨国企业的根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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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 on G lobal Value Chain and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WANG Jun-song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ory provides the support for the upgra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upgrade industries through embed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 led b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However，the leading firms will not initiatively help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upgrade；instead they will takemeasures to cutoff spillover effect．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o upgrade successfully in this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China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developing enterprise endogenous capabilities，to protecting domestic private enterprise equally compete with other enterprises，to instructing the enterprises putmore attention to domesticmarket，and to developing positive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s to promote the foreign enterprise＇s embedment in the local space．

global value chain；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enterprise endogenous capabilites

F062．9

A

1009－1971（2012）04－0103－07

［责任编辑：盛 今］

2012－04－20

王俊松（1983—），女，安徽利辛人，讲师，从事产业集聚、全球化与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