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典婉:揭秘东方“泰坦尼克”

关于太平轮的记忆，其实与“太平”毫不沾边儿：它在一个不太平的年月里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装运过许多关于离散和逃亡的故事，然后带着上千条生命和他们的悲欢离合，沉入大海。

战乱年代的渡船

太平轮是在1948年7月15日开航的，每周一班。在当时，每天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两地的轮船约有50艘，它载重只有2050吨，并不起眼。

不过，在那个当口，包括太平轮在内的渡船都已经是一票难求。从这年秋天开始，来往大陆、台湾两地的商人，撤退的士兵、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逃难的百姓一起涌入上海，并打算从这里渡海。而船上除了装人，还要装上衣柜、建材、文物甚至银元券。按照票面印刷的价格已经很难买到船票了，再加上纸币每天贬值，想买一张票，往往要动用黄金才行。

一名当年险些登上最后一班太平轮的女士，向张典婉描述过她当时在上海见到的场面。“码头边，拉着黄包车的车夫，急急按喇叭送客人上船的司机，一个个准备运到台湾的木箱，被吆喝着抬上船。”

等上了船，没有栖身处，很多人只能窝在过道边的一角，因为晕船而吐得死去活来。有人因为船漏水得了风寒，还有孕妇在船上生产，小孩生出来就死掉，用军毯一包，扔到海里。

张典婉后来了解到，这一班太平轮，登记在册的旅客只有508名，但实际运送的旅客超过1000人。到最后关口，人们各尽所能：有身份的人拿名片，认识船员的人托关系，另一些人则只能出高价，买到一个没有船票的位置。因为人和货物太多，原本打算上午起航的太平轮，直到下午四点半才开动。

母亲的太平轮

张典婉的养母司马秀媛是在沉船发生一个月前，搭乘太平轮到台湾的。当时，这个上海富商的女儿拎着一个箱子，抱着两条狗上了船。

从刚记事的时候起，张典婉的生活里“就有一艘太平轮”。她还从养母的絮叨里得知，那艘船后来沉了，淹死了上千人。

直到2000年司马秀媛去世之后，张典婉看到了她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电话的小本子。电话号码只有四五位，早就过时了，无法拨打。

张典婉“仿佛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要给我讲太平轮”。她决定开始搜寻这艘船，以及随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而她更大的野心，则是要“讲述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流亡”。

这种流亡的故事，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随处可闻。她的许多长辈，都是乘坐太平轮到台湾的。而她后来才得知，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仅乘坐太平轮到达台湾的人就有三万多。

然而，经过了几十年时间，那段故事已经模糊了。最初，她只能从书籍和人们的讲述中得到一些线索，到2004年，张典婉受邀参加拍摄一部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这段历史才真正开始向她展开。

沉船

1949年1月27日夜里，在太平轮沉没前拥挤的船舱里和甲板上，乘客们能深深体味战争年代特有的紧张和慌乱。船一直平稳地行驶，但为了避免被拦截，它一度关了灯，也不鸣笛，还不时改变航线，抄小路行驶。

但流落他乡的人们也终于经不起佳节的热闹，船上逐渐开始喧嚷，人们吃喝、打牌，连大副和二副也参与进来。大约在同一时间，满载着木材和煤炭的货船建元轮迎面开来，并与太平轮相撞。

张典婉后来翻阅了幸存者提供的自述文件和法庭证词。她发现，这些大多只有一页纸的陈述并没有提供多少细节。不过，当时的《大公报》采访了几名幸存者，记下他们的经历：“被船压倒在海里，吃了很多水，挣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又被浪打翻，这样三四次，幸亏体力好，后来爬到木板上，半身都浸到水里，寒气逼人，手足都冻僵了。”

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遇难。船上有一多半乘客，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更不用说他们各自藏在心里的希望和梦想。

寻找太平轮

2005年初，为拍摄那部名为《寻找太平轮》的纪录片，她和合作者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开设网站，开始收集到与太平轮有关的零散记忆。

这部纪录片播放后，越来越多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开始浮出水面，她也得以记录下那些随着幸存者和遇难者后代散落世界各地的故事。

纪录片中引述了当时的一段证词，说“船沉以后，船长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

她把这些故事一点点积累起来，写在书里。2009年，这本名为《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书在台湾出版。

作为一艘船，太平轮的故事在63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已经结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以上千人死亡终结，但张典婉相信，对许多与太平轮发生关联的人来说，那一夜之后，命运故事才真正刚刚开始。

对亲历者来说，那场可怕的灾难也许深入骨髓。一个幸存者曾在事后无数次对儿子谈起那次灾难和逃生的经历。但儿子记得，每到周末，总会有一个穿军装的人来拜访父亲，后来才得知，这是与父亲一起从太平轮上活下来的朋友。

张典婉听得最多的，是关于“等待”的故事。

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十年后才得知他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但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一些故事是幸运的：有一户人家因儿子发高烧，遗憾地退掉船票；另一个有福气的人则是没有挤上火车，误了船。还有些故事，则说不上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一名住在欧洲的年轻人写信给张典婉，告诉她自己祖父的故事。当时，祖父订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全家9口人，9张票，但因有事走不了，就转让给了邻居家，也是9口人。这件事，祖父直到死还在说，说了半辈子。

祭奠

对太平轮的祭奠从63年前就开始了。当时，失去了妻子和幼儿的杨洪钊与其他几名家属一起，摇着一艘借来的小船，在出事的海域附近徘徊。他们一边呼喊着亲人的名字，一边抛下冥纸，替死去的亲人招魂。

1951年，于右任题写的“太平轮遇难乘客纪念碑”在台湾基隆港立起。自从2005年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播出后，每年1月27日，在基隆，都会有一场并不正式的纪念，人们聚在一起，用鲜花纪念那些没有到达这里的人。

2010年5月25日，在海峡的另一岸，太平轮当年沉没的海域附近，另一场悼念平淡地进行。

叶伦明从福州赶来，他已经90岁，刚生过一场大病。王兆兰从台湾赶来，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还能回到沉船的地方”。从各地聚到一起的，还有其他二十多名闻讯而来的遇难者家属。黄似兰花了两个月时间叠了一千只纸鹤，另一名遇难者的后人则长途跋涉，带来了一束黄菊花，要把它们撒在海面上。

如果记忆没有发生偏差，这一天的天气和那年一样好。嵊泗县白节山岛附近的海面上没有风，浪很小，坐在一艘粉刷一新的、租来的渔船上，人们心情复杂。

组织这场祭奠的张典婉说，让她欣慰的是，此前，她找到的故事多半在香港和台湾，总感觉太平轮的故事“拼图少了一半”，但这一次，拼图的另一半也在出现，让这场灾难的图景逐渐完整起来。

一名广州的导演听说海祭的事情后，辗转找到她。当年，他有17名家人在海难中去世，他曾经写过一篇小说《海殇》，专门追溯这段往事。

在附近的白节山上看守灯塔的周文华，也向她和前来祭奠的人们回忆往事。当年，周文华24岁，透过灯塔上的望远镜亲眼看到太平轮渐渐沉入水中，当时船上一片火光。

张典婉觉得，还有更多故事没有出现。但她相信，当年这些被时代裹挟的个体命运，在散落了几十年以后，一定会慢慢清晰起来。

等待

3月初，在太平轮沉没的海面附近，舟山群岛中一个名叫“长途”的小岛上，一个名叫陈远宽的76岁老人，在报纸上看到了张典婉要组织海祭的消息，托亲戚给张典婉打了个电话，让她“一定要来看看”。

为了到达这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岛，张典婉必须先乘两班渡轮，再转乘小的机动船。岛上是个渔村，土石垒砌的房子看上去有很多年没有变化了。这里没有什么机动车，也没有什么年轻人。

陈远宽不太会说普通话。他一夜没睡，见到张典婉的第一句话是：“我等了你好久。”

太平轮沉船后，村里陆续漂来木板和盛衣服的箱子。两天后，陈远宽的父亲从海上救起了一个被油污裹住的女人，她留着烫过的短发，穿着高跟鞋，“很漂亮”，看起来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女人还活着，并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叫张桂樱，但不久后，她还是死掉了。

后来，父亲和村民们一起，把张桂樱和另一具捞起的浮尸埋到离海边最近的悬崖边，并堆起了两个坟头。据说，在这一带的渔村里，海上的尸体被称为“宝贝”，因为渔民们希望，如果自己有一天在海上遭遇不测，别人也会善待自己。

那一年，陈远宽15岁。第二年，父亲去世。之前，他把陈远宽叫到身边，一遍遍地叮嘱他，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张桂樱的亲人，以便让他们把她的尸骨移回家乡。

陈远宽至今不知道张桂樱家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家人是谁。但为了这句叮嘱，他等了多年，从一个少年等成了老头儿。如今，他几乎已经和1949年的父亲一样老了。

因为年纪太大，他甚至已经没力气陪张典婉去看那两座坟。通往埋着张桂樱的悬崖的路因为很久没有人走，早就荒废了，村民们带着张典婉，手脚并用攀了上去。在用带来的斧头砍掉丛生的灌木和杂草之后，张典婉看到了那两座坟。

她猜不出，这个叫张桂樱的漂亮女人，当年是为了什么而匆忙挤上太平轮，她身上又发生过什么故事。但她能确定，这个女人和那艘沉船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抵达彼岸。

她也知道，另外一千多人和她一样，为了生计，告别家园登上太平轮，在旧历年的倒数第二天，在一个旧时代结束前的最后时刻，茫然地出发了。他们随后就被波涛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