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悲剧

秦朝的焚书坑儒，晋朝对文人的暴政，清朝的文字狱，新中国成立后的“文革”……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磨灭的悲剧，是一场场文人的生死浩劫。历史不会重演，可为什么中华民族的脊梁会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追根究底，中国文人真正的悲剧，就是文人永远都是政治的附庸。

中国的政治家们对文人总是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一方面在治理国家大事上，文人确实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可在另一方面总会有那么一些文人“异端”。他们是时代的背叛者，是未来的先驱者，是最具有思辨的思考者，但最终却得不到固守旧道的大多数人的认可。可他们的言论又极具冲击力，他们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令中国的政治家们感受到了威胁。怎样把文人牢牢掌控在手心里变成了一个摆上案头的问题，科举应运而生。于是便有了唐太宗站在端门前看着络绎不绝的考生所发出的一番感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天下反叛的因素（兵权、文人）都在我手里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文人如嵇康，如李贽，如傅雷，如老舍自然便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可纵使真正进入了官场，文人的命运却依然令人扼腕叹息。自从“文以载道”成为文学正统以后，“道统”就是文人妙手所著文章的话题。可官场毕竟是黑暗的，在某些方面是与文学相互背离的，当文人们最初的幻想被现实所打破时，有些文人便化身为政客。他们贪恋权力，在权力与欲望所交织的场所丢失了最本真的自己。李斯，在秦始皇当政的时候，官至丞相，在官场风生水起，在文坛上也是独居鳌头，占尽风流。可到了最后失去权势的荫护，李斯最终落得个腰斩于咸阳的悲惨下场。“文革”时，“四人帮”手下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石一歌”这样一群利用手中权力对无辜者进行随心所欲迫害的文化流氓，当时声名鹊起，但等到“四人帮”倒台之后，他们还有在文坛立足的余地吗？当然没有！文坛早已容不下他们。这类文人为如何讨好上位者挖空心思，权力是他们的大树，一旦失去其庇护，只能作鸟兽散。

无论出仕还是不出仕，高中抑或是名落孙山，文人与政治的渊源从最初的教育便开始纠缠不休。太学为官所办，私学受官管制，在学堂里所教授的课文大多都是“四书五经”，大都是有利于当权者的言论。文不离政，在这里就开始了，更何况受长久以来出仕思想的影响。学生们能够静下来做学问的人早已经寥寥无几，所修科目也大都有利于以后的政治生涯，而真正需要刻苦钻研的学科乏人问津。这也就难怪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长演讲时把希望学生们刻苦钻研放到了第一位。

这里让我想到一个著名的故事：泰戈尔见到甘地的时候，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而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泰戈尔与甘地的对话，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千古难解的话题：自从艺术产生以来，艺术家特别是文学家和政治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中国文人的悲剧就在于其始终是政治附庸，是政治的附属品。要想让中国文人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的文人就应该做到“不为权势帮忙和帮闲；不为金钱帮忙和帮闲；不为大众帮忙和帮闲”。而我们的社会，在利用这些文人谋利的同时，也要给予文人喘息的空间，给予文人发展的自由。

【作者系云南省蒙自高级中学毓秀文学社社员，指导教师：刘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