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上海屋檐下”

她已经老了，头发花白，脸颊干瘪，额头上满是皱纹，青筋凸起的手上盖着褐斑。但她显然曾经美丽优雅，或许还是个大家闺秀。那一天，她翘着腿坐在门前的小椅子上，身穿碎花洋布的裤褂，腕子上戴着亮晶晶的手表，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她身后打开的两扇木门已经斑驳残破，门槛是那种必须要抬高脚才能迈进去的旧式样，这门说不定比她的年纪还大。门里小卖铺的条几上啤酒和袋装小吃整齐地一字排开，条几下面是一盏黑色的酱缸。一扇门上贴着的广告上，年轻貌美的啤酒女郎眼神狂野。另一扇门边也有一把小椅子，空着。她神情落寞。

就在这个时刻，她和他相遇了。他拿起相机捕捉到这一切。她是谁？这是哪个时刻？她正在想什么？她曾经有过怎样的人生？她身边的椅子为什么空了？观看相片的我们只能猜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和这扇门、这条街终归要消失——事实上，在他眼里，在那个时刻，他们已经是正在消失了。

他叫傅好文，本世纪初曾经是《纽约时报》驻上海的首席记者，在上海的五年时间里，他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拍摄这样的人、这样的门、这样的街。这些照片中的80多张最近被美国海马图书出版公司结集出版，由旅美中国作家裘小龙配诗，书名叫《消失中的上海》。她，就这样成了他的“封面女郎”。

傅好文镜头中的上海，没有挺拔秀美的东方明珠、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南京路和身着名牌、手持iPad的时尚青年，甚至也没有奔腾的黄浦江、气派的外滩。有的只是被晒衣竿和电视天线切割的七零八落的深巷，满地菜叶和垃圾却生龙活虎的农贸市场，墙壁上糊着报纸、贴着影星靓照、堆满了杂物的狭小卧室，看出去一片房檐屋顶的阁楼的窗。

还有其中的人们，穿着羽绒服拄着拐杖踯躅独行的老人、光着膀子乘凉的汉子，穿着睡衣打麻将的邻里，帮父母看摊儿的孩子。或百无聊赖，或怅然若失，或孤寂、或满足，或是淡然与世无争，但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一个无可逆转的命运之中：对于一个急速变化的城市，对于一个灿烂美妙的未来，他们是最无足轻重的一群，他们的生活早晚会被吞没在建设和发展的滚滚洪流之中。就像裘小龙在书中一首名为《缘分》的诗里所写：

“迷信说/ 人不能/ 从湿衣服下面走过/ 晾衣竿割碎/ 深巷的天空/ 有水滴落/ 一个倚着拐杖挪步的老人/ 又能怎样/生长在陋巷/ 除了从这里进进出出/ 别无选择/ 日复一日/ 注定在这里摔倒/ 一生终了。”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非要拍这些破旧的东西，而不是去拍现代化的新上海？对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就是裘小龙作品里的那座富饶的记忆花园，它正是坐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它很快就不复存在。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忘记它的理由。”傅好文在书的前言中说。

傅好文的上海

如今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做副教授的傅好文，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在上海拍的这些照片。“我其实不是一个怀旧的人，怀旧的感觉对我来说太过甜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人喜欢拍盛开的鲜花，有人喜欢拍那些已经开始凋零的花，那一丝衰败的气息别有韵味，这是从摄影艺术的角度来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也可以去拍浦东，但那有什么意义呢？人人都知道浦东。我拍的这些东西连上海人看了都怀疑这是不是上海，我觉得这才算是物有所值。”

从小跟父亲学习摄影的傅好文在世界很多地方做驻站记者时都拍过此类风格的照片，但没有一个地方像上海这样让他拍得如此废寝忘食。2005年，傅好文到上海走马上任，这个城市是他自己选的。那时候他在《纽约时报》的东京记者站做主笔年限已满，按照报社的规定必须转战其他国家，因为学日语时已经认识了不少汉字，傅好文自告奋勇到上海报到。

上世纪90年代期间，他曾经三次到中国旅游，那时候中国的变化已经让他印象深刻。“第一次到中国时北京机场很破旧，里面的摆设很丑，到处都有人抽烟，广播通知有时候都没有英文翻译。第二次去时新机场刚启用，很气派，很现代化。里面的店铺也很时尚，感觉是天壤之别。”傅好文回忆说。

但到了上海以后，中国发展的速度简直就让他瞠目结舌了。“我的办公室在上海市中心的南京路，我经常要到别的城市出差，有时候出去一个星期回来，一片老房子突然就没了。这让我很有紧迫感，觉得我一定要赶在它们消失之前把它们记录下来。”

每个周末、节假日，只要不出差，傅好文都会背起他的摄影器材走进隐于繁华街市背后那些小巷弄堂，一拍就是七八个小时。书中有张照片拍的是董家渡路附近的一条叫做小普陀街的窄巷子里，一个挎着菜篮的中年妇女远去的背景，周围空无一人的巷子更衬出背影的孑孓。问他拥挤的上海怎么会有这么一处僻静之地，傅好文轻描淡写地说：“我到这里去了不下100次才得着这张的。”

不过比起拍街景，更大的挑战却在后面。

2008年傅好文任满回国时，他的这些上海照片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进行了展览，一些博物馆也开始购买收藏，使他动了结集成书的念头。他为此向很多经验丰富的摄影家讨教，摄影家Danny Lyon建议他走进普通人家中，将发生在家里面的故事也展现给读者。

2009年夏天，傅好文利用自己三个月的假期，再次回到上海。这次他开始敲开陌生人的房门。“最开始敲十户门最多只有一家人愿意接受我，我挺理解的，毕竟大夏天人们本来就热得发慌，一开门看见一个人高马大的老外全副武装背着摄影器材，谁都不会有好心情。”他说。傅好文一边试着调整自己，争取用笑容、手势在两三秒钟的时间里给人留下友善的第一印象，一边又犹豫是不是要放弃，就在这时候，也许是他给自己设计的敲门形象奏效了，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允许他走进他们的家里。

但如何让被拍摄对象在镜头前放轻松，自然地继续自己的生活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客人端茶倒水殷勤招待是人之常情，不管你怎么跟他们说不用客气，你们该干吗还干吗，他们还是要这样做。这时候你只能耐心地等，等到他们忘了你的存在的时候再开始拍。”

回想从被拒绝到被接受的过程，傅好文说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显示出对普通人的普通故事真诚的兴趣。“我拍的都是小人物，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有多有趣。你说要拍他们时，很多人都会说‘我有什么好拍的？’但当你让他们感觉到你真的觉得他们的生活有价值时，他们是会接受你的。”

裘小龙的上海

傅好文是2005年在上海的一个文学节上和裘小龙认识的，那时候裘小龙已经移民美国17年了，他用英文写的“陈探长”系列推理小说已经为他赢得了包括“爱伦·坡”奖在内的众多美国和国际推理小说大奖。傅好文很早就是他的读者，从那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

出国前裘小龙曾从事文学翻译，对西方受中国古诗词影响而产生的意象诗派有过深入研究。前几年，一本明清画册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其中的作品都是根据唐诗宋词意境画出来的。“其实如诗如画本来就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现在诗歌不景气，我把给照片配诗当成一种新的实验。”裘小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裘小龙把傅好文的照片在桌子上一张张铺开，试着从图中的细节捕捉创作灵感时，他看到了自己。

裘小龙是地道的上海人，他的所有作品几乎全部是以上海为背景的，而他记忆里的上海和傅好文镜头中所展示的一模一样。“我家住在巷子口，一楼是店面，二楼才是民宅。上海的石库门里面都是被隔成很多间，出租出去，非常挤。我们家是一间半房加个阁楼，父母和兄妹三个住在里面，比起很多三代同堂的算是好很多了。”裘小龙回忆说。

这间阁楼成了裘小龙少年时代的重要坐标，他在这里读书、思索，也在父亲被打成右派资本家批斗、家被查抄之后度过了恐惧和孤独的不眠之夜。“我小时候，最好玩和最不好玩的事都发生在阁楼里。被抄家的时候，红卫兵逼我到阁楼上去等着，阁楼的窗外，别人家屋顶上有一只猫走来走去，我当时觉得自己的境遇还不如一只猫。”裘小龙回忆说。

如今上海的家，老房子还在，只是空了。每次回国，裘小龙都要在里面住上一夜。房子已经粉刷过，儿时留在墙上的印记看不到了。通往阁楼的木梯子还在，裘小龙爬起来却有点心惊胆颤，他毕竟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但每次来到这房子里，他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的那些人，那些事都会一点点浮现出来，“好的坏的记忆都回来了。”

原来的老邻居们，先富起来的一批已经搬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没能在改革大潮中淘到金的。他们对自己的境况心有不甘，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找各种理由安慰着自己，维持着上海人特有的心理优越感：虽然是身居陋室，但再破这里也寸土寸金的上海市中心啊。这种复杂的心态在他们的脸上显露无遗。“现在人们的脸上仍然能看到傅好文照片里拍到的那些表情。”裘小龙说。

“如果连河流本身也消失了呢？”

傅好文这些年仍常去中国，照片里的很多人已经成了他的朋友，每次回去他都要去看看他们。照片里住在热河路上的一对夫妻人到中年，坐在破旧的家门前，显得恩爱满足。如今丈夫已经中风去世，妻子一个人留守旧居；照片里一名须发皆白的老人，如今已经年过九旬。老朋友们一个个都先他而去，他每天一个人在巷口看着人来人往打发时间；照片里的老房子更多是已经不存在了，曾经住在里面的人如今各奔东西。“我是会感伤，但我尽量不让自己陷入这些情绪中。”傅好文说。

在书里，每张照片都没有标出时间地点，也没有名字，这是他特意作出的安排。“我是文字记者，我如果想用文字表达可以写一大篇，但我不想作出任何判断，你可以从你自己的角度去解读这些照片。”

基于这样的理念傅好文一直不愿透露自己对拆迁改建沧海桑田的观点。“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不应该告诉他们怎样去做。”他说。只是当记者提到自己家的老房拆迁、搬入新楼时的雀跃心情时，他才在静默了几秒钟之后说：“那时候你多大？你是个大学生，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个新的地方建立起新的生活。但那些在老房子里住了一辈子的人们，他们朋友邻居都在这里，他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要他们去住在现代化的高楼里，去过那种每个人都关起门来过日子，邻居间互相不认识的现代生活，你觉得他们会高兴吗？”

老房子里朴素亲密的邻里关系也是裘小龙最怀念的。“以前去找朋友玩，不用打电话预约，大家都住在那里，直接走过去，一个人不在家就去另一个人家，赶上别人在吃饭就坐下来一起吃。现在大家虽然还是好朋友，但想见面都得先打电话约好。我每次回国都有朋友请吃饭，可都是在高级饭店，一次都没到朋友家里吃过。”裘小龙说。

不过对于拆迁，裘小龙却另有想法。

他的短篇小说集《红尘岁月》中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红尘坊”的胡同，红尘坊的原型，就是裘家老房子附近的中华里。2008年书出版后，这条胡同也跟着出了名，隔三差五就有旅行团前来参观。“老邻居们都以为这下终于轮到他们拆迁了，因为这里的房子实在太破了，政府总不好意思给游客看这个。结果后来一直没拆，每次回国，都有邻居找我让我去找人‘反映反映’。我说‘我找谁反映去？’”

裘小龙说，中华里之所以一直原封没动，更多是因为这个地区拆迁费已经贵到连开发商都负担不起了。“我知道住在里面的人其实很想拆迁。对我来说，我希望大家都越过越好，可是这些老房子的存在也是我的一种情感需要，这让我很矛盾。”他说，“傅好文和我还有住在老房子里的那些人，我们对这个事的看法都是不同的。”

但让裘小龙担心的并不是老邻居们迫不及待想搬迁的心情，而是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比美国还快，怀旧都成了一种奢侈。对于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人们有时候宁愿不再看不再提，有的东西大家都不讲了慢慢就没了，历史就这样被切断了，这是一件让人蛮着急的事。”

在傅好文书里一篇名为《湖心茶馆》的短文中，裘小龙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名句“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引出自己的忧虑：川流不息逝者如斯本是自然规律，但“如果连河流本身也消失了呢？”

如今已日新月异的上海，是否还能找到正在或已经消失的那条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