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共青团的转型实验

今年4月，共青团广东省委在《关于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推动共青团转型的报告》中表示，“使团真正成为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竞争的‘探路者’和‘先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随后在报告上作出批示：思路正确，措施可行，积极稳妥，探索前行，争取走出一条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和带动青年工作的新路子。

一年前，广东省拉开社会建设大幕，通过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进而使其服务社会成为重要思路。彼时，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以下简称工青妇)等传统群团组织的改革被提上日程。

《中国新闻周刊》获知，汪洋对此改革倾注心力颇多。仅今年以来，已经三次听取工青妇专题汇报，对工青妇三家工作的评价或褒扬或颇有微词。知情人士透露，“改革之初，持观望态度者不在少数，担心改革只是作秀。但随后发现主政者决心推行，积极性遂被充分调动起来。”

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即提出“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这被看成此后工青妇改革的合法性依据，亦成为工青妇新的历史任务。

尽管如此，但怎样推进改革仍然需要工青妇在实践中摸索，并无现成模式可以遵循。

淡化行政色彩

广东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构想缘于2011年。“2011年8月，工青妇在向省委常委汇报工作的时候，汪洋书记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在新的时期和新的使命下，工青妇要打造成为枢纽型的社会组织。”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曾颖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曾颖如坦言，接到命题后，团省委整个班子一直都在思考，核心问题就是：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型方向?

事实上，“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概念并非起于广东。2009年初出台的《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已经明确提出了“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概念。同年4月，北京市还正式认定了共青团北京市委等10家组织为首批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

不过近年来，广东省在社会建设领域异军突起。2011年，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专题研究社会建设问题，并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颁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和一系列配套文件，并从去年7月1日起给社会组织全面“松绑”，实行社会组织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

201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共青团广东省委《关于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强化共青团社会服务功能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要认真、大胆地探索，广东的团组织要率先在全国走出一条路子。”

如何才能在全国走出一条新路子?“最开始的理解，就是要形成一个青年社会组织的枢纽，把他们凝聚和团结起来，从这个角度考虑较多。”曾颖如介绍说，经历了几个月考察、调研的“头脑风暴”之后，一个更明晰的改革理念被提炼出来，“打造枢纽型组织，对共青团来说，就是在工作职能上的延伸和转型，即共青团在原有职能上怎么样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服务中来”。

“现在各种以工人、青年和妇女为主体，或面向工人、青年和妇女服务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不正视现实，就会逐步被边缘化。”今年3月27日，汪洋在构建枢纽型组织工作体系汇报会上如此警示。他还指出，“工青妇按照社会组织去打造自己，淡化原有的官办行政色彩，就可以更好地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刚开始有不同声音，我们到底叫枢纽型组织还是枢纽型社会组织?后来领导说不去争论这个概念，关键是发挥什么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曾颖如认为，如何转型服务，如何提升服务青年的能力，才是此次转型和变革的真正要义。

“这个事情十年前可不可以做呢?十年前，共青团也在一些社区建立了青年中心，但是孵化的土壤没有这么好。”曾颖如表示，从中央到广东，都在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建设和政府购买服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时代背景，“如果我们不积极参与进去，就可能会很边缘化了。”在她看来，这也是倒逼共青团组织尽量减少机关化，从而更加“接地气”，回归原本群众属性的—条路径。

实现“再组织化”覆盖

随着大量社会组织兴起，共青团服务青年的作用和能力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共青团理论研究所所长吴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一些地方团组织已经处于被边缘的危险之中。”

在吴庆看来，这是“多元化和去中心的社会”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他认为，“现实的要求是共青团组织要想尽办法走到中心来，重塑中心地位，才能完成其政治使命。”

不过作为一个组织，共青团的改革动议由来已久。

1987年2月，在当时中央推动政改的大背景下，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亦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改革研讨小组”，起草了《关于青年工作和共青团改革的初步设想*，决定着手制定团的体制改革方案。

作为最终的成果，《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在1988年5月召开的团的十二大上接受审议，并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

这份方案设想，“把共青团建设成为社会职能和法律地位明确，民主生活健全，基层充满活力，能够代表青年利益，真正赢得青年信任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通过改革，使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更为具体的则是提出了包括明确共青团的社会职责、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改革团的组织制度、建立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等八个方面的改革内容。

究其核心内容，改革主要聚集在两大内容：一方面是坚持共青团的政治属性即如何确保共青团做好党的助手；而另一方面，怎样代表和维护青年利益，使其社会属性的一面能够得到落实。

后者成为多年来改革的难点所在。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就曾表示，“我们还要保持格外的清醒，尤其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工作与青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远在哪里?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把需要引导的内容融入在青年人喜欢的学习、生活、工作、娱乐和阅读方式之中。”

从广东共青团的改革来看，正是希望通过“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以增强共青团的竞争力，使之融入到青年之中去，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吴庆多年来研究共青团，他认为“强化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从本质上是加强团组织凝聚青年的功能，事实上也是为了贯彻2008年胡锦涛提出的“组织覆盖全体青年、活动影响全体青年”的要求，传统的制度想要做到这两点比较难。

“要贯彻落实‘两个全体青年’的要求，就必须实现共青团组织从传统的层级化向非层级化拓展和延伸。通过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并在社会组织中建团，实现对社会领域青年的‘再组织化’覆盖，实现共青团的组织转型。”曾颖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广州市青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理事长屠宪治，是一位已经有着24年青年宫工作经验的老青年工作者，用他从事青年工作的直观体验向记者描述枢纽作用和凝聚力到底存在何处。

屠宪治说，“改革开放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原来有组织就有共青团，多种经济成分出现后，空白出现了，不再是共青团全覆盖。原来有矛盾是组织内部消化，工青妇内部解决。现在空白出现了之后，矛盾推向社会，这就要求共青团有一种向外延伸的能力。”

今年早些时候，在共青团广东省委的积极活动下，共青团广州市委拿出青年文化官这个空间平台，成立广州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具体而言，只要申请获得批准，便可享受这里提供的免费办公场所、电脑等硬件设施，还有免费茶水、咖啡供应，社会组织之间可以充分交流。更为关键的是，入驻的社会组织因孵化基地的接纳在面向服务群体时公信力大大增强。

草根的社会自组织原本散落各方，成员也非来自同一单位，往往感觉势单力薄。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孵化基地，不仅成为他们的落脚地，还能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帮助，极大地吸引了社会组织的入驻。

到目前为止，孵化基地已经成功入驻32家青年社会组织。屠宪治认为，孵化基地发挥的这种作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属于共青团，我们在资源、政策上都比入驻的社会组织要强，它们入驻并参与我们的活动，‘枢纽’就成了。”

团干部作风的转型同样意义重要。今年7月，佛山杏坛镇青年坊设立了全省第一家团干部“亲青接力站”。团委专职副书记孔佩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团干部要求每季度到“亲青接力站”开展5天或40小时的志愿服务，倾听青少年心声，提升服务社区、服务青少年的能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助推共青团的“转型升级”。

据悉，广东共青团接下来将在全省各地乡镇、街道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设立团干部“亲青接力站”，让更多的团干部更加紧密地与青年、与群众在一起，帮助社会组织对接项目和资源，建立伙伴关系，不断实现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影响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