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北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论语》简看汉代儒家文化的流布

郝树声

内容摘要：通过对敦煌、居延、西域出土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汉简中的《论语》等儒家文献的分析可知，西汉王朝武力开拓边疆的同时，还把当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和思想理念传播到了河西、西域以及朝鲜半岛，同军事、政治三位一体，维护了大一统局面的实现和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

关键词：西北汉简；朝鲜半岛；《论语》；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3-0063-06

A Study on the Spread of the Confucian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Based on the Han Dynasty Bamboo and Wood Slips Found from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Wood-Slip LunyuExcavate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O Shusheng

（Gan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From the Confucian documents in the Han Dynasty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excavated from Dunhuang, Juyan,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the wooden-slip Lunyu (the Confucian Analects) excavated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had brought the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ought, which represented the then mainstream ideology of that time, into the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the Korean Peninsula, along with its military expansion. The Confucian culture, together wi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helped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and unified empir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Asian Han Cultural Circle.

Keywords： Han Dynasty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excavated from northwest China; Korean Peninsula; Lunyu (the Confucian Analects); Confucian Culture

西北汉简中关于儒家文化典籍的简文同朝鲜半岛发现的同类内容的简文相辉映，昭示了汉武帝以后用武力开拓边疆的同时，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也随着政权的建立而流布边疆，政治、文化与军事三位一体，成为汉王朝开拓疆域、维持统一政权的主要形态。本文拟通过近年来国内外地下出土的汉简材料，考证和论述这一问题。

一

悬泉汉简中有《论语》残文两则，其一是：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こ张こ曰(Ⅴ92DXT1812②:215)

其二是：

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Ⅴ92DXT1812②:119)[1]

此两简应是编联在一起的一份册书。其内容是《论语?子张篇》的部分内容。简长23cm，宽0.8cm。简文中间两道编绳处空白，显系先将木简编联成册后，再将书籍内容抄录其上。木简均为松木，形状大小一致，字体出自一人之手。可惜前一简已残缺，残长12.9cm，存字33个。后一简完整，有字57个（包括分章符）。每章之间连续抄录，章与章之间用墨点隔开。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子张篇》总共25章842字，按此字数再加25个分章符，应有867个字符。如每简按57字计算，全部《子张篇》的内容大约需要15支简才能抄录完毕。也就是说，《子张篇》的内容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上述两简，而其另外13简已经散佚不知去向。当然由于版本的不同，字数多少会有出入，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并不完全与汉简《论语》本相同，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所以上面的计算只是大致而已。

如果我们把上两段简文标点，再与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在文字上有相同也有不同。其一：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

而今本《论语?子张》第二、三章文字分别是：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简文与今本《论语》无异。其二：

……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

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

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

今本《子张》第十六、十七、十八章分别是：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简文与今本相比，有五处不同：“难与并而为仁矣”，今本作“难与并为仁矣”，无“而”字。简文两处“吾闻诸子”，今本均作“吾闻诸夫子”。简文“人未有自致也者”，今本作“人未有自致者也”。“者”、“也”顺序不同。简文“孟庄子之孝”，今本作“孟庄子之孝也”，多一“也”字。

崔述《洙泗考信录》以为《论语》后五篇即《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与他篇不伦，而颛臾一章至与经传抵捂。《微子篇》杂记古今轶事，有与圣门绝无涉者，而楚狂三章语意乃类庄周，皆不似孔氏遗书。且‘孔子者对君大夫之称，自言与门人言则但称‘子，此《论语》体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称‘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称‘孔子，尤其显然而可见者。《阳货篇》纯驳互见，文亦错出不均。问仁、六言、三疾等章文体略与《季氏篇》同。而武城、佛肸二章于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之言，非春秋时语。盖杂辑成之者，非一人之笔也。《子张篇》记门弟子之言，较前后篇文体独为少粹。惟称孔子为‘仲尼，亦与他篇小异。至《尧曰篇》，古《论语》本两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类。”[2]

可是，从悬泉汉简的《论语》简看，称“子”还是称“夫子”，并不能作为《论语》后五篇真伪的是非标准。以上两处今本作“吾闻诸夫子”的地方，而在汉简中均作“吾闻诸子”，只能说明版本有所不同或者抄写时有所节缩，而不是《论语》后五篇乃后人续作之证据。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有《鲁论语》20篇，有《齐论语》22篇，后者除比前者多出《问王》{1}和《知道》两篇外，其他内容大致相同。后来又有《古论语》21篇，是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在孔子壁中发现的。将《尧曰》篇“子张问”处再分为一篇，故有两《子张》篇。篇次也与鲁、齐二论不一样，文字不同者有400多处。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基础，吸纳齐论，“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号为《张侯论》。“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寖微”[3]。东汉灵帝时所刻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通行本也是《张侯论》。

张禹其人，“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3]3347。宣帝甘露年间崭露头角，受太子太傅萧望之赏识。元帝时拜光禄大夫，为太子授《论语》。成帝河平四年（前25）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建平二年（前5）卒。历仕宣、元、成、哀四朝，是西汉中后期历任丞相中少有的善终者之一。不过此人阿附王氏，官声不佳，当时就被指为“奸人之雄”[4]和“佞臣”[5]。张禹以帝师贵显乃在成帝时期（前32－前7），故《张侯论》的流布当在此时及其后。

与悬泉汉简《子张》篇同层出土的汉简有464枚，明确纪年者36枚，从宣帝五凤四年（前54）到东汉永平二年（59），前后跨越113年。分布情况是宣帝五凤1枚，甘露1枚；元帝初元1枚，永光2枚，建昭10枚；成帝建始12枚，河平2枚，阳朔2枚，元延3枚；哀帝建平1枚；东汉明帝永平1枚。其中建始以前27枚，占该层全部纪年简的75％，河平以后9枚，占25％。从概率学的角度分析，悬泉简《子张》篇的年代当在建始（前32－前29）以前。如此，其版本内容要比《张侯论》早，比刘向在成帝时校阅典籍的时间要早，尽管断句残编，但在《论语》流传史上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至于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中看到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篇，那又是远在200年之后东汉末年的事。

二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对新开辟的地域不仅采取了修筑边塞、驻兵屯守、移民设郡、发展生产等一系列军事、政治和经济措施，还跟进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而且在武帝以后的若干时间里都一直延续了这一传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边疆的开拓，适应大一统格局的儒家思想便如影随形地随着政治经济措施的不断强化而被推行到了边疆各地，塑造了官员和军民的核心价值取向。儒家典籍在西北汉简中的陆续发现，就是其中的例证。除了上述悬泉汉简中的《论语》外，西北汉简中的儒家典籍还有如下：

1930年代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中方队员黄文弼和瑞方队员贝格曼分别发现的罗布淖尔汉简和居延汉简中都有《论语》残简片断。罗布淖尔汉简中有《论语?公冶长》第12章的断简：

亦欲毋加诸人子曰賜非……

今本作“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简文“无”作“毋”。“赐”后面多一“也”字。黄文弼先生指出：“此简出罗布淖尔古烽隧南兵房中。在北兵房中同时出土者，有黄龙、河平、元延诸年号，则此简书写当亦在斯时……此简所书《论语》，不惟在郑玄之前，且在刘向之前矣，甚可贵也。”

在居延甲渠候官遗址所出汉简中，有《论语?为政》第10章残简：

所由观之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4.6A

今本作：“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简文“察其”作“观之”。

1970年代出土的金关汉简中，有《论语?泰伯》第一章的残简：

子曰大伯其可 73EJT15:20

今本全文作：“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还有《论语?阳货》19章和21章的残文：

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

年之丧其已久矣君子三

73EJT24:833

今本作：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

“百物生焉”简本作“万物生焉”；“期已久矣”简本作“其已久矣”。

卅井次东隧有一简似为臣民上书皇帝的奏章，引用了《尚书?洪范》和《论语?季氏》：

无扁无党王道汤こ无党无扁王道□こ论语曰不患寡患不均圣朝至仁哀闵□□□□□□ ESC106A

今本《尚书?洪范》作“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而简文“偏”作“扁”；“荡”作“汤”；另外，“王道平平”，简文后二字未释，今细审原简，似应释为“王道辩辩”。《论语?季氏》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简文作“不患寡患不均”，少一“而”字，可能引征时将连词节缩。杨伯峻《论语译注》根据俞樾《群经平议》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因为“贫”和“均”是从财富着眼，“寡”和“安”是从人民着眼[7]。但从简文看，并非如此。

1970年代出土的金关简中，还有若干《孝经》的篇章，比如：

《开宗明义章第一》：

中尼居曾子寺子曰先 73EJC:37

今本作：“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训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2}

简本“仲”作“中”，“侍”作“寺”，同音假借。

《庶人章第六》和《三才章第七》：

不及者未之有也曾子曰甚哉

73EJC:179

此简连续抄录了《庶人章》的末尾几字和《三才章》的开头几字。而今本《庶人章》的全句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三才章》的全句是：“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

《圣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间莫贵于人こ之行莫大于孝こ莫大于严こ父こ73EJC:176

今本《圣治章》全句是：“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其中“天地之间，惟人为贵”，简文作“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广要道章第十二》：

□其父则子说敬其兄则弟说敬其君则 73EJC:180

今本全句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谓之要道也。”今本“悦”简文作“说”，二字通。

上述《孝经》残简，是1973年发掘时采集的散简，其中30多枚纪年简中从元凤六年（前75）到元始四年（公元4）前后跨越80年时间。虽然难以再缩范围，确切年代不得而知，但是仅从出土地而言，说明它的出现与边疆的军事活动密切相关，是边防将士一边驻守边关一边学习文化知识和进行思想教育的产物。汉代以孝治天下，《论语》和《孝经》在边远地区的流布和发现，说明在军队内部，除了习武操练等军事科目外，还要进行思想教育，所谓始于孝悌而终于忠君报国，与凝聚陶铸军人的精神和士气有直接关系，也与巩固边疆有直接关系。

三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武功赫赫，“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1}但是武功之后需要文治。马上得天下者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这是早在汉初时汉高祖刘邦就得出的结论。开拓疆土之后，思想教化就成了重要的统治步骤。西北如此，东北亦然。就在元封三年（前108）汉军攻打楼兰的同时，就派了左将军荀彘和楼船将军杨仆率军攻打朝鲜，“故遂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8]。同河西四郡和西域的情况类似，武帝之后的各代统治者尤其是宣元时期即把儒家思想和伦理教化推行到了朝鲜半岛，至今影响深远。

1990年代初，朝鲜在平壤贞柏洞调查了3000多座汉代古墓，其中364号墓出土了一批《论语》简，估计总数在120多枚左右。全部材料朝鲜社会科学院一直未曾公布，部分照片辗转传到日本再传到韩国，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现在我们能看到的39枚《论语》简中有31枚的内容属于《论语?先进》，存字557个。8枚属于《论语?颜渊》，存字144个[9]。由于同墓出土有《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所以其年代，至少在此之前，即公元前45年以前。所以它是除河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以外较早的论语版本。《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出自中山怀王刘修之墓，而刘修死于五凤三年（前55）[10]。前后相差十年。定州本《论语》存字7576个，将近传世本一半的文字，但差异之处有700多处，近十分之一。平壤本《论语》的39简中，有10简内容完全与今本相同，其余29简有差异。而此29简与定州本相比，内容相同者10简，文字差异者19简。不过未曾寓目的平壤《论语》简可能还有70多枚，内容不得而知。所以日、韩学者认为：“平壤贞柏洞364号墓中出土的《论语》竹简，与1973年中国河北省定州汉墓中发现的《论语》竹简几乎是同时代的，作为目前已知的《论语》原典，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资料。”

目前从地下发现的上述材料看，《论语》等儒家典籍从朝鲜半岛的北部而陆续传到南部，再传向日本，形成了东亚地区汉文化圈亦即儒家文化圈，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2003年在韩国南部的金海市凤凰洞和2005年在西部仁川市桂阳山发现的《论语?公冶长》的木觚{2}以及在日本发现的《论语》原文，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最好的支持{3}。

朝鲜半岛民风淳朴，自古而然。孔子当年悼道之不行，就曾萌发过泛海东去传道说教的念头。《汉书?地理志》有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可贵哉，仁贤之化也……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颜师古注曰：“《论语》称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也欤？言欲乘桴筏而适东夷，以其国有仁贤之化可以行道也”[11]。四五百年后，汉王朝先之以军事，继之以儒教，使孔子的言论著述流布其间，当年夙愿得以实现，孔老夫子地下有知亦当有以释怀矣。

儒家思想之所以在新开地区迅速流行，不仅显示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向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自然渗透，还由于其高度吻合了对新开地区人民宣扬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客观需要。对汉王朝开拓疆域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各种方略和重大活动，史书都有明确记载。但在思想文化上对巩固边疆、维系人心、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统一的价值观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尚属阙如。敦煌、居延、西域以及朝鲜和韩国发现的简牍《论语》及其他儒家经典，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75.

[2]崔述.崔东壁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21.

[3]班固.汉书?张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352.

[4]班固.汉书?杜周附杜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81.

[5]班固.汉书?朱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915.

[6]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M].黄烈，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394-395.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174.

[8]班固.汉书?朝鲜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67.

[9]李成市，尹龙九，金庆浩.平壤贞柏洞364号墓出竹简《论语》[M]//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174-206.

[10]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11]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