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成安县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释迦三尊像

衣丽都

内容摘要：成安县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释迦三尊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造象样式既表现出来自云冈石窟造像的影响，同时又展现了来自南朝秀骨清像的塑画风格的影响。正面释迦佛两侧的胁侍像，应认定为帝释天和大梵天。其图像来源与犍陀罗艺术有关，更直接的来源应是长安。释迦三尊像背面的无量寿佛是目前所见北魏时期最早的造像实例，其所表现的净土信仰应来源于长安佛教。

关键词：释迦三尊像；无量寿佛；弥勒下生；帝释天；大梵天

中图分类号：K87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3-0007-08

Statues of the Northern Wei Sakyamuni

Triad Unearthed from Cheng'an County in Handan

Lidu YI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 Communication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Canada）

Abstract： The Shakyamuni Buddha triad image, dated the 6th year of Taihe (482), which was unearthed in Cheng'an County, Hebei Province, bears significant scholarly value. The style of the image attests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Yungang Caves, and of the elegant and refined style from the South. The two attendants are identified as Indra (Sakradevanam) and Mahabrahman. The origin of the iconography is associated with Gandhara art, however, it is more closely linked to that of Chang'an. The seatedBuddha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image is the earliest extant image of Amitayus Buddha of the Northern Wei (386-534). The Pure Land belief reflected in the iconography originated from Buddhism in Chang'an.

Keywords： Sakyamuni Triad; Amitayus Buddha; Maitreya's Rebirth Below; Indra; Mahabrahma

2006年笔者在中原地区考察北魏石窟时有幸参观了邯郸市文物研究所,该所收藏一批1997年在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佛寺遗址中出土的北朝至唐代的佛教石刻造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是北魏太和六年（482）雕造的释迦三尊像{1}（图版2）,这是目前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石刻造像{1},弥足珍贵。此造像保存完好，雕刻精致，尤其是完整的发愿文，明确表明了造像的题材内容和雕造者的祈愿，这对于研究邺城地区北魏时期佛教造象样式、题材，以及社会宗教状况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造像也为进一步研究学术界一直所争议的佛像汉化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据此，笔者试图对该造像及相关问题作些初步探究。

一

释迦三尊像为石灰岩质，背屏式。下为长方形座，带舟形背光。正面雕释迦坐佛并二胁侍菩萨。释迦佛头后有莲瓣组成的头光，佛头顶肉髻高而宽，漩涡波状发髻，面相长圆，眉眼细长，鼻子挺直，嘴角上翘，露出微笑。两侧胁侍菩萨形体较小，浅浮雕。左侧菩萨头后有圆形头光，头戴束发式高冠，面相长圆，细颈，颈下戴圆形项圈，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身体修长，微有扭动。右手上举于胸下；左手下垂，持净瓶。右侧菩萨面相形体同左侧菩萨，身着通肩袈裟，左手自然下垂，右手上举于胸前，持一拂尘。二菩萨之上各雕一飞天。

佛头两侧及上方各雕一化佛，均着通肩袈裟，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式，身后有舟形背光。

佛座正面雕壸门，壸门内正中雕一博山炉，炉两侧各有一半跪世俗供养人。左侧男供养人着鲜卑服，头戴鲜卑垂裙帽，身着窄袖胡服。身后刻有供养人题名：“祖鞠癸供养。”右侧女供养人，亦着鲜卑装，双手伸向香炉。身后题名：“祖母王阿容供养。”佛座两侧面各雕一狮子。

背面为浅浮雕，正中雕无量寿佛（图版3）。佛头上有华盖，身后有圆形头光和身光。佛像左侧镌刻“无量受（寿）像；”右侧刻“相州阳平郡发干县”。佛座上镌刻发愿文：“太和六年十月三日佛弟子鞠抚夫妻三人为祖父母造释迦像一躯，愿祖父母夫妻眷属等亡见弥勒下生，三会说法，愿如此福。”

二

释迦三尊像的出土地点为邯郸市成安县城关。成安县位于邺城之北，属东魏、北齐邺都京畿之地。据《隋书·地理志中》魏郡条记载：“成安，北齐置。”[1]《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成安县，本汉斥丘县地，属魏郡……其地旧属邺县，高齐文宣帝分邺县置成安县，属清都尹。”[2]无量寿佛右侧刻有“相州阳平郡发干县”，字体与佛座背面的发愿文完全一致，是同一人书写篆刻的，这应表明造像者鞠抚为相州阳平郡发干县人。据《魏书·地形志上》记载：“司州治邺城，魏武帝国于此。太祖天兴四年（401）置相州。天平元年（534）迁都改。”[3]由此可知北魏时期，邺城称为相州，东魏迁都邺城后则改称司州。北魏相州所辖阳平郡有发干县，阳平郡治馆陶（今河北邯郸市之东馆陶县），发干县在馆陶县东南（今山东冠县境内），距离造像出土地有100多公里。据此似可推知鞠抚原籍为发干县，成安为迁居地。这种推测若能成立，造像的雕造地可能就在成安县。从造像铭文分析，鞠抚家族为汉人，并无官职，该像应属民间雕造。因此，释迦三尊像为我们研究北魏时期邺城地区的造像特点与民间佛教信仰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

1.造像样式

该造像保留了北魏太和改制前的特点，如释迦佛头顶漩涡波状的发髻、丰圆的面相、袒右式袈裟以及袈裟衣边的折带纹，与北魏太和前期石窟造像有颇多相似之处，如云冈第二期太和前期开凿的第7、8窟与第9、10窟两组双窟的佛像(图版4){2}。又如菩萨头戴束发式高冠，上身袒露，身着通肩袈裟，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样式。这表明此造像受到了来自云冈石窟造像的影响。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主尊释迦佛脸型偏长，双肩下削，上身修长，身体清瘦，衣纹单薄。背面无量寿佛则更是长脸细颈，双肩下溜的形象。菩萨和飞天也是清秀的形象，这与云冈石窟同时期开凿的洞窟造像又有明显的差别，如上述第7、8窟与第9、10窟佛像依然为肩宽体壮，上身较粗短的形象。褒衣博带和清秀的佛像样式，在云冈第二期开凿的第1、2窟造像中初露端倪，如佛像新出现褒衣博带式袈裟，身体有向清瘦转变的趋势{3}。有明确纪年的是第11窟窟口上方的附14窟（11：14）北魏太和十三年（489）的二坐佛像（图版5），均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且完全成为秀骨清像样式。但其流行则到了迁都洛阳之后的云冈第三期和龙门北魏晚期石窟造像{1}。学术界一般认为褒衣博带、秀骨清像为东晋南朝前期人物造型流行的样式{2}，云冈石窟的同类造象样式的出现，与北魏孝文帝模拟南朝制度，推行汉化政策有关。例如太和十年（486）的改革服制所引起的佛教造像的巨大变革{3}。但在太和十年之前，云冈以及中原北方早期佛像均身着袒右式或通肩袈裟，造像形体丰壮。即使在太和十年后新型服饰出现之初，造像还依然为丰壮形象，如同样雕造于太和十三年的十七窟明窗东侧的释迦多宝二佛（图版6）{4}。因此，释迦三尊像是我们目前所见秀骨清像样式较早的实例，该造像或许可以说明在太和十年（486）改革服制之前，南朝所流行的秀骨清像的塑画风格已经影响到北朝。

2.造像题材

释迦三尊像的题材较特殊，这也正是该造像的独特学术价值。根据发愿文可知造像正面为释迦三尊像，背面浅浮雕无量寿佛，这种释迦与无量寿佛的组合极为少见{5}。

（1）释迦三尊像的图像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释迦像两侧的二胁侍菩萨像：右侧菩萨左手持拂尘，左侧菩萨左手持净瓶。手持净瓶的菩萨像较为常见，尚可视为一般菩萨的特征，但手持拂尘的菩萨像似具有特殊的身份。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394－468）译《译《过去现在因果经》所记：释迦诞生“时四天王，即以天缯接太子身，置宝机上。释提桓因手执宝盖，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6}。据此约可推知持拂尘者为大梵天。大梵天往往与帝释天成对出现：帝释天一般手持金刚杵，居佛陀之左；大梵天一般手持拂尘，居佛陀之右{7}。因而，左侧菩萨虽然手持净瓶，但很有可能为帝释天的形象。

帝释天与大梵天的组合形式可以追溯到犍陀罗佛教雕刻艺术。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出土的犍陀罗佛教雕刻中就有这样的实例。如Gandhāran Art in Pakistan（《巴基斯坦的犍陀罗艺术》）一书中所示佛说法图（图版7），造像正中为释迦牟尼结跏趺坐，左右两侧各雕一带圆形头光的胁侍菩萨像。菩萨与佛之间各有一像，左侧头戴宝冠，世俗装束，左手持金刚杵，为帝释天。右侧菩萨装，头束发髻，右手持拂尘，为大梵天。同样，同为白沙瓦出土的该书图版254佛说法图（图版8），为一佛二胁侍菩萨像，菩萨与佛之间的左侧像左手持金刚杵，右手上举持拂尘；右侧像左手下垂，似提水瓶，右手上举，持拂尘。左右也分别为帝释天（既持金刚杵，也持拂尘）和梵天（既持拂尘，也持水瓶）{8}。宫治昭认为“梵天作为‘梵界之主、‘超世俗之主，具有行者、圣者的内涵，在图像上表现为束发或结发，执水瓶。而帝释天为‘众神之主、‘世俗世界之主，具有王者、战士的内涵，在图像上表现为戴巾形冠，或戴宝冠，经常手执金刚杵。梵天不饰装身具，而帝释天用项链、耳环等装饰身体，两者形成对比。自犍陀罗美术以来，梵天与帝释天经常作为一对守护神表现”{1}。帝释天与大梵天分别为世俗与超世俗之主。

在中国石窟寺雕塑艺术中，没有完全与犍陀罗雕刻形象一致的帝释天与大梵天组合形式。最为相似的是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第4窟中心柱正壁下层龛外两侧剥落出来的北凉壁画中发现的帝释天和大梵天的组合形象。龛外左侧为帝释天，右侧为大梵天。大梵天头戴巾帻，上有日月冠，颈戴三股大项圈，身披璎珞，上身袒露，下系战裙，左手举于头上，持一拂尘；右臂下垂，手残。帝释天也头戴日月冠，身披璎珞和披巾，上身袒露，下身着长裙，左手下垂持净瓶；右臂上举，小臂和手残，手持物不清{2}。帝释天和大梵天显然是作为中心柱正壁主尊释迦的护法形象出现的。从形象和服饰看，帝释天为菩萨形象，而大梵天则为世俗装束，这与犍陀罗所见帝释天和大梵天相反。

甘肃永靖炳灵寺第169窟北壁上部十六国西秦时期塑造一佛一菩萨一天王龛，佛像右侧菩萨像左手举拂尘，左侧天王像右手举金刚杵（图版9）{3}。根据犍陀罗雕刻题材，我们推断手持拂尘的菩萨像可译释为超世俗之主的大梵天；手持金刚杵的天王像（世俗武士装束）可解释为世俗之主的帝释天。这样，炳灵寺第169窟塑像应是帝释天与大梵天组合形式的最早实例，其来源应与犍陀罗艺术有关。第169窟西秦壁画说法图中还有两个例子，其中南壁上部一幅说法图中佛左右两侧菩萨像均一手上举持拂尘，一手下垂握披巾；东壁下部一幅说法图中佛右侧菩萨左手举拂尘，左侧菩萨并不举手，手持物不清{4}。这两幅说法图中手持拂尘的二菩萨像大概是帝释天和大梵天传入中国后的变化形式。

在河西走廊的酒泉文殊山石窟也有类似的实例，如前山千佛洞西壁佛说法图中，左侧菩萨像左手举一拂尘，右手下垂持净瓶；右侧菩萨像双手捧花盘（图版10）{5}。然而在单体造像中的实例并不多。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北魏和平元年（460）铜板造像，正面为方形，正中雕一弥勒坐佛，佛像两侧各雕一菩萨像，其左侧菩萨右手上举持拂尘，右侧菩萨右手上举持锁状物（图版11）。造像壁面线刻一佛二菩萨像，与正面造像极为相似（图版12）。两侧菩萨像与正面菩萨像相同，左侧菩萨右手持拂尘，右侧菩萨右手持锁状物。座下刻铭文：“和平元年比丘法亮为父母造弥勒像愿与一切众生果成佛道。”{6}造像出土地点不明。另一实例是1974年陕西西安市莲池区王家巷出土的北魏和平二年石造像（461），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造像正面雕一结跏趺坐佛，佛两侧各有一菩萨像，其中右侧菩萨左手举拂尘{7}。还有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北魏太和元年（477）阳氏造释迦文佛坐像，其背面正中一佛二菩萨，佛、菩萨形象与构图形式与北魏和平元年（460）铜板造像完全相同。佛座背面刻铭文：“太和元年九月十日安熹县堤场阳□□愿已身为亡父母造释迦文佛……”{1}根据持拂尘的菩萨像，佛陀两侧的胁侍菩萨可能也是帝释天和大梵天。

应注意的是，手持拂尘者主要流行于长安及其以西地区，年代也只限于十六国北魏前期，太和以后基本见不到。北魏太和元年（477）安熹县阳氏所造释迦文佛坐像，安熹即安喜，按《魏书·地形志上》，为定州中山郡属县[3]2462,这是目前可以确定的定州地区最早的实例。而北魏平城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造像中不见此类造像题材{2}。北魏晚期开凿的龙门、巩县石窟也不见。因此，定州与成安县所出土的释迦三尊像，其图像来源应与长安有关。

在南朝造像中，菩萨手持拂尘者主要流行于四川成都地区，而且实例很多。现存最早的实例是成都市商业街出土的梁天监十年（511）一佛四菩萨造像，其外侧二胁侍菩萨像均双手持一拂尘。同地出土的还有三件梁代造像，菩萨也手持拂尘{3}。手持拂尘的菩萨还有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中大同三年（548）的观世音菩萨及四胁侍菩萨造像外侧二菩萨像；梁中大通五年（533）释迦造像（一佛四菩萨二力士）外侧二菩萨像；释迦并四菩萨二力士造像的右外侧菩萨（左外侧菩萨已毁）；双观音造像碑左侧胁侍菩萨{4}以及成都西安路出土的梁代一立佛二菩萨像造像的右侧菩萨像{5}。由这些手持拂尘的菩萨实例可知，在梁代成都地区十分流行手持拂尘的菩萨像。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把它们解释为帝释天和大梵天呢？虽然不能作出定论，但前述梁天监十年作为佛陀的胁侍首先出现四菩萨的组合形式，其中外侧二菩萨手持一拂尘，这与犍陀罗雕刻有相似之处。因此，笔者认为也应是帝释天和大梵天。

在江南地区，笔者也注意到一例。浙江新昌宝相寺千佛岩南齐时雕造的摩崖造像。该摩崖正中雕释迦佛，左侧雕千佛六区，右侧雕千佛四区，千佛外侧各雕一菩萨像作为护法神。左侧菩萨右手拄两头尖的金刚杵（图版13），右侧菩萨右手举于右胸前，手持一搭于肩上的长把，其头端有一箍，尾端虽然已残毁不清，但可以看出不是金刚杵（图版14）。这种把头套有箍以及搭于肩上的表现手法与阿旃陀石窟菩萨手持的拂尘者相似。因此，可以推测右侧菩萨所持应为拂尘{6}。这两尊护法像应是帝释天与大梵天。

综合上述手持拂尘的菩萨样式的流传地区，我们不难看出其发展以及传播途径是从犍陀罗－甘肃－陕西－河北（定州、邺城）。成都地区则出现较晚，从甘肃、陕西到四川的传播路线尚不清楚。但我们观察到：成都地区菩萨所持拂尘多以垂搭于肩的表现方式，这与北方举于头上的作法并不相同，而与浙江新昌宝相寺千佛岩南齐造像以及阿旃陀石窟所见持拂尘的菩萨像十分相似。特别是宝相寺千佛岩南齐帝释天和大梵天的分析确认，使成都地区持拂尘菩萨图像的渊源及发展变得清晰起来，同时成都南朝造像受江南佛教中心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影响很大，因此，成都地区这种图像的来源应与建康有关，即犍陀罗传入西印度，并由海路传入到建康，再传至成都地区{1}。

（2）无量寿佛与弥勒下生信仰

从目前所见佛教造像资料看，释迦三尊像背面的无量寿佛是北魏时期年代最早的。而背面佛座中又有“弥勒下生，三会说法”的祈愿，这明确表现了无量寿佛与弥勒下生的共同信仰。因此，释迦三尊像可以反映北魏时期净土信仰在邺城地区民间社会流传。

关于无量寿佛与弥勒的信仰，有学者认为：“南方佛教敬奉无量寿、弥勒俱源于中原。《无量寿经》，汉末安世高之初译与曹魏康僧铠、白延之再译、三译，皆出洛阳。故早期净土信仰也出现在洛阳。”[4]西晋时期著名译经大师竺法护（？－？）曾在敦煌、长安、洛阳“沿途传译，”{2}其翻译的佛经就有《无量寿经》和《弥勒成佛经》{3}。西晋末年中原大乱，晋室南渡，中原义学高僧也相继避地南方，江南净土信仰由此兴起。

但中原北方地区的净土信仰并未由此沉寂。东晋十六国时期，邺城和长安先后成为中原地区的佛教中心。著名西域高僧佛图澄（232-348，本姓帛，传为龟兹人）、道安（312-385）即在邺城活动{4}。据《高僧传·佛图澄传》记载：佛图澄“以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适洛阳，志弘大法。”后以道术劝化后赵石勒、石虎父子，“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5}。后赵时期，净土信仰并没有文献记载，但佛图澄弟子道安却信奉弥勒净土和西方净土。道安在后赵灭亡后，率徒南下襄阳，后至长安。《高僧传·道安传》记载：“（道）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6}可知道安信奉弥勒净土。据《法苑珠林》记载：“东晋孝武宁康三年（375）四月八日，襄阳檀溪寺沙门释道安，盛德昭彰，播声宇内。于郭西精舍，铸造丈八金铜无量寿佛。明年季冬，严饰成就。”[5]这表明道安也信奉西方无量寿净土{7}。这些记载虽然都是道安南下襄阳以后的事，不能直接反映道安在邺城时的信仰，但《道安传》又记：“（道安）既至（379），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道安曾经于晋太元七年（382）从长安到邺城，省先师佛图澄寺庙，并在邺城翻译佛经{8}。因此，道安的净土信仰也可能从长安带到了邺城地区。

晋太元十年（385）道安去世。十六年后，鸠摩罗什（344－413）于姚秦弘治三年（401）十二月二十日到达长安，被秦主姚兴尊为国师，主持译经事宜。于时，许多著名义学高僧云集长安，参与什公译场活动。从弘治四年（402）正月开始，直到弘治十五年（413）去世为止，什公共翻译佛经三百余卷{9}。其中再度翻译了《无量寿经》和《弥勒成佛经》。令人关注的是译经的时间，按《历代三宝记》记载：弘始四年（402）正月五日出《禅经》三卷；同年二月八日出《无量寿经》一卷；同年出《弥勒成佛经》一卷{1}。什公急于翻译净土经典，可以反映当时佛教信徒往生净土的渴望、需求和急迫心情{2}，也反映了长安地区净土信仰的流行。如《高僧传·昙鉴传》记载：“释昙鉴，姓赵，冀州人。闻什公在关，杖策从学。什常谓鉴为一闻持人……（鉴）常愿生赡养，瞻觐弥陀。”{3}这仅是什公弟子信仰西方净土的其中一例{4}。无量寿佛题材的实例最早见于炳灵寺第169窟西秦建弘元年（420）塑造的第6龛的无量寿佛及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三尊像龛（图版15）。西秦壁画中还有单铺无量寿佛说法图（图版16）{5}。这些西方净土塑画题材的出现反映了来自长安的影响。

从道安到鸠摩罗什，在长安从事的译经和弘法活动，使长安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尤其是二位高僧门徒济济，遍及大江南北{6}。因此，长安佛教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是很自然的。那么，邺城地区的净土信仰极有可能来源于长安。

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中原北方；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采取残酷的灭法政策，导致中原北方佛教信徒又一次南迁。“西晋十六国以来，中原北方流传之佛教，在北魏领域遂趋隐晦。”加之北魏时期，皇帝被视为当今如来，皇权与神权的一统，使佛教沦为用于教化民众、维护其统治的一种辅助工具。“因此，北魏皇室对中原旧日向往安养境界和祈愿弥勒出世之信仰，当有所忌讳，予以排斥，其偶存者亦转入民间，于是，北魏佛教信仰之主流遂与上承中原佛教之南朝，不仅谈玄论义异趣，即尊奉之形象亦多分歧。”[4]192无量寿佛的信仰及其造像并不见于北魏皇室高僧开凿的云冈石窟中。弥勒下生的形象虽然也见于云冈石窟中，但主要还是弥勒菩萨的形象，在大型洞窟中，如云冈第17窟弥勒菩萨往往作为三世佛中的未来世出现，北魏云冈石窟如此强调三世佛组合，主要是宣扬佛法的源远流长{7}。显然，邺城出土的释迦三尊像所表现的净土信仰，尤其是西方净土信仰，与平城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应属中原地区旧有的传统信仰。

邺城在十六国时期曾是后赵、冉魏、后燕之都城。佛教兴盛，底蕴深厚。北魏明元帝“敬重三宝，仍于邺下大度僧尼”；太武帝“于邺城造宗正寺”{8}，也是顺应邺城佛教发展之需要。尤其是孝文帝时“以太后忌日哭于陵左，绝膳二日，哭不辍声。仍以邺都造赡养寺，硕德高僧，四方云集”{9}。按《魏书·高祖纪下》记载：文明太后冯氏死于北魏太和十四年（490）九月，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2）九月忌日为祖母文明太后冯氏哭陵{10}。故孝文帝在邺城为文明太后建赡养寺当在此后不久{11}。所谓“赡养”即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以“赡养”作为寺名，此寺应是供奉无量寿佛的。孝文帝建寺之目的自然是为文明太后祈福，希望其能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赡养寺的建立虽然晚于太和六年造像，但也反映了邺城地区净土信仰的流行。换言之，孝文帝可能是受当地净土信仰的影响而建立寺院的。

三

综上所述，成安县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释迦三尊像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造象样式方面，释迦三尊像既表现出来自云冈石窟造像的影响，同时又展现了来自南朝秀骨清像的塑画风格的影响。释迦三尊像清瘦的形象是北魏接受南朝文化影响的较早例证。特别是释迦佛左上方的飞天，其长长的裙摆，颇似美人鱼尾，这是前所未见的飞天形象。

在造像题材方面，正面释迦佛两侧的胁侍像，我们初步认定为帝释天和大梵天的形象。其图像来源与犍陀罗艺术有关，从现存造像实例，大概可以勾画出由西向东的传播路线，而释迦三尊像中的帝释天和大梵天组合应直接来源于长安。

释迦三尊像背面的无量寿佛是目前所见北魏时期最早的造像实例，其所表现的净土信仰，与北魏平城佛教信仰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属中原地区旧有的传统，来源于长安佛教。虽然在北魏灭北凉后，随着凉州佛教的输入，凉州禅僧集团居于主导地位，使平城佛教产生了重大的转变，凿窟修禅成为平城佛教的主流意识，与中原旧有佛教形成较大的反差。但这并不能完全消除固有的佛教传统，在北魏境内，特别是佛教文化有着深厚底蕴的地区，中原旧有佛教在民间似乎仍然留存，释迦三尊像便是较好的例证。不唯邺城地区如此，在河北地区另一佛教重镇——定州地区出土和传世的佛教造像中也反映了与北魏主流佛教不同的特点。根据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国和北魏时期》一文所附十六国及北魏河北佛教造像数据表[6]，可以看出，北魏平城时期，定州地区出土的金铜、石造像以弥勒像为主，弥勒像大多为立佛或坐佛，交脚弥勒菩萨极为罕见{1}。造像铭文中大多有弥勒下生、常与佛会等祈愿，如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菀申造弥勒立佛有“弥勒下生，龙华三会，听受法言，一时得道”，太平真君五年耿崇造弥勒佛立像有“龙华化生，一会说法，”太和二年（478）□□妻刘所造金铜弥勒像有“愿弥勒出世”，太和十六年（492）王常兄弟所造金铜弥勒佛像有“愿居家眷属见世安稳，常与佛会”的发愿文{2}。上述例子表明定州地区主要流行的是弥勒下生的信仰。这与北魏平城主要流行交脚弥勒菩萨，即弥勒上生兜率天的形象是不同的，可以反映定州地区的旧有传统。又定州尚未发现无量寿佛题材，这或许表现定州与邺城佛教也略有差异。因此，在研究北魏早期佛教造像及其信仰时，更应关注当地佛教流传的情况。

参考文献：

[1]魏征.隋书:卷30:地理志中[M].北京:中华书局，1973:847.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6:河北道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453.

[3]魏收.魏书:卷106:地形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57.

[4]宿白.南朝龛像遗迹初探[M]//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76-199.

[5]道世.法苑珠林:卷13[M].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457.

[6]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国和北魏时期[J].(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11卷第4期，1994，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