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李斯和秦始皇的专制默契

侯卫东

一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置酒宴，举办招待会。这次官方的正式聚会，估计参加者众，文武百官想必尽数出席，连70位博士也都受邀到场。只是这场气氛热烈的招待会，在进行中有些不愉快，恐怕连秦始皇本人也没料到。

仆射周青臣领头趋前颂扬说，从前“秦地不过千里”，完全仰仗“陛下神灵明圣”，才平定海内，四方“莫不宾服”；把诸侯国改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您的威德，自古到今谁人能比呢？这个马屁拍得很到位，秦始皇很受用。

没想到，关键时刻杀出了个淳于越，他当面向秦始皇表示了不同意见：殷、周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靠的是分封子弟功臣，来辅佐自己。如今陛下虽然拥有天下，但您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像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臣子，靠谁来救援呢？凡事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还没有听说过。周青臣当面阿谀，只能加重陛下的过失，这人不是忠臣。

秦始皇闻言后什么反应，史书中没有记载，唯一的记录是“始皇下其议”。历史又一次把发言权交给了李斯。果然，李斯一言，满座皆惊—“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笼统言之，李斯的发言内容大体如下：首先是阐述自己的认识论，即对历史时势的认识，突出“与时俱进”的史观；其次，强调制度和政策的现实必要性，通过对时局的分析，批判复古派；接着，上纲上线，话锋一转，开始咄咄逼人：“儒生之所以要效法古代，目的是以此来诽谤当世，惑乱民心。”分析、评价、定性，李斯在铺垫之后，提出了惊世骇俗的焚书建议。

不过，李斯的系列化主张，可能并非全是在宴会上的言说。很大可能是，他在这次酒会上，只是旗帜鲜明地批驳了淳于越的复古观，并指出其危害性，而具体的焚书建议，则是事后深谋远虑的结果。

对于宴会上的复古言论，李斯在事后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不再追究；二是高度重视，组织更加猛烈的批判；三是乘虚而入，让斗争全面升级。

李斯在秦国政坛属于步步为营的“不倒翁”。他出于吕不韦的门下，却能够成功地摆脱吕党的牵连，获得秦始皇的信任与重用；以楚国游士的身份入秦，却能度过逐客的危机，步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这一切，除他本人的才干之外，还得益于他的远见、谨慎和对时机的判断与把握。

然而，李斯的深谋远虑，何以引发一个被后人口诛笔伐的恶劣事件？对李斯的焚书奏议，秦始皇大笔挥“可”，是否可以作为秦朝政治走向文化专制乃至全面专制的标志？焚书事件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注意的原因？

二

围绕分封制还是郡县制，朝堂之上的制度之争，这不是第一次。早在八年前，秦始皇完成统一之初，朝廷就为此展开过讨论。那一次是由丞相王绾提出分封建议而引起的。王绾认为，燕、齐、楚地处偏远，如果不在那里设王，就无法镇抚，所以向秦始皇提出了立各位皇子为王的奏议。

秦始皇不置可否，把议题拿到桌面上让大家讨论，结果“群臣皆以为便”。可见，分封一派在当时的秦国政坛是占优势的。但是，廷尉李斯不以为然，他以周的衰亡为例，旗帜鲜明地向秦始皇表示，分封之法不可取，因为分封会带来彼此之间的征战。这是李斯提出否定的要点，也是他进行论证的逻辑起点。秦始皇对此深表赞同，以设立36郡的创新制度，结束了第一次朝堂上的制度之争。

但这一次的制度之议画上句号，不等于说分封的强大声音从此烟消云散。

今天，我们也许很难明白，王绾的分封之议为什么会在秦权贵大臣中有如此巨大的市场。一个似乎是“倒退”甚至是“复辟”的制度，为什么会有众多追随者？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大臣们的心里都有一份王绾式的担心，那就是统一后的秦帝国地域过大，边远地区天高皇帝远，局面不大容易控制；再一点，就是分封制搞了那么多年，有一套完全可以借鉴和参照的运作模式与制度规定，足以在各个阶层尤其是公卿大夫阶层形成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基因”。

滅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秦帝国虽然消灭了诸侯，但是凶悍的利剑与铁蹄无法消除诸侯在人们心中的影响。何况，丞相王绾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复古派，他只是一位非典型的分封制设计者。因为他的分封主张，是对局部地区的分封，是为了安抚边远地区而采取的制度化安排。这种主张并不是周朝分封制的翻版，而是一种带有混合并行意味的新制度—以郡县制为主、分封制为辅的制度，大体类似后来西汉推行的郡国制。

然而，王绾提出的制度设计到底是怎样的，他提出来的让皇子为王究竟是为多大权限的王，由于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天下一统的河山，从战火中突围出来，一下子来到人们眼前，来得太快，让身居高位的王绾还来不及考虑未来国家制度的具体细节。

相比王绾，李斯不仅是鲜明的革命派，更是注重细节的行政干才，一位思维缜密的务实官员。从他身为小吏就痴迷帝王之术的成长经历可以判定，他为天下归一这一天，等待并准备了很多年。

秦在统一天下之初，力主推行郡县制，大致来自李斯国家利益至上的一贯思想，也来自他对帝国实施中央集权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分封导致征战存在着隐忧和足够的警惕—这一点，秦始皇的看法一定和他高度一致。但从人数上看，他们君臣二人是少数派。

虽说少数派战胜了多数派，但这是一次正常而和平的讨论。从秦始皇让大家议论，以及最后决策的过程看，它大体是在一种商讨的气氛中完成的，属于决策前的正常议事程序。

然而八年之后，分封制再次被提出时，事情的发展却让人惊心动魄。

三

从一场欢庆的酒会，到全国烧起同一把焚书的火，可以肯定的是，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李斯的意料，甚至也超出了秦始皇的意料。从事件的演进和后果上看，李斯无疑是始作俑者，是事实上的文化纵火犯。

关于李斯焚书的动机，后人评说甚多，代表观点有这么两种：一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李斯迎合秦始皇，所以无所不用其极，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上纲上线，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忠心；二是李斯深受法家愚民思想的影响，不想让百姓掌握知识，更不想让他们有独立的思想，他认为这样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第一点涉及私欲，第二点则关乎立场，而对立场的坚守，应该是李斯提出焚书建议的主因。

按照性格学的说法，李斯的身上具有从势和主动这两个鲜明特征。从势，并不意味着他要丧失一切原则和立场，相反他要以一定的立场来证明自己和上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由此会形成他在议政或制定政策时的惯性思维，形成他基于立场的第一反应。而主动的特征，会让他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李斯的第一反应是经过对立场的长期酝酿、对职业的有素训练和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形成的个性化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一定和秦始皇的立场无原则冲突，才使得他多年受信任和被重用。就此而言，在反对分封制的问题上，他不需要刻意迎合秦始皇以求信任，因为无论他的思想，还是他的职责所系，都已自然而然地和秦始皇站在了同一个战壕里。

防患于未然，防什么？是由李斯的思想意识决定的，不会脱离他的国家意志和强权至上的思维轨道。所谓分封问题，只是他推进防范体系的一个难得的由头，是进行破题的现实材料。李斯不担心分封制度会卷土重来，因为早在八年前，秦始皇和他还属于少数派的时候，他们就果断地选择了郡县制；而经过八年的实践，帝国的实力在郡县制下不断被强化，在这样亘古未有的大好形势面前，自负而又好大喜功的秦始皇怎么可能舍弃“独创”的郡县制而去重蹈分封制的覆辙呢？这一点李斯很清楚，而重弹老调的淳于越，显然是在不合适的地点说了不合适的话。

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淳于越再不识时务，也绝不是导致秦始皇最终焚书的理由，只有李斯的基于立场的第一反应，才是酝酿风暴的策源地。

焚书之举，是法家的传统动作，这个传统能上溯到秦孝公与商鞅时代。《韩非子》有记载说：“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孟子》说过：“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这一法一儒的典籍里关于焚书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商鞅让厚道的秦孝公焚烧诗书，很可能是第一个焚书教唆犯；秦国的焚书和推行法令，像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总是被相提并论，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秦朝的建立；焚书之事不限于秦国，其他六国也有，而焚书的动机是“恶周礼害己”，也就是怕过去的正统思想影响自己的政策。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领袖，对焚书动机的阐释可能过于简略。相比之下，法家的理论家韩非对此的研究，当是同时代的翘楚。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这是韩非对理想社会的勾勒—以全民学“法”运动代替书籍的传播，以政府官员的训诫代替“先王之语”，以动员民众对敌作战代替私带兵器。韩非的理想同样来自他的第一反应，来自他法家思想家的极端立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他的基本判断，而这个基本判断的背后，是他對专制政权效率的推崇，以及对民心民意无情的打压。至于如何压制驾驭老百姓，韩非总结有上中下三策：“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当然，韩非之说，主要还是理论主张。无论推行愚民政策还是落实专政措施，他限于倡导者，也可以算是政策的研究和设计者，但不是具体的实施者。对于法家在秦国的长期实践，他也只是一名观察者、研究者和欣赏者。但秦国围绕“耕”和“战”的富国强兵之道，却被他一眼看穿了。“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于军”，能入韩非法眼的社会就应当是这样的，劳动之人和从军之人都听从政府的统一号令，达到“归于功”和“勇于军”的需要。

如此社会，思想文化根本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禁止的问题。这就是李斯要完成的使命。

李斯虽然杀了韩非，但是对韩非的思想遗产却烂熟于心，作为法家政策最重要的实施人，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韩非思想在秦朝的实践。李斯在提出焚书建议时，对韩非思想的领悟早已是驾轻就熟。他给出的理由只有一句话，即“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于下”，也就是帝王威信下降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势，其潜台词是，如果任由“私学”非议和对抗皇帝所立之“法”，如果还有书的存在，如果还有不利的议论，那么，处于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让人臣所尊？那些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分子将如何控制？

焚书令是在第一反应的前提下，李斯和秦始皇在专制路线上达成的又一默契。

编 辑/高翠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