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提振企业家信心？

文/李炜光

有记者在杭州市某区工商分局采访时发现今年注销的企业比往年明显增多。前来办手续的一个小老板抱怨：“今年日子不好过。”他经营门窗、装修的生意，最近生出甩手不干了的想法，原因无非经济不景气，生意惨淡，难以维系。这种情况可能并不少见。如果去网上逛淘宝，会发现今年流行长裙。经济学上有“裙边理论”的说法，经济不景气，姑娘们的裙子就变长。

近来经济领域形势似乎不大妙。国外，主权债高居不下，经济复苏乏力，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长时间得不到有效调整，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开始从各方面显现出来。金融危机后拨出的4万亿花完了，国企的麻烦随之而来。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5.2%，其中国企同比下降了19.7%，资金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低下的老问题未见丝毫改善。4月份，几乎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出乎意料的差。股市也不大妙，5月简直就是去年八、九月份的翻版，H股在半个月之内就下跌了近15%，境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有所低落。有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收放自如，有可能进入了一个很长时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下滑周期。

决策层果然紧张起来。上个月中下旬，温总理连续主持了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经济形势并部署下阶段工作，两次会议，均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已知推出的措施有家电节能补贴、扶持铁路建设等，而按照会议的要求，还有更多的减轻企业税负、满足实体经济信贷要求、促进消费、启动并加快重大项目投资、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出台。但无论怎样花样翻新，看上去政府的救市政策仍是老式三板斧，缺乏新意。

其实问题早在三年前就埋下了。为了防止危机滑向萧条，不少国家依照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社会有效需求的政策，中国由于急于摆脱实体经济刚刚显现的困境，竟也表现得争先恐后，与经济发达国家几乎同步实行了反向操作的调控政策，其结果是使中国不幸成为一个危机输入国家。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减速并非自然趋势使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国家内外经济政策组合不当而造成的。

出于某种原因，本人始终没有找到自己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充分信心，感觉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减速，既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自然收敛的阶段，也不是因为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所造成，而只能用政策干预不当来解释。“千斤拨四两”的四万亿财政刺激加上二十多万亿银行贷款，中国在短短的两三年内竟然大胆地向流通领域投入了20万亿资金，其结果不过是换来百分之九的增长率，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并没有真正显现，而且基本上无持续效应。上一轮刺激政策刚刚结束，通胀掀起的波浪还没有平复，经济就又开始掉头向下坠了。

熊彼特曾致力于构建一个以创新为内在动力的内生性经济变迁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被模式化为“演化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从而获得了新的理论活力，并开始被导入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能够带来世界经济复苏并重新走向繁荣的不是政府规划、救市政策和无止境的投资驱动，而是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和技术创新。救市政策最多只能医治萧条，却不能激励出经济繁荣。真正的发展动力只会来自企业家们永远不变的“毁灭性的创造”，来自于市场交换和竞争。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到处都是企业家，到处都是技术创新者，可是“制度性封锁”和各种各样的“官僚障碍”，使得他们无从发挥，无处发展，我们只是自己限制了自己，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却处处让人体会不到它的活力和宽容度，许多人选择“携款出逃”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几年来，在激励民间创新方面做得最好的仍属美国。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的确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华尔街，但也在不打折扣地保护了市场机制和企业家，并在政策上给企业家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因而传统制造业在美国本土开始恢复，新一轮长周期的创新产业已初露端倪，作为创新产业发展风向标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已经创出了11年以来的新高。我国大概有4000万个中小企业，其中90%以上是小微企业。对他们最大的挑战是在较为艰难的创业环境中，如何找到有效的融资途径，发展壮大自己，雇佣更多的员工，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需要大的经济环境能尽快好转，不至于做得过于辛苦。决策者们该对此民情多多体会和留意。

危机之中，西方学者即开始反思近些年盛行的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老古典的斯密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在结构上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目前的救市政策也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挡一挡来势不妙的衰退浪潮，而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如果还像2008年第四季度那样急急忙忙地出台上万亿的救市政策，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甚至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