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副词重叠研究述评

周孟战，张永发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湖南 永州，425100)

自从朱德熙给副词重叠进行分类以来[1]，许多汉语学界的学者对副词重叠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与汉语重叠式的其他次类的研究(如动词重叠、形容词重叠)比较，可以说，副词重叠研究还相当薄弱。

本文拟在回顾汉语是否存在副词重叠、副词重叠的范围、副词重叠的类型、基式与重叠式的异同、断代副词重叠研究、方言副词重叠研究、汉语重叠的理据探索等几个方面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指出副词重叠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一、研究成果

汉语副词重叠研究大致经历了汉语是否存在副词重叠的争论阶段，汉语副语重叠的范围、类型、原式与重叠式的异同探讨阶段，汉语副词重叠的类型学研究及理据探索阶段。

(一)汉语是否存在副词重叠

这是汉语副词重叠研究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

黄伯荣认为：“形容词能重叠，或加上重叠的音节；副词不能。”[2]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黄汉生[3]、王松茂、常纯民[4]、郭翼舟[5]。其理由正如王松茂、常纯民所说：“‘常常、渐渐、时时’是副词原形，不是重叠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同单音的在意义上没有什么不同，没有增加什么附加意义。”[4]

朱德熙认为有副词重叠现象，并将其分为两类：“①基式是单音节副词，重叠式是AA。例如：常常、稍稍、渐渐、恰恰、刚刚、白白。②基式是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是AA(儿)，第二个音节变阴平。例如：好好儿、细细儿、远远儿、悄悄儿、慢慢儿。”[1]有类似看法的还有齐沪杨[6]、王继同[7]、李宇明[8]、石毓智[9]、张谊生[10−12]、唐贤清[13−17]、杨荣祥[19]等。各家都认为，副词重叠增添了附加义——强调，同时重叠式与基式在语义、语法和语用等各方面都有差异。

为什么在汉语是否有副词重叠上有如此大的分歧呢？主要是因为一些常用的重叠形式，如“常常”“刚刚”“渐渐”“时时”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频率极高，甚至比它的基式的使用频率还要高，完全作为一个词出现了。如果不把它们同基式放在一起对比使用，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差别。

事实上，认为汉语有副词重叠的各家在副词判断标准上也是有一定差别，因此也导致了副词重叠的数量上也存在差别，如表1～3。

(二)副词重叠的范围问题

李宇明指出判定重叠的四条标准：“a)词语重叠的基式必须是一个词或短语。”“b)注意多义基式和同形重叠式。当基式不只一种意义或用法时，重叠只可能在一种意义或用法上进行。”“c)没有基式就没有重叠式。”“d)共时性观念。”[8]“a”条和“c”条把叠音式排除在副词重叠之外了，“b”条强调了一个重叠式只有一个来源，同形的重叠式有着不同的来源。可见，李宇明从基式与重叠式的意义的角度来划分重叠的范围的。张谊生把重叠划分为构词重叠与构形重叠，并把叠音式、叠词式、叠用式排除在副词重叠的范围之外。由此可见，张谊生是从构词法的角度来谈副词的重叠范围的。

表1 《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所收副词数据对比[19]

表2 各家对现代汉语副词重叠统计数据对比

表3 两家对《朱子语类》的副词重叠统计数据对比

李宇明和张谊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确定副词重叠的范围，严格意义上来讲，副词重叠就是指构形重叠，但，正如张谊生所说的：“副词的构形重叠和构词重叠界限相当模糊”[11]，要想把构形重叠与构词重叠完全分离出来，对于汉语副词的实际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因此，石毓智批评说“把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重叠混在一起”[9]。

事实上，关于副词重叠范围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地研究。例如：基式与重叠式在历时上孰先孰后的问题，如果重叠式出现在基式的前面，那么这个重叠式是基式的“重叠式”吗？如果从共时来看，重叠式已经语素化了，那它还是“基式”的“重叠式”吗？如“切切”。

(三)副词重叠的次类

段业辉把副词重叠分为四类：“①能单用的单音节副词重迭，其形式为‘AA’式；能单用的双音节副词重迭，其形式为‘AABB’式。②能单用的单音名词、动词、形容词(包括象声词)、数词、量词的重迭，其形式为‘AA’式。③不能单用的构词语素的重迭，其形式为‘AA’式。④纯粹的音节的重迭，其形式为‘AA’式。”[20]段业辉是从重叠式的构成成分的词汇特征来划分重叠式副词的次类的。王继同把副词重叠分为三类：AA式、AAB式和AABB式[7]。张谊生在强调基式必须是副词性的基础上，依据基式和重叠式的自由度把副词重叠划分四类：①基式和重叠式都能独立使用；②基式有着语素化的倾向，重叠式能自由运用；③基式能自由运用，重叠式只是基式的变化形式，还没有成词；④双音节重叠式：AABB式[10]。唐贤清把《朱子语类》的单音节副词重叠分为两类：①基式为副词；②基式不是副词[13]。杨荣祥把重叠式副词分为两类：“①单用时为副词，重叠式同样为副词，二者的用法和所表语义基本相同，只是重叠式带有强调和加强语义的意味，或者二者对被饰成分的音节选择不同——单用时被饰成分多为单音节，也可以是多音节，重叠式的被饰成分则通常只能是多音节。……②单用时不是副词，重叠后构成重叠式副词，就是说，构成AA式副词的A本身不是副词，或者不是以副词的语义进入重叠式构词的，而以重叠形式出现时，却为副词。”[18]

事实上，各家在对副词重叠次类划分上着眼点是不一样的：有的着眼于重叠式与基式的联系上，有的着眼于重叠式自身。导致次类划分不一的直接原因在于对待副词重叠范围的宽紧度上的差异。

(四)基式与重叠式的异同

基式与重叠式的异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义、语法和语用三个方面。

(1)语义上，两者的差别表现在四个方面：缺略、增添、偏重和分化(张谊生[10]；唐贤清[14])。

(2)句法上，两者的差别表现为三个方面：后附语缀、句中位序、音节搭配。

在后附语缀上，基式都不能带“de”，重叠式带不带“de”有两种情况：为了突出摹状性，大多重叠式带“de”；少数单音节重叠式不带“de”。杨德峰在考察了张谊生所列举的53个常用副词重叠和侯学超主编的《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32个副词重叠的基础上，指出张谊生所列举的常用的有39个、《现代汉语虚词词典》有21个副词重叠，都是由动词或形容词重叠、虚化而来，表示的不是动作的属性，与被修饰的谓词性成分距离比较远，为带“地”创造了条件；又因为副词重叠更具描写性，而“地”具有凸现作用的特性正顺应了这一条件和要求，使带“地”由可能性成为了现实[21]。

在句中位序上，一般情况下，基式与被修饰语紧贴在一起，中间不允许插入其他修饰成分，只有少数时间副词除外，如“常、刚”等。从重叠式整个系统来看，重叠式在句中位置比较自由，可紧贴谓语中心、位于其他状语前、位于句首、充当后置状语、修饰独立性句首状语。王继同还具体考察了37组重叠式——基式与否定词的搭配情况[7]，虽然王继同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总体来看：重叠式与否定词的搭配要比基式与否定词的搭配受到的限制要少；从否定词在重叠式前还是后来看，否定词在重叠式后要比否定词在重叠式前要常见。

在音节搭配上，基式与重叠式有的自由度高、有的基式或重叠式受到限制、有的受到严格的限制，其原因在于“同句中其他成分的相互配合，前后语境的衬托协调”[10]。

汉语副词重叠与否定词的搭配“呈现出复杂的情况”[6]。齐沪扬就具体的副词重叠与否定词共现情况进行了分类；王继同也提到过副词重叠与否定词的搭配问题；尹钟宏指出在副词重叠中只有一个有预设否定功能的副词——“白白”。但三家都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可见副词重叠与否定词“不”“没(有)”的搭配问题的复杂性，正如齐沪扬自己所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语用上，两者的差别表现在轻与重、强与弱、文与白等三个方面。

基式偏重于判断，显得客观、平稳，而重叠式则偏重于描写，在语义表达上总要比基式重，表达的程度比基式更深，语气更强，白话色彩更浓。

(五)副词重叠的断代研究

我们这里的副词重叠的断代研究是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一般我们所指的某一段时间副词重叠研究，也包括专书的副词重叠研究。

张国艳指出居延汉简中已有表总括范围的副词重叠“往往”、表情状的“忽忽”和表时间的“时时”[22]。胡丽珍依据唐宋诗歌中副词重叠的基式特性将其分为三类：单音节副词重叠而成的合成副词、非单音节副词重叠而成的合成副词和非独立单音语素重叠而成的合成副词，着重对第一类副词重叠与基式在语义、语法、语用上进行了比较[23]。阚绪良考证了“单”和“单单”的产生年代——宋代[24]。杨荣祥把近代汉语副词重叠划分为两类：一是单用时是副词，重叠后同样是副词；一是单用不是副词，重叠后是副词[18]。雷冬平比较详尽地考察了“看看”作副词的四个义项(一是表示“渐渐”；二是表示“将要”；三是表示主观估计；四是表示“转眼间”)的来源及演变发展过程[25]。对专书的副词重叠进行研究、较早的应是唐贤清，他从语义、语法、语用以及重叠式与基式的异同等几方面对《朱子语类》中的副词重叠进行了考察。

无论是断代副词重叠研究，还是专书的重叠研究，其方法可以概括如下：①分类；②比较；③溯源。其中多重在列举，分析相对较少；其分析多在于利用语言自身的规律来解释现象，而规律背后的认知则缺乏揭示、分析。

(六)方言副词重叠研究

方言副词重叠专题性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如今还未见面世，所见到的只是在研究副词或其他方面时涉及到某方言的副词重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某方言的副词重叠词项的列举，如：《汉语方言大词典》列举了375个全国各地的方言副词重叠；邢向东考察了神木方言的副词，其中有15个副词重叠[26]；王群对《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的副词进行了穷尽性的描写，其中包括105个副词重叠[27]；杨静对安康城区方言中的副词进行了考察，指出其中有22个副词重叠[28]；赵莉列举了阳城方言中的特色副词，并进行了解释，其中包括11个副词重叠[29]；史丰在考察石泉方言的副词的基础上，列举了14个副词重叠[30]，等等。

(2)某方言副词重叠的类型列举和分析，特别是与普通话相较，具有特色的副词重叠式，如：苏俊波指出丹江方言中既有普通话中常见的两叠式，也有特别的三叠式、四叠式：AA式、AAA式、AAAA式，既有普通话有的AABB式，也有在普通话中存在争议的ABAB式，还有具有特色的ABB式[31]。刘佳佳指出孟州方言中既有普通话的AA式、AABB式、ABAB式，也有富有特色的A打A式，A不A式[32]，等等。

(3)某方言的副词重叠变调分析，一般来说，第一、第三不变调，第二、第四变调。如：吴云霞指出万荣方言中 ABB式的第一音节读原调，第二个音节读重音长调，最后一个音节读轻声，AABB式中第一、第三个读原调，第二、第四个读轻声，ABAB式中A都读原调，B都读轻声，AA式中第二个字的音读得越长越重，表示的程度也就越深[33]；崔淑慧指出忻州话不论什么词重叠，其连续变调的规律大多是因声调组合的不同而不同，但部分重叠后儿化的形容词或副词里，其变调也明显受到语法条件的影响：阴平上的变调还遵循叠字两字组变调的规律，其他声调是统一成前字不变，后字变313[34]，等等。

(4)某方言的副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和量级的探讨，都认为副词重叠的语法意义是强调，对副词重叠的量级探讨的有：苏俊波指出副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在于表示程度的加强，叠得越多，程度越强：AAAA式>AAA式>AA式>A[31]；刘佳佳指出赣方言的武宁话中“A不A”式副词重叠有“动不动”“要不要”“冷不冷”，都是“经常”的意思，但它们有频率强弱之分：动不动>要不要>冷不冷[32]，等等。

(七)重叠式的理据探索

石毓智指出汉语重叠研究中的三大缺陷：一是把构形重叠与构词重叠纠缠在一起。一是“注意力大都放在某一单一的词类，最多是两个相近的词类(如动词和形容词)，很少有人关心象动词和名词这些句法功能相差较远的词类重叠式之间有什么共性”。一是“目前的研究缺乏一种类型学的视野”[9]。根据我们对汉语重叠研究成果的了解来看，第一种现象如今已经得到汉语言学界的重视，但正如前面所说：要把构词重叠与构形重叠完全分开相当困难；第二、三种缺陷依然没有得到大的改观，虽然有石毓智、张敏、华玉明等在作这方面的努力。

石毓智从类型学的角度来分析汉语的句法重叠，指出重叠式的语法意义是定量化。所谓定量化就是指词语通过某种语法手段赋予其概念义以数量特征。其中名词和量词代表离散量，动词代表时间量，形容词和副词代表连续量。石毓智认为，定量化引起了词语句法功能的稳固化，表现为：1.重叠式只能担任本词类的角色；2.重叠式只能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句法位置上。还表现为，重叠式与否定的互斥性[9]。

张敏首先指出，重叠是包括汉藏语系在内的众多语言共有的现象，用类象性①(iconicity)来解释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却同样也有重叠现象的原因；就重叠式而言，类象性就是，重叠的形式元素的构型与概念元素的构型呈现一种同构关系[35]。

华玉明从语言自身、语言习得、文化等方面探求了汉语重叠的理据：汉语的分析性特点抑制了曲折性的表现形式的发展，为重叠式的广泛运用提供了宽松的内部语言环境；双音化的发展趋势促进了重叠式的发展；语言符号的有限性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的不断扩展之间的矛盾；重叠式符合儿童语言习得的生理和心理规律；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认知动因：类象性；还有重叠式的述谓性的强弱、语用心理和语体的制约[36−37]。

以上三位学者在汉语重叠理据的探索方面作了诸多努力，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一个词语是定量了还是没有定量，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也许有人会说，凡是能由任一基数直接修饰的词是没有定量的，那么，我们又问：为什么有的能被任一基数直接修饰，而有的却不能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定量化也只是对语言的一种描写。再如，类象性(iconicity)是人类认知的普遍特性，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重叠式呢？等等。

二、不足与展望

笔者认为，汉语副词重叠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理论探索欠缺和研究的不平衡上，这也应当是今后研究努力的方向。

(一)理论探索欠缺，急需引进或原创的贴近汉语实际的语言学理论

汉语副词重叠与其他重叠形式有共性的一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只就汉语重叠来谈有关理论探索的欠缺问题。

石毓智和张敏各自从定量化与类象性来解释汉语中的重叠形象，力图对包括副词重叠在内的所有汉语重叠式作出一个统一的合理的解释。然后有些问题有待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如所谓定量化，就汉语重叠而言，就是通过重叠这种语法手段赋予了重叠式的概念义以数量特征。那么如何验证重叠式定量化了呢？“从逻辑上讲，一个确定的量级就不能或无需再用其它语法手段加以定量化，因为它已经具有定量性了”[9]。也就是说，不能有其他表量的词来修饰或限制重叠式，因为重叠式已经定量化了。下面是石毓智举的一组例子：

(1)a.他看了看书。

b.﹡他看了看两遍。

c.﹡他看了看三本书[9]。

我们现在再加了一组，试加以比较：

(2)a.她想再一次看看它们，在它们动身之前和它们道别。(《安徒生童话故事集》)

b.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方军《我认识的鬼子兵》)

c.楼下的战友是沉默的，但是看见他们下楼时，也微微看了看他们，婉言谢绝用短暂的目光，向他们表示战友的致意。(北大语料库)

d.希望代表团在柬埔寨多走走、多看看。(北大语料库)

e.亲自到西藏走一走，看一看，摆脱西方媒体的负面宣传影响，亲眼去看看一个真实的西藏。(北大语料库)

f.下面让我们看看一些重要发展。(北大语料库)

g.那天他到我办公室，我便请他看看一篇作品并谈谈印象。(《人民日报》蒋夷牧《诗的尴尬》)

石毓智说：“重叠式动词不能再加动量词，其宾语也不能用数量词限定。”[9]重叠式不能带补语，包括动量词，不是因为重叠式可以带除动量词以外的其他补语，而是因为所有的补语都不能带，动词重叠式后一成分占住了补语的位置，已经充当了补语。动词重叠式的“宾语也不能用数量词限定”，而(2)e中的“看看”的宾语“西藏”却用了“一个”这个数量词来修饰，(2)f“看看”的宾语“发展”受表概数的“一些”修饰，(2)g的宾语“作品”直接受数量词“一篇“修饰。动词重叠式前也可以带数量词充当状语，如(2)a；也可以带表定指数的体词性短语作状语，如(2)b；也可以带程度副词作状语，如(2)c和(2)d。这些似乎与定量化相矛盾。

张敏在戴浩一的重叠象似动因[38]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叠的高层像似模式(“类同语言形式在言语轴上的毗邻复现”与“类同形式在一定认知域内的毗邻复现”是同构关系)，重叠式的各种基本意义类型都可以从这个模式中推导出来[39−40]。但张敏的一些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张敏认为，在“性状类同”上须经由这些步骤：①Aa有性状 A’，Ab有性状 A’；②比较 A’和 A’；③断定性状 A’和性状 A’是等同的；④由上可知Aa和Ab是类同的(在性状A上)[40]。对于人的一般认知过程来说，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这里的问题是：处于后面步骤的是不是一定要经过前面的步骤？如果经过的话，那么是不是处于后一步骤的重叠一定也有处于前面步骤的重叠的特性呢？如果不经过，那么后面步骤的特性是如果得出来的呢？

石毓智和张敏等在重叠理论上的积极探索为我们解释重叠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但他们的理论在某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正如蒋绍愚所说：“相比之下，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进展显得比较迟缓，其中重叠原因之一，就是在理论方法上的探索做得不够。”[41]这虽然是针对汉语历史语法研究而言的，但用在汉语副词重叠的研究上也很恰当。

Croft曾在Typology and Universals中说：

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 represents the observation of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language) and classification of what we observe.Typological generalization —— language universals —— is the formation of generalizations over our observations.And the functional—typological approach constructs explanations of the generalizations over what we have observed[42].

他虽然是针对类型学来谈意义概括的三个层次，实际上也揭示了语言研究中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语言结构基本事实的观察；第二个层次是从结构内部对单个语言的结构规律的概括，以及对不同语言所作的类型学的概括；第三个层次是对与语言结构相关的外部因素的概括。某一层次上的概括对于前一个层次而言是解释，对其后一层次而言则仅是描写而非解释。”[35]有些语言问题(如重叠)需要我们跳出语言本身来俯瞰语言，才能得到较为满意的解释。

(二)副词重叠研究整体上薄弱，普方古结合不够，缺乏类型学视野

在汉语重叠中，研究最为充分的要算是动词重叠了，从2000年到2009年，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就有近40篇，其次是形容词重叠、名词重叠等，副词重叠的研究成果最少：公开发表的有关副词重叠论文且影响较大的，仅有段业辉、王继同、邢福义、张谊生、唐贤清等几家。而从时间段来看，现代汉语的副词重叠相对来说研究得较多，其次是近代汉语，而上古和中古的副词重叠研究的比较少，几乎是一片处女地。就副词这个大类来看，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副词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其次是上古，而中古最为薄弱。从普方古的角度来看，普通话的研究成果较多，其次是古代汉语，方言的副词重叠研究几乎是个空白，更不用说普方古的结合研究了；副词重叠的跨语言研究就更显薄弱了。“汉语历史这么悠久，方言这么丰富复杂，有这么多关系密切的亲邻语言，正是类型学大好的用武之地。”[43]这就揭示了语言研究的方法问题：历时与共时相结合，共同语与方言相结合，汉语与其他语言相结合。语言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某一种语言或某种语言的某个时期，而应是在一个大视野(类型学)下的语言研究。

语言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正如邵敬敏所说：“经过一百多年语法研究的探索，人们逐渐认知到语法学不仅与语言学内部的各分支学科关系密切，而且跟其他学科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认识到语法研究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目前的语法研究已不再是纯粹的语法范畴内的研究了，而是与语音、词汇、语义、语用、功能等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同时又与心理学、逻辑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等结合，形成了各种边缘学科。……另一方面，对外汉语教学的迫切需要，也为语法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独特的课题。这不仅丰富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内容，扩大了语法研究的领域，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看到了语法与语言学内部不同分支学科、乃至与各种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之间的种种联系，从而也加强了对语法规律自身的解释性。”[44]

注释：

①参见张敏《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国外语言学，1997年第2期第40页。类象性指的是语言符号及其结构和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内容/外在现实及其结构之间存在着的某种相似性。Haiman将类象性分为影像式类象符(imagic icon)和图样式类象符(diagrammatic icon)。语言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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