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O的背景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中国财务重述公司的经验证据

王 霞，薛 跃，于学强

（华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上海200241）

一、引 言

自20世纪初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财务丑闻不断爆发，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CFO作为企业会计政策的制定者甚至决策者，对于会计信息失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公司治理结构中，CFO受聘于董事会，对董事会负责，代表股东对经理层实施财务监督；在公司内部组织结构中，他是公司管理层的成员之一，主导公司的会计系统，肩负着对企业财务运行进行全过程监控的职责。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对CFO在公司财务报告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传统观点认为CFO仅仅是CEO的代理人，早期的研究都是观察CEO在会计操纵中的作用。近年来，随着财务重述事件的增多，对财务体制的管理拥有终极责任（Mian，2001）的CFO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西方学术研究关注的对象。但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会计操纵的事后惩罚——CFO变更领域（Hennes等，2008；Li等，2010），基于事前——CFO在财务报告中的作用的研究还较为少见。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CFO体制建设的滞后，影响CFO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也使监管部门在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路径设计上缺少经验数据的支持。

管理学的重要理论——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团队的背景特征（年龄、任期、职业、教育等）影响管理者的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行为（Hambrick等，1984）。基于该理论，作为主导企业会计系统的高管人员CFO的背景特征如年龄、学历、职称等因素会影响其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构建与管理，并最终影响会计系统的产出品——会计信息的质量。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是投资者评价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决定资金投向的主要依据。会计信息是否真实，有无盈余操纵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证券市场能否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因此，本文采用经验研究方法探讨CFO的背景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试图发现哪些CFO特质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我们的研究可以为治理会计信息失真这样一个历史性、国际性问题提供更多的观测环节和科学的评价标准，为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供经验证据。此外，CFO制度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完善的一项公司治理机制，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从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整体层面设计和规划CFO的职能与责任，为探视企业管理结构对财务报告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Hambrick等（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决定了其对相关信息的解释力，即管理者特质影响他们的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虽然管理者的心理结构难以度量，但与管理者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密切相关的人口背景特征（年龄、任期和教育背景等）是可以客观度量的，因此，可以将这些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高管团队认知心理过程的代理变量预测组织产出，如战略选择、组织绩效等。所以从理论上讲，CFO的背景特征如年龄、学历和职称等因素会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具有显著影响。Aier等（2005）以财务重述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财务重述与CFO的财务专长负相关，CFO的工作经验越丰富、是MBA和CPA（注册会计师）的，或是CPA的，公司更不容易发生财务重述。但是该文在研究模型的变量设计上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实证结果无法区分是财务能力缺乏的CFO导致了重述还是重述公司更倾向于聘用能力低下的CFO。相近的研究还有Li等（2010）基于萨班斯法案（SOX）404条款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虚弱的公司较易发生CFO更换，但是雇用新的CFO与改进内部控制不相关，内部控制提高需要雇用一个更能胜任的CFO。此外，Ge等（2010）的研究认为，CFO的特质是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一个显著决定因素，而且CFO的个人风格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超过了CEO的影响，表明CFO在特定的公司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不只是遵照CEO的要求执行。

与国外近十年来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相比，我国与CFO有关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所形成的成果较为零散。杜胜利等（2005）分析了上市公司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及其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洪涛等（2009）的研究表明，CFO薪酬激励契约存在对应计项目和经营现金流的“功能锁定”现象。杜胜利等（2009）发现，ROE与CFO税前年薪显著正相关；由总经理和非会计专业背景的副总兼任CFO会对公司ROE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何威风等（2010）的研究认为，高管团队的规模、年龄、性别对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具有显著的解释力；高管团队与董事长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与财务重述的影响显著正相关；此外，高管团队的规模还与财务重述的类型显著相关。研究结论为高管特质对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但是，我们认为企业创新、投资等战略选择需要各部门高管的通力合作做出有效决策，而报表编制是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企业高管团队中不乏与会计信息系统毫无关联的高管，如负责生产或销售工作的副总经理，这部分人员的年龄、性别等背景特征可以说与会计信息质量毫无关联或关联性很小。因此，以整个高管团队作为研究对象检验全部高管团队成员的平均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的关系，统计和分析结果难免会产生偏差。

鉴于此，我们检验作用于会计信息系统的直接责任人——CFO，研究CFO的背景特征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我们将财务重述公司作为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样本，通过观察重述公司在会计差错发生年度CFO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财务专长和任期等特质并与控制样本相比较，探讨CFO的背景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1.CFO的年龄。管理者年龄代表着管理者阅历和风险倾向，从而影响其行为选择。Vroom等（1971）和Hambrick等（1984）的研究表明，年龄大的管理者倾向于采取风险较小的决策。何威风等（2010）发现，高管年龄与公司财务重述负相关。我们认为，低质量会计报表中存在的差错可以分为：一是基于操纵利润的目的产生的主观性会计差错；二是客观性会计差错，如遗漏、误计等技术性错误。年长的CFO决策较为保守，更倾向于附和行业标准或历史经验，在盈余操纵方面会更谨慎，因而会降低主观会计差错的发生；此外，年龄通常与工作经验正相关，CFO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对会计准则的理解力越强，进而也会减少客观性差错。由此，我们提出假说1。

假说1：CFO年龄与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

2.CFO的性别。心理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表明，男性管理者与女性管理者的行为决策存在差别。Peng等（2007）研究认为，男性管理者更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从而更容易做出错误决策。何威风等（2010）的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中男性比例越高的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高。我们认为女性CFO在财务报告体制管理上更加谨慎，更不易发生会计差错；相反，男性更容易采用激进的会计政策，提高会计差错发生的概率。因此，我们提出假说2。

假说2：CFO是男性的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低。

3.CFO的受教育程度。Spence（1974）提出的劳动力市场上信号传递理论认为，雇员的受教育程度向雇主传递了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不同能力的人的最优教育程度是不同的。Aier等（2005）的研究发现，CFO有MBA学位的更不易发生盈余重述。我们认为，一般而言，教育水平可以反映管理者认知能力，教育水平较高表明其接受新思想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信息处理能力。因此，CFO学历越高，企业的财务报表越不易发生会计差错。由此我们提出假说3。

假说3：CFO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4.CFO的财务专长。CFO的财务专长指CFO的专业技术水平。一般而言，CFO的专业技术水平越高，对财务会计领域了解掌握得越深入，就越容易减少会计差错。Aier等（2005）的实证研究发现，CFO是CPA的，公司更不易发生财务重述。我国的CPA考试制度要求考生通过会计、审计和财务成本管理等科目的考试，考试成绩合格者，颁发全科合格证书，并可申请加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完成后续教育。因此，CFO通过深入学习最终达到CPA考试标准的，将对会计理念、会计准则有更充分的理解，并最终在工作中得到反映。由此我们提出假说4。

假说4：CFO是CPA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更高。

5.CFO的任期。Fraser等（2006）的研究表明，随着经验的逐渐积累，管理者可以逐渐提高自己经营公司的能力，不断修正自己的决策偏差。Aier等（2005）的研究发现，CFO工作经验越丰富，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低。CFO任期越长，对企业的情况乃至企业所处行业的情况就越了解，有助于提高CFO会计政策的运用能力和会计估计的准确性，有利于构建良好的会计信息系统。因此，我们提出假说5。

假说5：CFO的任期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我们选取在2001－2008年发生财务重述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样本，共计1 518家，其中深市721家，沪市797家。我们将观察期界定为重述公司发生会计差错的年份，如果公司披露的会计差错涉及多个会计年度，则取距重述披露日最近的那个年度。我们选取同时段从未发生过重述的全部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控制样本。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财务主管的称谓不尽相同，包括CFO、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等。在现实中，这些高管的工作职能是相似的，因此，若报告中高管成员没有CFO或财务总监，我们结合其他背景信息采用其他称谓财务负责人的资料数据。去除没有披露CFO或财务负责人的样本，最后得到重述样本观察值962个，控制样本观察值2 299个。在回归时，去除净资产为负的公司，得到样本观察值3 193个。

本文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指定公开披露信息的网站。

（二）研究模型

为解决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Heckman（1979）的二阶段模型设计我们的研究模型。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CFOCi是CFO的背景特征变量，分别代表CFO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财务专长和任期。解释变量中，Rest为会计信息质量变量，重述公司取值1，非重述公司取值0；Loss为亏损哑变量，公司在当年亏损，取值1，否则取值0；Salary为薪酬变量，CFO在观察期的年薪取自然对数；LEV是财务杠杆，为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Size是公司规模变量，为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εi为随机误差。

模型（1）以Rest为解释变量，用来检测会计信息质量低的公司对CFO背景特征的解释力，即考察会计信息质量差的公司更易选择具有什么样背景特征的CFO。如果某项CFO的背景特征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拟合度高，且Rest的回归符号显著，则我们将采用该变量带Lamda的两阶段probit模型，以控制单独进行模型（2）回归时的内生性问题。模型（1）中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考虑影响CFO背景特征的一些公司特性，比如规模大、财务风险低、以及业绩好（非亏损）的公司更可能会聘用学历高、专业能力强的CFO；企业给予薪水高能够吸纳高素质的CFO加盟，CFO相对任期会更长。

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Pr（Resti）代表会计信息质量低的概率分布。解释变量中，Age为CFO的年龄变量；Master为受教育程度变量，如果CFO有硕士以上（含硕士）学位，取值1，否则0；CPA为财务专长变量，如果CFO是CPA，取值1，否则取值0；Sex表示CFO是男性，取值1，否则取值0；Ctime指至会计差错发生年度CFO的任职年限。借鉴Aier等（2005）的做法，我们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其中，公司年末自由现金流变量（Fcash）代表公司在发生差错前对外部融资的需求，用公司观察期产生的经营现金流与过去三年平均资本支出的差以上一年的总资产缩减计算得到。公司实际融资水平（Finr），为公司权益融资与债权融资水平之和以年初总资产缩减。盈余增长率（EG）表示以观察期当年的每股盈余减去上一年的每股盈余再除以上一年的每股盈余计算得到。此外，审计师专业技能越强，越有利于纠正企业报表中存在的会计差错。因此，我们选取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Audit）代表外部审计师的行业专业技能，在模型中加以控制。Audit定义为如果由客户数量排名前十的事务所审计，取值1，否则取值0。模型中控制了企业当年是否亏损Loss、财务杠杆LEV和公司规模Size。Lamda为控制内生性的变量，εi同模型1。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于我们选取2001－2008年未发生过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作为控制样本，表1中的样本几乎涵盖了这一时间段的全部上市公司（除CFO背景特征缺失的数据外）。由表1可见，在CFO的性别构成上，74.3%的CFO是男性；CFO的平均年龄是42.493岁；30.8%的CFO拥有硕士研究生（含硕士）以上学历，但是只有14.9%的CFO是CPA；至观察期，CFO的平均任期约是1年半。

表1 CFO背景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单变量比较中发现（见表2），控制样本的CFO的年龄略低于原始样本，受教育程度则相反，但差异都不显著。在性别构成上，与预期一致，原始样本中男性CFO所占比重高于控制样本。在CFO财务专长方面，控制样本的CFO更多地具有CPA资格，且显著高于原始样本。在CFO的任期上，控制样本略高于原始样本，但差异不明显。控制变量上，原始样本的自由现金流显著低于控制样本，但当年的外部融资需求却显著高于控制样本，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差的公司资金链条更紧张。原始样本盈余增长率显著低于控制样本，原始公司有更高的财务杠杆、更多地发生亏损、更多地由非“十大”事务所审计，以及公司规模较小。表2中两类样本的控制变量比较都达到5%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控制变量的选取反映了两类样本的不同特征。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3是以CFO的背景特征为被解释变量，以会计信息质量（Rest）为解释变量，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只有以Pr（Master）和Pr（CPA）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是统计显著的。但是，以Pr（Master）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Rest的回归系数为－0.083，统计不显著。以Pr（CPA）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Rest的回归系数为－0.346，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差的公司越不易选择具有CPA资格的CFO。因此，在接下来的两阶段多元回归中，我们将以CPA为被解释变量的两阶段probit模型求得lamda，然后带入模型（2），以控制CPA与Rest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表2 单变量分析

表3 以CFO的背景特征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4列示了两阶段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首先将测试变量依次放入模型，最后再全部放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CFO的性别和财务专长对会计信息质量具有显著的解释力。无论Sex和CPA是单独作为测试变量回归，还是综合回归，结论都成立。Sex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CFO是男性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低，假说2得到支持；CPA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CFO是CPA的，企业发生会计差错的概率较低、会计信息质量越好，假说4得到支持。Age、Master和Ctime的回归系数都在统计上不显著，本文的其余假说未能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

Master和Ctime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CFO的受教育程度和任期对财务重述的发生不具有显著解释力。其原因可能在于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缺陷制约了高管受教育程度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而公司内部冲突也在一度程度上抵消了CFO任期长短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何威风、刘启亮，2010）。此外Age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会计准则处在不断变迁之中，年长的CFO虽然经验丰富，但对新知识的学习和把握能力较弱，因而年长的CFO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没有显现。

表4 两阶段模型回归结果

五、进一步的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一）CFO的背景特征与会计差错发生的频率检验

我国财务重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上市公司频繁发生重述（王霞等，2010）。毫无疑问，多次重述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更差。我们设定变量Num，发生超过两次（不含两次）重述的公司取值1（429家），否则取值0（535家）。以Num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结果见表5。与表4结果不同的是，Sex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表明CFO的性别因素不对会计差错发生的频率具有解释力。在不加入其他测试变量的回归模型中，CPA的回归系数是－0.674，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CFO是CPA的，公司多次发生会计差错的概率低；在加入其他测试变量之后，CPA的回归系数为－0.701，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5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说4，表明CFO的财务专长不仅有利于降低会计差错发生的概率，而且有助于降低会计差错发生的频率。此外，表4和表5中的大多数控制变量都统计显著，这表明我们有效控制了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表5 CFO的背景特征与会计差错发生频率的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早期的研究认为，财务重述可能是管理层操纵盈余的一种手段（Li等，2007）。王霞等（2010）研究发现，重述公司中税收差错占比32.13%，是一项主要的会计差错。由于税法和会计准则的不统一，企业在税收核定上出现了多计税或少计税的错误，这类错误更可能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如会计人员素质低下导致的（王霞，2006）。但是基于主观动机的会计违规就不是CFO的能力问题，可能是公司出于上市、再融资或避免退市的需要进行的盈余操纵。因此，为避免表5的回归结果是由于客观因素差错占据一定比重所导致，我们扣除了只存在税收核定错误和遗漏、多计、误计的样本（302个），将非客观差错样本与控制样本进行了两阶段回归，结果没有实质性改变。原始样本中，有部分公司是在监管部门要求下进行的非自愿更正，是主观会计违规的表征，因此，我们对违规样本和控制样本进行了两阶段回归分析，结果依然没有显著变化。此外，由于上市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制度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我们将样本分成两段：2001－2006年的样本和2007－2008年的样本，对前述模型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没有显著性改变。限于篇幅，我们没有报告上述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检验了CFO的背景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女性CFO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CFO的财务专长（是CPA）不仅可以降低会计差错发生的概率，而且可以减少会计差错发生的频率，这表明CFO不仅仅是CEO的“附属品”和“代理人”，其作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知识员工在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在完善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路径设计上，CFO是不容忽视的一环。

我国自中注协1991年推行CPA考试制度以来，注册会计师考试已成为国内声誉最高的执业资格考试之一，但是CPA在会计实务中的专业胜任能力和执业水平却一直没有得到实证检验。本文研究表明CFO是CPA的有助于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结论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提供了经验支持。本文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平均仅有14.9%的CFO拥有CPA资格，不足总样本的1／6。Aier等（2005）的研究表明，美国平均37.3%的重述公司的CFO拥有CPA资格，57.5%未重述公司的CFO拥有CPA资格。因此，让更多的CFO加入CPA行业，这对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无疑会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还发现，女性CFO与会计信息质量显著正相关。因此，企业从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整体视角设计和规划CFO的职能与责任时，有必要正确认识女性CFO在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和公司治理中的正向影响，给予女性更多的发展空间，这将有助于优化高管团队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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