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贫困的相关性※
——基于河北省坝上地区S乡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牟永福，胡鸣铎

（河北省委党校，河北 石家庄 050061）

·经济学研究·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贫困的相关性※
——基于河北省坝上地区S乡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牟永福，胡鸣铎

（河北省委党校，河北 石家庄 050061）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贫困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在对河北省S乡进行调查时发现，贫困发生率（H）、贫困深度（PG）和贫困强度（SPG）指数非常高，且呈显著不平衡性，“道路”等十个指标对于贫困有着非常高的贡献率。贫困农户的脱贫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矛盾依然存在，贫困农户的贫困是多层面的，公共产品对缓解贫困具有非常大的作用，贫困农户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呈现多样性。增加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建立合理的贫困农户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实行“政府筹资、村级供给”的新机制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必然途径。

公共产品；贫困；相关性

国内外大量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贫困的认识，但或因为受限于数据样本的大小，或因为模型指标的制约，这些研究难以反映农村贫困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与贫困的真实情况，所提建议也缺乏相应的针对性。且总体而言，从公共产品的视角研究农村贫困问题的仍然比较少。因此，本研究使用住户调查数据，考察河北省S乡公共产品供给和贫困状况，试图弥补这一方面的研究空白，为政府制定和完善扶贫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一、调查设计

1.样本选择

本调查所选择的样本区S乡共有5个村委会、16个自然村，调查户数167户。经数据清理后，有效问卷样本158户，占全乡总户数的6.6%。其中，低收入户62户，占全部调查户的39.24%；中等收入户57户，占36.08%；高收入户39户，占24.68%。调查涉及人口672人，占全乡总人口的6.5%。

2.调查方法

由于S乡地处山区，全乡人口虽然只有10338人，但是分布比较分散，加上交通不便以及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很难对全乡进行住户调查，因此本调查采用全户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从经济、地理、交通、文化等几个方面入手选择了所需要全户调查和抽样调查的村庄。

经过事先了解，我们选择A、B、C三个自然村进行了全户调查。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三个村平均的基本经济社会指标与全乡水平比较接近（表1）。

表1：2009年样本自然村基本情况（一）

考虑到S乡各行政村之间分布散、距离远、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实际，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我们将抽样户覆盖全乡所辖的5个村委会，根据经济、地理、交通、文化等指标抽取X、Y、Z三个行政村（表 2）。

表2：2009年样本自然村基本情况（二）

样本户涉及行政村3个，农户158户，人口672人，样本户占全乡总户的6.6%，抽样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6.5%。住户采用分层抽样法，将住户人均纯收入作为抽样主标志，先在村子将农户按收入高中低划分为三组，然后根据样本村规模户数和收入水平差距，确定样本户数。一般来说，规模大、收入差距大的村抽取的户数相对多；规模小、收入水平接近的村抽取的户数相对少，最后从三组农户中随机抽取样本户。

3.调查指标

每一种解释贫困发生的理论都提供了一个或多个影响缓解贫困的因素和途径，如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等。无论哪种理论均涉及公共产品的供给，人们相信公共产品供给能改善穷人福利。农村公共产品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根据研究目的，结合样本区的实际情况，并参照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农村住户调查表，同时也考虑到时间和精力问题，我们选择了这些指标，包括道路、灌溉设施、饮水设施、活动中心、公益林建设、学校、诊所、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养老院、小流域治理等，来考察S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情况。

二、应用模型

1.FGT指数

本文所用模型主要为解决通过了解S乡的公共产品供给情况来衡量S乡的贫困度而设计的。衡量贫困的指标主要是构成FGT指数的三个指标，即贫困发生率（H）、贫困深度（PG）和贫困强度（SPG）。1984 年5 月，Foster、Greer和 Thorbecke发表了题为《一套贫困测量的分解方法》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测度贫困的指标，这些贫困的测量指标实际上回答了三个问题，即穷人有多少（H）、贫穷的深度有多大（PG）、贫穷的程度有多么尖锐（SPG），称为FGT指数[1]。

其中，χ是家庭消费支出或者收入水平，f(χ)是密度函数，即收入或消费支出为χ的人口比例，z是贫困线，α是非负参数，α分别取0、1、2得三个贫困指标：H、PG和SPG。α的取值越大，贫困农户的贫困感受越强烈。

第一，贫困发生率（H），又称贫困人口比重指数，是指人均纯收入或生活消费支出在贫困线以下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百分比。

q是贫困人口数，n是总人口数。

第二，贫困深度（PG），又称为贫困差距指数。它是基于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相对于贫困线的累加贫困差距，是建立在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相对于贫困线的距离基础上的。

χi表示第i个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

在贫困发生率一定的情况下，PG值越大，说明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偏离贫困线越远，也就是贫困程度越深。

第三，贫困强度（SPG），在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一定的情况下，贫困强度指数SPG越大，说明贫困人口群体内部收入水平差异越大，贫困强度越大，解决难度也越大。

2.Probit模型[2](P41-42)

这里使用二值响应模型，即令贫困户为1，而非贫困户为0：

其中，Poverty表示贫困，只能取1和0两个值。X是农户特征向量，是包含多个因素的解释变量，具体包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比例、生产设施、人均耕地。为了保证概率界于0到1之间，这里提出了一条非线性形式的函数G，G是标准正态的累积分布函数，可以表示为积分：

其中，φ（z）为标准正态密度函数：

G是一个取值范围严格界于0到1之间的数，即对于所有实数 z，都有0＜G（z）＜1，这就确保估计出来的响应概率严格地界于0到1之间。为此，首先使用收入表示因变量，建立一个满足经典线性模型的假定的潜变量模型，推导出Probit模型，令收入为一个由公式

决定的潜变量，同时在其中引poverty=1[income＜1196]来定义一个二值结果。表示当农户的收入（income）小于1196元时贫困（poverty）取值为1，在其他情况下取值为0。假定μ为独立于X，且服从标准正分布的误差项。

最后，根据以上假设，决定农户贫困的Probit模型表示为：

三、研究结果

通过FGT指数，我们可以对S乡的贫困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Probit模型探讨S乡贫困的主要决定因素。

1.S乡的贫困状况

S乡人均纯收入仅为2056元，是同期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150元）的39.9%。就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率而言，S乡为83.5%，比河北省低14.7个百分点。S乡的劳动力文盲率为20.7%，比河北省高出了12.1个百分点。河北省农村每千人卫生机构的床位数为0.89，S乡仅为0.21。全乡有卫生院1所，医务人员9人，病床10张，有27个村民小组没有卫生室和卫生员（表3）。

表3：2009年S乡与河北省农村相关指标比较

若以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的最新贫困线标准计算，S乡的贫困发生率为19%，是同期河北省农村贫困发生率（12.6%）的1.5倍，贫困深度为4%，贫困强度是2%，S乡居民贫困问题十分严峻（图4）。

表4：S乡贫困状况

在调查的样本区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村是S1，该村人均纯收入高达4721元；收入最低的村是S2（1687元），该行政村主要种植粮食作物；收入最平均的村是S5，基尼系数0.2，处于“相对平均”的水平。总体来看，在3个行政村中，有2个村的收入基尼系数小于总体系数（0.49），有1个村的收入基尼系数在国际警戒线（0.4）以下。

表5：村委会贫困状况

2.贫困发生的分解结果

其一，基于FGT的分解结果。

为了考察各项公共产品构成对总体贫困状况的贡献率，这里按要素分解法对农户总体贫困指数进行了分解，其结果如表6所示。

表6：农户家庭贫困指数及其分解

从表6中可以看出，交通系统的不完善（57.12%）、灌溉设施的失修（64.64%）以及诊所的缺乏（41.13%）是造成S乡贫困的主要因素，与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因为交通系统的不完善，S乡的农产品运不出去，农户获得不了较高的收入，外面的技术、人才也进不来，农户得不到迫切需要改善的人力资本。而灌溉设施的失修则影响了农产品产量的提高，直接影响到农户的收益。诊所的缺乏说明农民目前仍然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疾病成为农户致贫或返贫的重要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教育（70.18%），它对于贫困的贡献率高居10个调查项目中的第一位。在农村，一方面农民借助教育实现地位改变或者收入提高的渠道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另一方面，教育支出也在很大程度上致使一些家庭陷入贫困的境地。从调查来看，公益林、生活垃圾处理和文体中心这些公共产品与农户贫困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目前农村对这些项目的需求并不是最紧迫的;相反，如果大规模地对这些公共产品进行投入可能不仅不会缓解S乡的贫困状态，而且还会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虚置或者加重农户的负担。

其二，基于Shapley的分解结果。

农户贫困决定方程是研究影响农户贫困变量的重要依据，这里构建了4个模型以反映这些变量对农户贫困的影响。从表7可以发现，该模型总体显著性较好，调整后R2在0.629-0.631，各变量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方向与理论基本一致。

表7：农户贫困决定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在农村基础设施变量中，“道路”、“灌溉设施”和“饮水设施”在4个模型中统计上都显著，方向为正。这意味着在其他各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增加，农户人均纯收入也会出现相应上升。“公益林建设”在4个模型中统计上都显著，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方向为负，说明建设公益林会导致农户失去种粮或者其他农作物所得的收入，而这也是贫困农村地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第一产业在这些地区占了很大的比重，一旦失去了这些依靠，农户也就丧失了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在人力资本的变量中，“学校”对家庭人均纯收入影响显著为正，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家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也会相应增加。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进步中发挥着比传统的物质资本更大的作用。贫困的关键因素在人，在改善穷人福利的过程中，提高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并非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素质，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决定因素[3](P40)。

其三，基于Probit的分解结果。

根据前面的公式，以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为标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196元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表8是Probit模型的输出结果，表中最前面一列反映了各影响因素的边际变化对农户陷入贫困的边际概率影响。该模型总体显著性较好，且在1%水平上显著，各变量对贫困作用的方向与理论预期完全一致。

表8：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从模型可以看出，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道路”每增加1个单位，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减少3.2%。这可能是因为道路具有减少运输成本和提高劳动效率的功能，使得在同样条件下农户的收入水平能够获得相应的提高。

就教育（学校）来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平均将减少14.6%。这也验证了已有文献研究成果，即在公共服务中，教育投资的“减贫”效果最显著。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1.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158户的住户调查数据，对河北省S乡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

第一，贫困农户的脱贫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矛盾依然存在。Jalan and Ravallion采用中国农村家庭的统计数据，明确提出了“空间贫困陷阱”的概念，即相对贫困的地区，其相应的基础公共设施也较少[4]。通过上面的统计分析，贫困地区的农户在道路、灌溉设施、饮水设施、学校、诊所、养老院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需求。但是，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等现象在贫困地区仍然存在，这直接关系到贫困地区农户的解贫问题。

第二，贫困农户的贫困是多层面的。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农户之所以贫困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其它层面也非常贫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以收入指标衡量的贫困只是工具性的贫困，贫困其实是“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5](P85)。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一方面的自由选择空间（可行能力）被剥夺的话，他就处于一种贫困的境地。例如，一个比其他多数人更富裕、但患有一种治疗费用昂贵的疾病的人，虽然在通常的收入分配统计上不被列为贫穷，但显然遭受了一种重要的剥夺。

第三，公共产品对缓解贫困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便利的“道路”使农产品能及时运送，变成商品，实现其价值；良好的“灌溉设施”能增强农民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完善的“养老院”可以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而且，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也能降低经济成本。“道路”就会带来运输时间和货币费用的节省，可降低客运和货运成本，使贫困人口获得农产品销售收益以及外出就业机会。根据钱克明（2001）的边际替代率计算，每增加1元公共投人于农村教育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可分别减少农户物质费用6.64元和5.31元[6](P136)。公共产品在贫困落后地区具有显著的效率和公平涵义。

第四，贫困农户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呈现多样性。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贫困农户对公共产品的依赖性不断加大，但是村民对不同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并不相同。不同地区、职业、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同一公共产品的需求倾向也不一样[7]。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偏好不同，但在公共产品的消费理念上，一般都存在着某些共识。如对教育的需求，常常表现出某些一致性和趋同性。

2.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具有扩大化倾向，因此，要保持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一定的增长速度。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但是对于农村所有公共产品供给，一味地希冀政府正式的财政资助是不现实的，对政府财政的“等、靠、要”，必将延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步伐。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在保证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比例持续提高的情况下，吸引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参与到某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来，将一些公共产品改由民间提供或转化为私人产品，形成乡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农民适当缴费以及民间主体的市场供给等多元供给格局，将有助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失衡问题，并有助于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效率的提高。

第二，建立合理的贫困农户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要根据变化了的农民的需求来供给，提高供给的时效性。向贫困农户提供何种、多少数量和质量的公共产品，关键在于建立让贫困农户真正表达自己偏好、监督公共产品和服务生产的民主程序。以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型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由村内部的需求决定，而是由外部指令决定——主要取决于县、乡级政府的偏好，由它们决定提供公共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反映不出贫困农户的真实需求。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具有“叠加性”[8](P408-589)，要根据多数需求者的需求进行供给，也就是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反映需求主体的多数。因此，要通过调查，深入了解贫困农户对公共产品要求的优先顺序，建立农民对于公共产品偏好的有效表达机制，提高村民在公共产品决策中的参与度。

第三，实行“政府筹资、村级供给”的新机制。“政府筹资”就是政府增加对贫困地区公共事业转移支付，并直接拨付到贫困村。地方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比如基础教育，对整个社会的效用远远高于其自身的收益，但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这就需要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由上级或邻近地区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助，平衡这类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调整各地居民税费支付和收益享有之间的偏差。“村级供给”就是这笔转移支付的资金使用权在村，从而避免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因供求不均衡和寻租等因素所导致的供给效率损失。这不仅能够降低筹资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成本，而且能够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即能够保证公共产品为满足当地贫困农户的需求而提供，同时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第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贫困农户各方面的素质。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农村教育的公共支持力度，增加对贫困农村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在贫困农村建立教育基金，用来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寒学子接受教育，要真正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素质、工资福利待遇。

第五，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提高贫困农户抗风险的能力。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即贫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户供养、教育救助、社会保险等，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障模式；要在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的基础上，提高农村地区医疗水平，健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农民报销的比例，简化医药报销手续等。

[1]J Foster,J Greer and Erik Thorbecke.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84，（3）.

[2]樊胜根，邢鹂，陈志钢.中国西部地区公共政策和农村贫困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3]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Jyotsna Jalan and Martin Ravallion.Transient Poverty in Post reform Rural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8,（26）.

[5]阿玛蒂亚·森.贫穷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樊胜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7]曾松亭.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特征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6,（3）.

[8]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周吟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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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1-7155（2011）01-0079-06

牟永福（1973-），河北吴桥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政策与政府绩效研究；胡鸣铎（1956-），山西灵丘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校刊编辑部主任、编审，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研究。

2010-12-18

200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取消农业税后河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变化及其对策研究》（项目编号：hb09bzz014）阶段性成果。

10.3969/j.issn.1671-7155.2011.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