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改革、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

张宇驰，揭月慧

(1.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2.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北京 100000)

一、引 言

商业银行作为管理风险的金融中介，市场竞争与风险承担是其日常经营管理中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为获取利润，市场竞争加剧，银行扩张业务以占领市场进而会导致银行风险承担增加。银行的竞争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不仅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1－2］，也得到了经验证据的验证［3］，大多数研究认为市场竞争与风险承担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正是银行市场竞争与风险承担的这种关系使得一些学者近来研究关注监管对这种关系的影响，因为现实和经验研究认为银行风险的增加会引起银行危机甚至会导致金融不稳定，因此需要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其中包括政府监管和市场监管。由于银行业存在不同的市场结构，市场监管的力量可能受到限制，比如在垄断的银行业中市场 (存款者)对银行的监督就比较弱，因而需要政府的监管。政府监管对银行的风险承担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一方面政府的资本监管直接限制了银行的风险承担;另一方面政府监管通过法律监管和市场准入以及行为约束等影响银行竞争从而间接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府的监管对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相互影响:市场竞争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进而受到监管约束;而监管一方面影响风险承担从而影响银行竞争，另一方面通过约束市场竞争间接影响了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中国自1997年商业银行实施资本充足率要求以来，随着银行业的不断改革，银行的政府监管也处于不断变革之中。这期间，银行的市场结构在变化，银行的监管改革在持续，尤其是2005年银行业上市以来，全国性经营的银行数量在增加，城市商业银行在发展壮大，银行的竞争更加激烈。银行监管改革对竞争与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如何，银行监管与风险承担的关系受到银行竞争变化的影响如何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与现有研究分别考察竞争与风险、监管与风险不同的是，本文同时考虑监管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上述问题，同时考虑监管改革、市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将在银行业监管改革的背景下分析中国银行业的竞争与风险承担，分析监管改革对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采用非结构性的Panzar－Rosse模型估计得到变化的银行业的竞争程度，综合考虑银行法律、资本监管和行为约束等政府监管措施以及市场监管改革，考察1998年以来银行的监管与竞争对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这两种风险承担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1.银行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一般理论认为，当银行的竞争程度增加时，银行的贷款利率和特许经营权价值就会下降，因此发生损失事件时银行的风险暴露就会增加，银行将会承担更大的风险［4］。Boyd和De Nicolo的观点恰恰相反:随着竞争程度的下降，银行将会在贷款市场上收取较高的利息，这样银行的贷款人因承受更多的利息支付而面临更大的破产风险，在存在道德风险时将会导致银行的风险增加［5］。银行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经验研究也表明两者关系是不明确的:De Nicolo等发现在1993—2000年间高度集中的银行市场面临较高的系统性风险［4］;Boyd等使用Z评分法和赫芬达尔指数 (HHI)分析发现银行发生危机的概率与集中度显著正相关［2］;而Beck等采用市场集中度CR3和Logit分析却发现1980—1997年间高度集中的银行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较低［6］，Jiménez等使用勒纳指数对西班牙的研究发现银行贷款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负相关［7］;Schaeck等使用Panzar－Rosse模型中H统计量衡量银行的竞争水平，发现银行竞争降低了银行风险发生的概率［8］。可见，在国外的研究中采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样本得到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在国内的研究中，殷孟波和石琴使用Panzar－Rosse模型中H统计量发现银行竞争的加剧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倾向［9］。

2.银行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自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立以来，对银行的资本监管成为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存在的明显影响也得到了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证实［10－11］。由于银行资本监管对银行有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监管资本会影响银行的资本和风险权重资产的数量，进而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对于银行监管而言，资本充足率越高越好，这就意味着银行监管会降低银行风险、增强银行系统的稳定性［12］。但是，有些研究发现统一的资本监管要求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13－14］。国内研究中，结论也很不一致: 吴栋和周建平、张宗益等都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与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15－16］;吴俊等在考虑经济转型影响后却发现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银行在提高资本金占比的同时会增加高风险资产的占比，资本要求的提高对银行风险承担有明显的逆向激励作用［17］。另外，王晓龙和周好文认为实施银行资本监管不是中国商业银行风险降低的原因，资本监管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银行中会失效［18］。

3.银行竞争与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资本监管与银行竞争、风险承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认为市场结构影响了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Keeley最早从理论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监管的放松加上竞争的加剧，使得银行破产的风险增加［19］。Hellmann等和Repullo也从理论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中，前者认为由于竞争对特许权价值的负面影响进而激励了冒险行为，致使资本监管并不能很好地控制银行的风险;而后者则认为在不断竞争的动态市场中，资本监管能够有效地减少银行的冒险激励［20－21］。Behr等首先从理论上证明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然后用61个国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仅在低度集中的市场中资本监管能缓解银行的风险承担［22］;Agoraki等专门对转型国家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银行竞争在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中有重要的作用［23］。宋琴和郑振龙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在市场集中度低的条件下，资本监管在减少银行风险承担上是有效的，但在市场集中度高的条件下，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明确［24］。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发现，有证据支持银行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银行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它们三者之间的影响，但是结论并不一致;国内的研究主要关注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没有考虑不断变化的政府监管改革进程，也没有同时考虑市场结构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察银行监管改革、银行竞争以及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本文主要研究银行监管与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通过对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银行监管与风险承担关系的比较，考察监管改革和市场结构变化对银行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关于银行监管改革和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模型设定为:

其中，rit表示银行i在t时期的风险水平，θt表示银行业的竞争程度，ref表示银行的监管改革，xit表示银行个体的经营水平，mt是宏观经济因素。考虑到监管改革的影响会出现滞后现象，所以模型 (1)中采用ref滞后一期的数值。

对于银行风险水平r，考虑到银行的风险水平中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是最重要的，这里采用不良贷款比率作为信用风险cred，用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作为流动性风险liqr。

对于银行业的竞争程度θt，衡量方法主要有两种:结构法与非结构法，其中结构法包括集中度比率 (CRn)、赫芬达尔指数 (HHI)。由于结构法只考虑银行数量和规模等市场结构性因素，不能准确测度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程度，加上一些研究证明行业结构和竞争程度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于是研究中出现了非结构法。非结构法通过估计竞争价格的背离程度来度量市场内厂商的竞争行为，使用最多的是Panzar和Rosse的Panzar－Rosse模型，他们构造一个H统计量来衡量市场竞争程度［25］。在 Panzar－Rosse模型中，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利润最大化函数得到收益对各项投入价格的弹性来分析市场竞争。为了考察中国银行竞争程度的不断变化，本文采用Panzar－Rosse模型的H统计量进行分析。

设银行i在t时的收入函数Rit=f(wit，Zit，Yit，εt)，其中wit是投入的要素价格向量，Zit是影响成本函数的变量，Yit是影响需求量的变量，εt是误差项。Panzar－Rosse模型中H统计量表示均衡收入对各个要素价格弹性加总。为了简化分析，将收入函数写成对数形式:

此时，各投入要素价格的系数βi就是收入对各投入要素的弹性，所以H统计量为:

不同的H值表示不同的市场竞争程度，根据H统计量大小可以确定3类市场结构:H≤0时，市场处于完全垄断;H=1时，市场处于完全竞争;0＜H＜1，市场处于垄断竞争之间，H越接近于1，市场竞争程度越高。

在模型 (2)中，收入Rit采用主营业务收入与总资产的比率来表示。对于投入要素价格，选取常见的三种要素价格:资金价格 (PF)、劳动力价格 (PL)和资本价格 (PK)，其中资金价格等于利息支出与总资产的比值，劳动力价格等于营业费用与总资产的比值，资本价格等于其他非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比值。对于影响成本函数和需求量的变量，本文选取银行对数总资产规模lnsize、贷款总额与总资产比率ral以及权益总额与总资产比率rae来表示。

对于银行的监管改革ref的度量，Barth等提出了12大类指标［10］，Agoraki等则根据Barth等的研究将监管设定为“资本监管、政府力量和行为约束”等三个方面［23］。结合上述研究，本文构造以下三维监管指标:第一维度是政府拥有银行的程度，用国有银行资产占样本银行总资产的比例来度量。第二维度是银行的政府监管，分为四个子维度:(1)银行监管的独立;(2)银行的资本要求;(3)政府管理的力度;(4)政府对银行行为的约束。第三维度为市场对银行的监管，参考“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结合中国实际，此维度设置三个子维度: (1)银行的法律制度;(2)银行会计审计制度;(3)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银行的政府监管和市场监管水平由子维度指标相加得到，子维度指标则采用Agoraki等的方法通过评分来衡量。三个维度的各个指标分别表示为govm、regu和mark。

对于银行个体经营水平xit，由于银行资产管理水平和资产规模会对银行竞争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采用贷款与总资产的比率lar和对数总资产lnsize来表示各银行的经营水平。对于宏观经济因素m，采用经济增长率GDPg和通货膨胀infla作为影响银行竞争的宏观因素。

模型 (1)是静态的，考虑到监管措施的影响会滞后一段时间，尤其是通过市场结构的间接影响，因此，本文将其转变成动态的形式，模型(1)的动态形式为模型 (4):

为了分析银行监管改革下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需要得到银行的竞争程度。为了得到银行竞争程度，首先对模型 (2)进行估计，并根据模型 (3)得到H统计量，然后采用面板数据对静态的模型 (1)进行IV估计、对动态的模型(4)进行GMM估计。

四、数据与实证分析

1.数据

本文中关于银行的数据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银行监管的数据根据银监会网站收集整理得到。数据采用1998—2009年的年度数据，包含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等共26家银行。分别为:北京银行、重庆银行、大连银行、东莞银行、工商银行、光大银行、广发银行、华夏银行、华一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农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天津银行、厦门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兴业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

2.经验估计与结果分析

(1)银行业竞争程度

在根据模型 (2)对银行的竞争程度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要检验市场是否处于长期均衡，即考察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是否等于市场要素的总回报，据此设定均衡条件的检验方程为:

其中，ROAA是银行的平均资产收益率，为了防止ROAA有负数，所以取对数时加上1。其他的变量含义如同模型 (2)。这里，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H统计量，当H=0时市场均衡。在市场均衡条件下，再根据模型 (2)和 (3)得到每年的银行市场竞争程度。根据模型 (5)得到的均衡检验、模型 (2)和 (3)得到的H统计量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为了消除异方差，采用Newey－West方法对标准误进行调整。

表1 1998—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Panzar－Rosse模型估计结果

在表1中，市场的均衡条件基本都满足，因而可以进行竞争程度分析。从竞争条件H统计量可以看出，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在1998—2000年是增加的，在2001—2003年是下降的，2004—2007年是增加的，2008—2009年是下降的。总体上看，2001年之后的H统计量要小于2001年之前的，说明2001年之后银行的竞争趋势是下降的，而且数值都不是很大，说明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从总体上看并不是很高，但数值明显大于0，说明银行业市场垄断程度总体上看不是很高。因为0＜H＜1，所以整个区间上中国银行业一直都是处于变化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之中。

(2)监管改革与银行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根据得到的银行竞争程度，我们采用静态的模型 (1)和动态的模型 (4)分析监管改革和银行竞争两者同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对模型 (1)进行估计时，考虑到银行的风险承担、银行的市场竞争与监管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采用工具变量IV进行估计，其中使用风险、银行经营水平以及宏观因素的一阶、二阶滞后作为工具变量。另外，根据豪斯曼检验我们采用银行个体截面随机效应进行分析。对于模型 (4)，我们则采用一次差分的GMM进行估计，这是因为:一方面模型 (4)中包含有因变量的一阶滞后，是个动态模型;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同时为了检验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我们进行了 Sargan检验。参照Agoraki等［23］，我们考虑用银行竞争的二次项来检验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影响;同时，为了综合考察市场竞争和银行监管的相互作用，我们还考虑了交叉项。我们首先对信用风险进行分析，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监管改革与银行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信用风险

在表2的估计结果中，当不考虑非线性关系时，模型 (1)和模型 (4)的情形1中银行竞争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银行竞争增加了信用风险，这与竞争减少银行特许经营权价值进而增加风险的理论相符，也与殷孟波和石琴［9］的结论一致。在模型 (1)和模型 (4)情形1的监管措施中，政府拥有govm系数为正、市场约束mark系数为负，但两种情形下显著性不一致，而银行的政府监管regu的系数却一直显著为负，说明政府监管减少了银行的信用风险。

在模型 (4)的情形2中，同时包含有银行竞争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他们的系数都显著，说明银行竞争与信用风险存在非线性关系，由于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存在倒U型的关系。根据估计结果对银行竞争求偏导得到倒U型关系的顶点为0.57，说明在银行竞争程度低于0.57时，银行竞争加剧会增加信用风险，而表1的结果表明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2001年以来一直低于这一数值，说明中国现阶段银行竞争正在加剧银行的信用风险，这与模型 (1)和模型 (4)的情形1结论一致。在模型 (4)情形2的政府监管措施中，三项措施的符号和显著性与情形1一样，说明政府监管减少了银行的信用风险。

在模型 (4)的情形3中，包含有银行竞争和政府监管的一次项和交叉项的系数基本都显著。由于存在交叉项，所以不能简单根据单个系数判定影响，只能根据偏导数进行分析。其中govm和regu的一次项系数为负、交叉项系数为正，根据偏导数得到拐点分别为0.54和0.35，表明银行竞争程度较低时监管会降低信用风险，但在银行竞争程度较高时监管会增加信用风险。对于mark，其系数刚好相反，拐点为0.34，表明市场约束在银行竞争程度较高时才会减少信用风险。结合表1中的竞争程度来看，这些结论表明:2006年以来，政府拥有在增加信用风险、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在减少信用风险，这支持我国近年来政府监管改革取得良好的效果的说法。

银行经营因素lar的系数一直显著为正，表明银行贷款越多，银行的信用风险就越大;lnsize的系数一直为正，但是显著性不一致，表明规模大的银行的信用风险也可能越大。对于宏观因素GDPg和infla，GDPg的系数一直显著为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能显著降低银行的信用风险，这和银行的顺周期经营特点是一致的;四个infla的系数在符号和显著性方面都不一致，说明infla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不确定。

进一步对流动性风险进行分析，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监管改革与银行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流动性风险

在表3的估计结果中，当不考虑非线性关系时，模型 (1)和模型 (4)的情形1中银行竞争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银行竞争增加了流动性比率，即降低了流动性风险。在模型 (4)的情形2中，同时包含有银行竞争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他们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银行竞争与流动性风险不存在非线性关系。在模型 (1)和模型(4)情形1的监管措施中，所有系数都不显著，同时，在模型 (4)情形2的政府监管措施中，三项措施的符号和显著性与情形1一样也都不显著，这些说明政府监管对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没有直接影响。

在模型 (4)的情形3中，同时包含有银行竞争和政府监管的一次项和交叉项，其中监管改革措施的系数基本都显著。与表2类似，govm和regu的一次项系数为负、交叉项系数为正，根据偏导数得到拐点分别为0.92和0.35，表明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监管会降低流动性比率，但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监管会增加流动性比率。对于mark，其系数刚好相反，拐点为0.19，表明市场约束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才会减少流动性比率。由于流动性比率越大流动性风险越小，结合表1中的竞争程度，这些结论表明自2006年以来，政府拥有和市场约束在增加流动性风险，政府监管则在减少流动性风险，这可能与中国的经营特点有关:政府拥有较多的银行，其自主管理流动性的能力相对较弱;市场监管力量会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使得银行闲余的资金减少，而资本监管则与差别准备金率政策挂钩使得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面临更小的流动性压力。

对于银行经营因素lar和lnsize的估计，lar系数一直显著为负，表明银行贷款越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就越大;lnsize的系数一直为负但是显著性不一致，表明规模大的银行放贷的冲动也可能导致流动性风险大。对于宏观因素GDPg和infla，infla的系数一直为正，但都不显著，表明中国银行的流动性基本不受到通胀因素的影响;四个GDPg的系数在符号和显著性方面都不一致，说明GDPg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不确定。

五、结 论

本文在以非结构性方法衡量银行竞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1998年以来政府监督管理行为的改革，研究银行竞争和银行监管对银行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我们不仅综合考虑银行竞争和银行监管的影响，而且还考察了其非线性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在1998—2009年间是不断变化的;银行竞争程度总体上并不是很高，中国银行业一直都是处于变化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之中。

第二，银行竞争增加了信用风险，政府监管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银行竞争与信用风险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中国现阶段银行竞争正在加剧银行的信用风险，市场结构和监管改革的相互作用对信用风险有影响: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监管会降低信用风险，但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监管会增加信用风险;市场约束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才会减少信用风险。结论证实自2006年以来，政府拥有在增加信用风险、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在减少信用风险，这支持中国近年来政府监管改革取得良好效果的说法。此外，银行贷款越多，银行的信用风险就越大。经济增长能显著降低银行的信用风险。

第三，银行竞争增加了流动性比率，即降低了流动性风险，银行竞争与流动性风险不存在非线性关系。政府监管对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没有直接影响，但两者的关系受到银行竞争程度的影响:银行竞争程度较低时，政府拥有、政府监管会降低流动性比率;在银行竞争程度较高时，政府拥有、政府监管会增加流动性比率;市场约束在银行竞争程度较高时才会减少流动性比率。结论表明自2006年以来，政府监管在减少流动性风险、政府拥有和市场约束在增加流动性风险，这可能与中国经营特点有关:政府拥有较多的银行，其自主管理流动性的能力相对较弱。市场监管力量会在银行竞争程度较高时使得银行闲余的资金减少，而资本监管则与差别准备金率政策挂钩使得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面临更小的流动性压力。另外，银行贷款越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就越大;规模大的银行的放贷冲动也可能导致流动性风险越大。中国银行的流动性基本不受到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本文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出，中国的银行业竞争程度不高，但竞争对银行的风险承担有直接影响，而且对不同风险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未来在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时，要区分市场结构对不同风险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监管现阶段减少信用风险的作用受到银行竞争程度的影响;同时，尽管监管对流动性没有直接影响，但竞争程度较高时监管会减少流动性风险。因此，针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监管改革应充分考虑银行竞争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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