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战略问题

◎ 袁绪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作为落后国家，人们总想跳跃发展，总想超前发展，总想超英赶美，所以也不可能去自发演变。

目前从上到下都有呼唤改革的要求。在深化改革中寻找出路总是明智之举。只有改革，才有未来。

关于对改革的认识问题

如何看待30年的改革开放？主流的意见认为成就是第一位的，问题、缺点是第二位的；也有人认为维权已经替代改革；还有人认为，改革走到今天已经失去当年的意义了，改革就是分赃，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搞内部人分配利益。

如何从概念上把握事实上的改革呢？在我看来，转轨、转型、改革等概念虽来自不同的学科，但大致是“同义”的，指的都是变革，即社会变革。

我把社会变革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类叫自发演变。它是个慢动作的过程，时间长，反复博弈，成本比较高；第二类就是改革。所谓改革是指统治者或社会上层或主导者主动地进行渐进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第三种形态叫革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激烈的社会变革运动，是突变。

那么中国可不可能发生革命？我认为不可能，但有可能出现的是社会动乱。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中国不具备自发演变的条件。1840年被打开国门以后，它就被卷进了全球化，它的所作所为完全不能自己。既然是开放带来的，那就肯定是动荡的、跳跃性的。鸦片战争160多年以来的中国发生了多少动荡、变革，包括战争等等才发展到现在，其间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混战、国民党的党治、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的阶级斗争等等。作为落后国家，人们总想跳跃发展，总想超前发展，总想超英赶美，所以也不可能去自发演变。

第三个判断，中国是具备改革的条件的，最切实可行的就是改革。我认为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也是改革的条件之一；第二个条件是具有强烈需要变革的大众，极度想发财的老百姓，也是变革的一个条件；第三，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也是改革的条件。然而，具备改革的条件不一定就会改革，还必须有催化改革的催化剂。事实上，不论怎么看，这个催化剂随时可能发生，比如一定程度的危机可能催生改革，一定的条件的恶化也能催生改革。我们国家只有改革才有未来。

关于改革战略问题

我们应该进行改革战略的研究。以下是改革战略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要有一个鲜明的战略方向，或者一个战略框架、构架。

第二，改革和发展的阶段性。从改革的阶段来看，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放开搞活，开放开发阶段；第二个阶段应该是经济转型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社会转型阶段；第四个阶段是政治转型阶段。我们现在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交叉进行的阶段，改革的目标是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政治民主化。

第三，改革的战略问题。一是全局性，二是长期性，三是前瞻性，四是进取性，五是务实性。全局性是说改革在全局上要有一个总体的设计、总体的目标；长期性、前瞻性，是讲我们的目标制订要有一个时间概念；进取性是说我们要主动改革，没有这种进取性就谈不上改革了，那就是演变；务实性是说改革要有可操作性。

第四，改革的逻辑问题。回应前面讲的三个阶段。我觉得历史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还是很一致的。

中国的社会变革100多年走过了一条曲折动荡的路。各种改革、改良、革命的药方都试过，从宪政到三民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都搞过，都想创造历史，实现各自的乌托邦或千年王国。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要回过头来搞经济。改革从经济开始符合人的本性，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国家的外部变化，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由哪个人决定的。从经济改革走向社会改革再走向政治改革，这就是改革的逻辑。

第五，改革所处的阶段。我们正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转型主要是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社会转型就是将社会从国家分立出来。在这个阶段要做的事很多，归纳起来有三个层面：

一是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主要是产权改革。要注重建立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二是要加快社会领域的改革。我觉得社会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和多元化。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大，就是因为我们过分发展制造业，而没有发展第三产业，或者发展的不多不深。我们制造业发展到一年可能生产出60亿双鞋，而第三产业很多方面非常落后，科教文卫领域的第三产业发展的非常慢，这也是事业单位改革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些方面不改革，中国的第三产业就无法发展。中国有两个领域做不好可能遗害子孙后代，一个是环境污染，另一个是教育问题。

三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阶段，离不开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宪政而是为宪政创造条件。实现宪政民主有四个主要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文化条件，政治力量。

第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目标。那么，如何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目标。

一是，与经济领域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加快进行，具体说就是我们要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

二是，加快与社会领域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领域本身的改革有两件事是可以做，第一是基层民主自治的配套改革。所谓配套改革，是指将乡镇直选制、公共财政和民事的独立审判制“三合一”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从基层做起，从村乡两级再到县，逐渐使民主的选举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独立审判制度能够有机的配合起来，这样改革才能有希望。否则，我们的选举就难以避免假选、贿选或霸选。

三是，党的治理方式和组织结构要改革。党要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就要按执政党的要求来建设。党代表直选可以一层层来，但是党的效率和科学化应该走在前面。不论执政党是否选举产生，作为执政党本身有一个治理结构的科学化的问题。党的组织结构科学化就应改变领导方式，实行党政分开，党的决策权和人大的审议权、政府的行政权分离，比如，设置多个专门的常设委员会负责与政府和人大沟通协调，应该大量的吸收专业人员进入党内，要把党内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搞起来，使党更有效率的来领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改革从经济开始符合人的本性，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国家的外部变化，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由哪个人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