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的“兄弟连”

文 _ 格桑亚西

“就是这里。”

穿过开花的荞麦地，向导停下脚步，指向面前的榛莽林。

这里，海拔将近3000米。早晨，露水浸湿鞋面，轻岚正往远山上飘散。

整整83座石头坟墓，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我眼前。

83人，一个不满员的步兵连。

已经死亡的步兵连。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步兵连。

坟墓并未整齐地排列着，像通常在陵园所见的那样，保持检阅的队形，前后左右，方方正正，军容严整，松柏肃然。墓群没有占用相对平整的耕地，它们在耕地尽头，田边地角，依着山势，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基本保持为一个聚落和集体。

没有占用耕地，大概也是它们能够完整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

他们离乡背井，战死深山，阒无声息埋骨于此，最初的动力，原本就源于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珍惜土地，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的信仰，农业中国世世代代的传统。

在距离这里不远的懋功古城，我见过当年的标语，镌刻在法国天主堂的石墙上，时过境迁，依然醒目。那上面写道：“参加红军光荣，家属分好地，受照顾！”

这是队伍中大多数人参加土地战争，走上漫漫征途的最初理想，简单、朴素、直接，却扣人心弦，动人心魄。

不必作任何形式的补偿，直接剥夺剥削者；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武装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红星闪闪，鲜花盛开，正规军、赤卫队、儿童团，精神亢奋的苏维埃……何等让劳苦大众神往的场景。

“英特纳雄耐尔”的大道理是后来才懂得的，对那些来自农村且多为文盲的士兵，任何宏伟深奥的理论都不如获得一块土地的诱惑来得直接、具体。

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值得用生命去捍卫。就是死，也不忍葬进平整的耕地，尤其在地势起伏的西康山区，大块平整的土地更是金贵。

山里缺少好的土地，多的是石头。坟就用石头简单垒成。

这是个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山间台地，古称岩州。这里分布有大小7个村寨，曾经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和交易市场，汉文化和藏、羌文化在这里相互影响交融。

坟墓是苏维埃组织人建的。这是红军在西康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从1935年11月成立到红军12月19日全部离境，历时49天。

其间，除热火朝天地鼓动宣传，还成立区游击队，进行土地改革，古老寨墙上至今留有众多红军标语，包括“十大政纲”，强调“红军不拉夫”，还有生动形象的漫画，村民怕雨水淋坏，用塑料布小心盖着。

事后，参加过苏维埃、游击队的人多数都活了下来，有几位活到20世纪90年代末。向导告诉我，这得益于同情红军的国民党县长。红军走后，逃亡的地主回来了，他们杀害了区苏维埃主席，声言要用最严厉的报复，惩罚那些追随过红军的人。

闻讯赶来的县长坚决制止了大屠杀。

受过良好教育的县长告诫村民，一切都是命运，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动荡中个体所无力抗拒之际遇。县长还意味深长地说：“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冤冤相报何时了？”

古老乡村遂逐渐恢复平静。

工匠们为客死异乡的年轻人建起的石头坟墓也得以保留。

依惯例，起初的红军墓也是用石头和黏土垒砌的，只是因为常年受太阳暴晒、雨水冲刷，黏土无存，只留下石头，它们摇摇欲坠，像时间老人嘴里的牙齿，没有完全脱落，但是已经松动。

残留的墓都不高，1米左右，没有碑。

看得出，工匠们在墓的正面有意选用了一些大而光洁的石头，是不规则的圆形，像坟墓中士兵曾经年轻光洁的额头，只是现在有些荒凉，到处是乱蓬蓬的茅草和说不出名字的灌木。

埋葬在石头坟墓里的士兵没有留下名字、籍贯，死亡的时间笼统在1935年，冬天。

他们原来都有过名字，只是被岁月遗忘了。

那该是些中国乡村最常见的名字，栓柱、富贵、满仓，再不然狗剩、猪娃什么的。中国农村父母普遍相信，名字起得贱的小孩子不容易被勾魂鬼引诱，可以没病没灾健康成长。

这是乡土中国千百年的信念。不过对坟墓里的这些人，信念和期望部分失效。

他们长大了，至少长成了少年人，有灵活的四肢、明亮的眼睛、如花的笑靥，但是在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他们没能完成父母要他们今世安稳的心愿。他们的生命之翼过早地折断在1935年。

他勇敢战斗，颓然倒下。

在生命渐渐消逝的那一刻，他很冷。他想家，想妈妈。

揩干净他身上的血迹，合上依然圆睁的眼睛，整理破旧的军衣，掩埋好遗体，在他的坟墓前肃立，立誓胜利后要回来告慰和凭吊，然后，战友们继续前进。

前面，是一场又一场更加惨烈的战斗，记得他的战友相继倒下，变成沿途的新坟，数不清的坟，渐渐湮灭在越来越久远的历史深处。

沿着那条漫长曲折、云谲波诡、让后人眼花缭乱的长征路线，反复地渡河，重复地翻山，与装备精良的中央军作战，与反复无常的地方实力派作战，也与自己昔日的同志作战。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又有谁能够统计清楚，25000里的沿途，留下了多少座这样的坟墓？

我深入墓群，仔细去清点，却翻来覆去也没有数清楚。

大部分坟头已经很矮了，有些几乎完全被遮蔽在草莽里，有的因为彼此相距太近，坍塌后混淆在一起，像一小段乱石残墙。

知道名字的只有一位，营长张富才。

张营长独自葬在不远的玉米地里，用一副杉木板棺材装殓。

“是上好的香杉板。”向导强调。

我们钻进已经成熟、只待收获的玉米地，找到一座相似的石头坟墓。

隔着遥远的时空，轻轻拂去石头上的晨露。

算上他，能够确认的坟墓一共84座。

没有人能够解释他为什么被孤独地葬在这里，离开了他的士兵。

如果他幸运地存活下来，1949年之后，他应该能够从营长走到将军，像《亮剑》里的李云龙，气宇轩昂，穿金星闪耀的笔挺军礼服，有资格参加国庆观礼，可以娶美丽的城市女人为妻。

整整两年的长征，有多少潜在的将星就这样陨落，像夜深人静陨落的流星，悄无声息划过天空。

我这样莫名怀念着，在这片古村落盘桓整天。

晚上，曾经担任乡文化站站长的向导在早已被他买下的前文化站里，率领一群几乎毫无舞蹈基础的婆婆大娘，排演一个和革命有关的节目，准备参加乡上的红色文艺汇演。

他亲手用二胡演奏出《洪湖水，浪打浪》的旋律。他的妻子用铜铃铛，我不能确定是否就是白天挂在马脖子下的那个。另外一个女人用一面羊皮鼓，她们共同敲击出舞蹈的节奏。

他的队员们把草帽向上高高举起，划出一个半圆的弧，再慢慢蹲下，缓缓起立，一遍遍模仿波浪起伏的洪湖水。

有我这个外来者在场，她们稍显羞涩和拘谨，却更加努力地想把动作做到尽善尽美。

她们笨拙却极其认真地转着圈，乱糟糟地摆成一个造型。

前站长毫不客气地大声纠正她们。他有些抱歉地向我解释，跳得好的年轻女人大多外出打工了，今天在家的都是些外行，岁数也大，但乡上布置了任务，只好临时赶鸭子上架。

我注意到前文化站的墙上有许多奖状，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部是在县区乡三级各种文艺演出中获得的奖项和荣誉，可见今年65岁的前文化站站长工作成绩的不俗。

也难得有这样一位热心的民间文化人士，正是他几十年不懈的寻访和搜集，1935年那段红色历史的许多片段才得以保留和传承。

我问他，凭什么肯定墓群就一定属于红军？

他说了三个理由，最重要的一条，是数十年无人祭扫的荒芜。

在重视传统、相对封闭、亲族关系纠结的乡村，每逢清明、旧历七月十五和新年，有主的坟墓都会飘起招魂幡和挂坟钱。

他在20世纪80年代即开始了走访和求证，那时，当年参加掩埋的老人们大多健在，他们讲述，并亲自带他到现场指认。

他告诉我，同期死亡的国民党士兵都用白布装殓后运到山下。他们毕竟是政府军。

除了证据确凿的坟墓，他搜集的红军文物就陈列在自制的展柜里。

生锈的马刀，也许曾砍下过谁的头颅；玻璃灯罩完好的马灯，灌满煤油，还可以点亮；没有机会爆炸的椭圆形麻尾手榴弹，来不及发射的7.92毫米毛瑟枪子弹；一个铜盆，一把茶壶，一个小碗—是那个年代稀罕的搪瓷，还有些杂七杂八的小物件。

这是他小小的私人博物馆，展柜上灰尘很厚，堆着凌乱的杂物，紧靠柜子，码放有准备贩运到山外的成袋的土豆。

这么多年，他坚持寻访和搜寻，不求闻达，只是为了还原那段残酷又浪漫的历史。

他的努力是有用的，近年清明，已经陆续有中小学生去往那片坟地。

深夜，我走出文艺活动室，走到星光下的古老田野，走出很远，还听见“洪湖水”的鼓乐声。没有城市灯光污染的古老“岩州”，夜依旧黑得纯粹、干净。我猜，眼前秋风萧瑟的旷野里，就风乎舞雩着过去的亡魂。

对这类话题，人们爱说“墓代表苦难，碑代表光荣”一类的格言。事实上，为了红色旅游，为了拉动地方经济，这里很快要建起高大的纪念碑，远远地，在国道上就可以望见。

但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忘记的，是很久以前，分属于不同阵营的中国青年在这里浴血苦战。许多人非正常死亡以后，代表红色一方的人变成荒凉的石头坟墓，永远留在了这个远离故土、父母不知、亲友不识的陌生地域。

我真的心疼那些曾经年轻热烈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