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行走

●文 李国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来都是中国文人的雄心抱负。但做到者，很少很少。

古之文人，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今之文人，随便拉出一个，行过万里路者，甚至行过十万里路者，不算稀奇。但读过万卷书者，或退一步，读过千卷书者，恐怕要像孔乙己数碗里茴香豆那样，发出“多乎哉，不多也”的感喟了。

现代人还有读书的欲望吗？今年8月份，英国伦敦的骚乱，打砸抢烧，一片狼藉，商铺住宅，无一幸免，惟有书店却无暴徒光临，完好无损，这倒不是什么英国绅士精神文明的体现，而是说明书籍阅读的式微，不肯读书，不屑读书，已是具有全球性质的风气。同样也是今年8月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盅，第一名为张炜的《心在高原》，因其全书长度，超过法国作家普罗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两倍还多（说实在话，至今我也未能读完这部太长的外国文学名著）。按照时下的厌倦读书的习惯，读者质疑评委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否读完这部刚刚出炉不久，还带有油墨气味的长篇巨著，遂而有所发难，似乎也不应责怪。因为纸媒的传统阅读方式，曾经有过如饥似渴的热衷年代，早已是翻过去的旧黄历了。读者以当下浮躁的普遍心态，加诸茅奖评委头上，正如伦敦的骚乱群众，什么店面都砸，什么东西都抢，独独不砸书店，独独不抢书籍那样，认为评委也许难能免俗，会在阅读参选作品时，产生审美疲劳，产生厌烦反应，产生缺氧眩晕，产生逃学情绪，这当然可能是等而下之的人，对等而上之的人的误解了。

纸媒的阅读逐渐成为负担，实在令人悲观，有朝一日，当手机阅读，网络视听，电子传媒，IT事业，更加物美价廉，更加普及广泛以后，出版社是否会停业？图书馆是否会关门？人们捧着厚若城砖的大部头，一页一页翻阅起来，会不会被看作很冬烘的事情？也许到了那时，谁还读长篇小说，谁还订文学刊物，如同满清晚年的八旗子弟，溜鸟笼子，闻鼻烟壶，闭着眼睛听戏，捏着嗓子唱曲那样，恐怕是相当没落的贵族，才会干得出来的无聊消遣。

长此下去，我想，总会有笑不起来的这一天。

不过，文学是常青树，有人类在，就有文学在，就文人而言，只要文学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概是废止不了的。

现在，回过头去看，平心而论，所谓“十年寒窗”，“手不释卷”；所谓“行走江湖”，“浪迹天涯”，古之文人，做这两项事，比之今之文人，不知要艰难多少倍？

第一，古人读万卷书，谈何容易？印刷术未普及前，书籍是以手抄本形式流通在少数人手中，线装书出现以后，一般读者方敢稍稍问津。但是，雕版刻印，成本过高，书价昂贵，想读书的人未必能买得起想读的书。而且，民国以前，可供借阅的公共图书馆，极其罕见。所以，拥有万卷书的古人，或者，虽不拥有，却可能读到万卷书的古人，为数极少。

第二，古人行万里路，那就更不容易了。除非前呼后拥的达官贵人，可以做到乘车骑马，足不履地，除非腰缠巨金的豪商巨富，可以做到轿抬船载，自由自在，天下再大，路途再远，对他们来讲，都是不在话下的事。而那些一无力气，二无银两，三无跟班，四无帮衬的清寒文士，端的十分可怜了。胼手胝足，翻山越岭，天寒地冻，涉水渡河。靠两条腿，走崎岖陡峭之路，赖一双脚，经蛮荒不毛之地，能够长年累月，坚持不懈，而不变初衷者，也是为数极少。

正是这两个“极少”，所以，对旧时大多数文人而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景，难以实现的奢望而已。

但是，自有文学以来，从最原始的，最稚拙的“杭唷杭唷”派，到后来神驰八极，心游万仞，云蒸雾蔚，龙蛇变化的古代，而后近代，现代，而后当代的文学，推溯其产生的本源，无非三，一曰读万卷书，获得的间接知识，二曰行万里路，体验的直接感受，三曰上帝恩赐给这个作家或多一点，或少一点的美学天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才华。千古以来，关于文学的产生，说法多端，理论繁复，解释各异，侧重不同，但这三合一的文学构成方式，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所以，古代文人之中的有出息者，都是把读可能读到的书，行可能行及的路，列为自己的人生指南。也许读不到那么多书，可坚持要读，也许行不到那么多路，可坚持要行，这是绝不动摇的。因为，不读万卷书，不可能有大见识，不行万里路，不可能有大胸怀，已成大家的共识。恃方寸之地，守株待兔，写不出气势磅礴的文章，持一己之见，戴盆望天，成不了厚积薄发的学问，更是历史的定论。所以，尽可能的读书，尽可能的行路，遂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精神。这其中，更有一些极具开创精神的先行者，始终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视作与生命等同，并且终生追求的事业，而造就中国文学的辉煌。在这支勇敢者的队伍里，汉代的司马迁同志，毫无疑义是排在最前列的先行者。

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写家”的地位，迄今为止，尚无一个中国文人超越。虽然我国盛产文学自大狂，但迄今为止，还无一个傻帽，跳出来说我比太史公强。虽然在他以前，有过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说法，但这些远古时期的宏大典籍，也只是说法而已。在这些说法没有坐实之前，他所写的这部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总三千余年史事，计一百三十篇，共五十二万六千余字的《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开创意义的“第一大书”。

这位“第一写家”，这部“第一大书”，对于后人的启示意义，莫过于他一生从来不曾停歇的行走了。文学始自脚下，真正的文学则更是作家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他的《史记》，就是一部走出来的书。司马迁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事，读书，壮游，写作。而他的壮游，从20岁起直到60多岁告别人世，始终没有停止过。

他的壮游，可分三类，按当下旅游行业的习惯用语，一是个人游，二是出差游，三是随团游。可我们都知道，他个人游的时候，他不是大款；他出差游的时候，他不是巡按；他随团游的时候，更可怜，则是跟头把式，鞠躬尽瘁，伺候主子，戴罪立功，属于留用察看，以观后效，帽子拿在手中，不老实就给你扣上的随从人员。想到这里，你就会了解司马迁的行走，其实，快乐很少，苦痛更多。尽管如此，他的使命感使他不能停下他的脚步，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要走遍他能走到的所有地方。我们读《史记》，字里行间，时不时能见到他行走匆匆的身影，行文走笔，断不了能听到他有感而发的声音。

说实在的，读《史记》时，给你留下最强烈印象者，就是这位同志。姓司马，名迁，字子长，陕西韩城人，约生于公元前145年，约死于公元前90年，或再后一点。因为这个深刻的读书感受，我相信他是一位极自尊，极自重，极自信，也极自负的文人。凡这类把自己当人，而不当狗，当人很痛苦，他也要当人，当狗很快活，他也不当狗。所以，若仅止于山呼万岁，侍从听喝，讨好巴结，努力表现，凡人臣都具有的那一套马屁哲学，他也不是不可以弯腰屈背。但将他诬陷成一个罪人，很残忍地将他阉割成一个很难堪的“刑余之人”，“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在“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的处境下，一方面，“佴之蚕室”，一方面，“闟茸之中”，一方面，“待罪辇毂”，一方面，“尊宠任职”，这个汉武帝刘彻简直像耍猴似的玩弄了他，折腾了他。

“尊宠任职”，语出班固《汉书》，他在《自序》里只字未提，很显然，这使他更痛苦。如果说这部大书，是他走出来的，还不如说是他忍辱负重，备受熬煎，磨炼出来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含辛茹苦，为什么要这样忍气吞声，为什么要这样受王八蛋折磨，听王八蛋摆布，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了，之“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说到底，他为了自己的这部大书，或者，为了文学，才“就极刑而无愠色”的被腐，用老百姓的话，这个汉武帝既劁了他，让他无地自容，还要他来担任要职，现身朝廷，而受到“重为天下观笑”的耻辱，对他发自心底的“悲夫悲夫”的哀叹，能不一掬同情之泪么？

我也曾经做过共和国的三等公民，但属于等而下之那一拨的。在那些年头里，持绝对颓废姿态，抱死狗一条之心，不思振作，不求进步。阿Q说过，你骂我是虫豸，我比虫豸还虫豸，总行了吧！所以，对司马迁逆境中的自强，磨难中的奋斗，坚决不做虫豸，不但不做虫豸，还要当圣人，实在令我五体投地的佩服。为什么佩服？因为我做不到。不过，我也为这位中国第一写家设想，同志哥啊，人家都不爱你了，你还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所为何来？割掉你的卵子，让你无法做人，你还含垢忍辱继续你自己的事业，所为何来？浅薄如我，很难理解，你干嘛这么执着呢？庸俗如我，从来抱着不让我做人，我做狗行不行？不让我做狗，我做虫豸行不行的哲学，求生图存，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思考。曾经写过一篇《司马迁之死》，表示过这层意思，去你妈的刘彻，老子不干了，又如何？后来，一些明公颇不以为然，这就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如果，你的卵子被割，如果，你的卵子虽未被割，但精神上的卵子给割掉了，就会懂得历史固然不多你一个，怕也不少你一个。你把你当盘菜，人家不伸筷子。其实，想开一点，即使没有司马迁，没有《史记》，中国不照样是中国，地球不照样转下去。

也许，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伟人的行止，不能按常人的逻辑理解。使命感这东西，了不起，但使命感这东西，也很害人，老百姓是玩不起的。我们从《太史公自序》里，读到其父司马谈对他的临终交待：“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同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接下来，便是《史记》特有风格的“太史公曰”，在这篇《自序》的“太史公曰”里，司马迁同志对于自己的期勉，就把“第一写家”架到了痛苦的高度上。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矣。”看起来，为了家族荣誉，为了承祧史业，为了兴灭继绝，为了立身立德，“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就应该是他司马迁了。圣人是好当的嘛，周公旦从政治上奠定了统一的中国，孔夫子从精神上巩固了文化的中国，那么，司马迁赋以自己的使命，就要从历史上弘扬这个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以为史鉴。你想过吗？你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的英主，我们的领袖，往哪里摆？

上大夫壶遂和他讨论过：“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他回答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之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这就是中国文人热土难舍的苦恋情结了，尽管他被宫、被腐，被劁，但他为了这份承诺，以及为此承诺必须体现出的一个男子汉的担当，以及为此担当必须付出的自我牺牲，成为他一直走下去，走到这部大书的完成，走到最后他这个人的不知所终的全部动力。

赞叹的同时，也不禁惭愧，当代中国文人，若有司马迁精神之万一，当代中国之文学，将不知达到如何辉煌的地步？住高级宾馆，乘豪华轿车，吃中西大餐，有美女为伴，风花雪月是可以的，游戏文字是可以的，骗稿费，捞奖金，混世界，闯江湖，也是可以的，但是，想写出生活之真实，或真实之生活，也难。

司马迁的个人游，为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这年他20岁。他在《自序》里写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一直到次年，公元前125年（汉武帝元朔四年），这年他21岁。他才“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因为绕了圈子，走了弯路的缘故，估计用了两年时间，走了不亚于红军长征的两万五千里路。

汉代的太史令，六百石的下大夫，不是什么肥缺，估计司马谈不可能资助儿子太多旅费，汉代用五铢钱，分量要比秦半两轻，但司马迁也背不了许多，因为古代人外出，首先要带足干粮。所以，这次绝对自费的旅行，必然也是一次寒酸的旅行。很多研究者弄不清楚这位从长安出发的旅行者，为什么不顺河而下，径驱齐、鲁，顺路江、淮，然后，由浙而湘，由鄂而豫，再回长安？而是先南后北，转了一圈，再回山东朝圣，最后经河南，湖北，绕回长安。是司马迁失去方向感，还是他的指南针被消了磁？窃以为司马迁这种既费时，又费力的旅行安排，恐怕其中有更多的经济考虑，是不是因为有搭顺风车的可能，才不得不随人家更改路线。

从下面摘录出来的部分“太史公曰”，我们知道他足迹所至。譬如：

《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耶？何兴之暴也！”

《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

《赵世家》：“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适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孔子世家》：“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也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之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留侯世家》：“余以为其人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魏公子列传》：“吾过大梁之城，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春申君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

《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若失矣。”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丧，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姓，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李将军列传》：“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游侠列传》：“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

……

从以上只言片语之中，可以看到司马迁为了写这部大书，搜集资料，采访事主，实地考察，务求确证，真是下了大本钱，用了大力气。那时没有高铁，没有动车，没有民航，也没有A6或是A8，先是溯江而南而西，再是沿河而东而南，走了不少冤枉路，费了不少旅游鞋，但对真正的作家来讲，吃苦头的同时，也带来甜头。他走州过县，查访探询，登高望远，思今抚昔，不但亲历其地，亲访其人，亲触其物，亲证其说，而且，依据实际，核对史料，修正错谬，纠偏传闻，这两年或两年稍多一点的行走，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其日后的著书立说，夯实了最牢固的基础。

司马迁的出差游，那就快活得多，公款消费，出手阔绰，随扈众多，高干待遇。一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时年35岁；一是次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时年36岁。因为他得到一次升迁机会，由宫廷侍卫的郎中，提拔为郎中将，秩比两千石，相当于中央警卫团的正师级领导干部，遂属于具有军事行动的外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日子，也是他一生中惟一称得上风光的日子。司马迁在《自序》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朔方）报命。”看他用字措词的“西征”，“南略”，一洗穷酸文人的瘪三相，可以想象，骑着高头大马，前面警卫开道，头载金绦头盔，肩扛两杠三豆，那是何等威风的了。

正如明人黎遂球《莲须阁文集》序中说过的：“文章以气骨为主，而词采音吐，犹夫人之依体质以行者。史称司马子长文，有名山大川之气。”胸中有千丘万壑，笔下有滚滚风雷，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认识深度，视野广度，就不是那些功夫在嘴巴，成就在炒作，名声在吹牛，地位在哄抬的文人，所能企及的了。司马迁的文学人格，由于有这样一个走得更开阔，看得更全面的机会，其品味，其境界，其情操，其趣识，也在大大提升，他的高瞻远瞩的胸怀，高屋建瓴的大气，综览全局的能量，统盘驾驭的魄力，已非太史令那样一个只知唯唯诺诺的官员，所能荷载，而是孔子五百年后“高山仰止，景行行至”的又一人，才具有的襟怀。

从《河渠书》中，我们读到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关爱：“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高中化学教学并非是盲目开展的，每个课时都是有对应的教学目标的，但是过去在明确教学目标时，目标的构建十分混乱和零散，这便致使了化学教学工作无法有序开展.该种状况在运用系统思维理论得到了有效改善.基于系统思维理论下，教师在构建教学目标时，会从教学整体着手，通过细致分析教学内容与任务，找出课时间的联系，随后依据该联系构建教学目标，这样一来，每个课时的教学目标间存在内在关联，全部教学目标都能融合到一起汇聚成一个整体，如此教师在具体教学中便能够保证教学效果达到最佳.

从《蒙恬列传》中，我们读了他对历史的思考：“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

在中国文学界，有的作家，只能小打小闹，有的作家，敢于大开大合。小打小闹的作家，写不来大场面，因而捉襟见肘。大开大合的作家，往往失于粗疏，有欠精致。但在司马迁笔下，就以《项羽本纪》里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为例，场面之大，人物之多，故事之复杂，情节之起伏，结局之惊心动魄，生死之瞬息变化，至少司马迁死后两千年来，尚无人能出其右。而他对于文字的运用，对于语言的发挥，也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地步。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过：“太史公《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也。’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叠用七死字，非后人笔墨畦径所能到也。”又说：“太史公书不待称说，若云褒赞，其高古简妙处，殆是摹写星日之光辉，多见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无忌与王论韩事，曰：‘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十余语之间，五用魏字。苏秦说赵肃侯曰：‘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重沓熟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接下来，就是司马迁随着汉武帝的巡幸游，在他未受到宫刑前，曾经以马崽身份，马前鞍后，共11次，随刘彻出巡的大队伍行幸各地。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时年33岁。至雍，至汾阴，立后土祠，由荥阳、洛阳回长安。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元鼎五年），时年34岁。至陇西，至崆峒，至甘泉。《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余尝西至崆峒。”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时年36岁。平定西南夷后至朔方报命，后随帝至北河、桥山、缑氏、泰山、碣石、辽西、九原。

公元前107年（汉武帝元封四年），时年39岁。至雍，北出萧关，至代，复渡黄河至河东，祠后土。《五帝本记》曰：“余北过涿鹿。”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时年42岁。至泰山，东临渤海。

公元前103年（汉武帝太初二年），时年43岁。由夏阳渡河至河东。

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太初三年），时年44岁。至海上还，随封泰山。

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时年45岁。冬至回中。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天汉元年），时年46岁。至甘泉。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时年47岁。至东海，还至回中。随后，因李陵案起，“遂下于理”，被坐牢法办了。

受到残忍的宫刑，密闭于不透风的蚕室中养伤结痂以后，晚年的刘彻实质上已心理变态，接近于精神崩溃，对其文章，不得不敬畏，对其所为，不能不切齿，所以，表面上以示尊宠，继续任用，实际上让其出丑，丢尽脸面，先后共5次，坚持要让这个被腐的司马迁与之同行，任人哂笑。

公元前95年（汉武帝太始二年），时年51岁。复至回中。

公元前94年（汉武帝太始三年），时年52岁。至东海、琅邪，登之罘，浮大海。

公元前93年（汉武帝太始四年），时年53岁。至雍，至安定、北地。

公元前92年（汉武帝征和元年），时年54岁。随帝还至建章宫。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时年55岁。至甘泉。（以上均据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

在这以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写家，便无影无踪地从人间蒸发了。一说，濒危的刘彻害怕司马迁千秋万代的文字，使他成为永远不得翻身的唾骂对象，遂将他秘密处决了。一说，写完了这部大书的司马迁，将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后，便消失于深山老林之中，开始纯属于个人的，自由的，与任何王八蛋都无关的文学行走。

在中国，读万卷书，没有一个文人能比得上司马迁，在中国，行万里路，也没有一个文人能比得上司马迁。所以，对这位“第一写家”的最好纪念，莫过于再一次，或再再一次重读他的“第一大书 ”了。

不读《史记》，你有脸称自己为中国文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