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汾河湾》与《武家坡》两部爱情戏剧的历史背景与主旋律
——兼论“薛平贵”之名的由来

任振河

(太原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汾河湾》中的薛仁贵与柳迎春，《武家坡》中的薛平贵与王宝钏，同属反封建争民主的爱情故事；都有男女婚恋、男从军、女苦守寒窗十八载、丈夫衣锦荣归、夫妻团聚等十分相似的情节，所以千余年来，有学者认为“薛平贵与王宝钏故事是从薛仁贵与柳迎春故事演变来的”，“是从薛仁贵那里窃来的，否则不会这样巧合。”但亦有人认为“薛仁贵与柳迎春是从秦腔《武家坡》借来的。”[1]但从二者时代背景、婚姻爱情观、褒贬的主题思想来看，谁先谁后，谁演变了谁，本已经纬分明，更何况前者是有《唐书》等记载的真人真事，而后者却是虚构的，历史上并无其人其事。薛仁贵是唐朝先征东后征西的名将，是在征东中因保唐王有功而受封。虚构的薛平贵是唐朝派往西凉平叛的先行官，却被代战公主打败，招为驸马，后在外族羌人的军力支持下返归国土，在唐故都长安称帝。实质上的“薛平贵”，是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甘当儿皇帝的后唐叛将石敬瑭的化身。研究《汾河湾》与《武家坡》的来龙去脉，对了解认识李唐王朝和中国自由婚第二次高潮的兴衰变迁和婚姻观，提高民族素质与修养，明辨爱国与卖国及其爱憎分明的是非观等，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启示。

薛仁贵与柳迎春爱情故事的时代背景与婚姻爱情观及其主题思想

中国自由婚出现的第一次高潮，是在春秋时期。后来，由于汉武帝在“三月三”情人节于灞水祈子后，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以及儒家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道德，使妇女处于受歧视受压迫地位，从而遏制扼杀了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有情人结成眷属的自由婚。东汉以降的魏晋南北朝，使中国由统一走向大分裂、大动荡、大改组的混乱时期。经历了近六百年的战争与沧桑变故，直到唐初，由于李唐王朝对婚俗的松动与宽容，中国才迎来了自由婚的第二次高潮。

中国自由婚第二次高潮之所以能在唐初出现，虽然有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人为的诸多因素，但其主要的还是因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父子深受胡汉杂居、通婚、相融、兼容并蓄的婚俗影响而致。

唐王朝与历代帝王一样，广占众媛，是君权、夫权专制、妇女受压迫的反映。对此，不能苛求唐太宗，因这是中国帝王的陋习与通病。然而，他们亦有不检点之处，以致被后世史学家所讥议。如唐太宗与裴寂合谋，安排晋阳宫女私侍高祖；诛兄长纳其妃为己妃。宋代学者颇多非难李唐父子的乱伦，宋范祖禹《唐鉴·卷六》曰：“太宗杀兄弟，曾不愧耻，而复纳元吉之妃，恶莫大焉。”[2]朱熹《龙川文集·朱文公经济文衡》云：“除害之志故善矣，而不免窃取宫人，私侍其父，其他乱伦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2]。朱熹等人非议唐太宗“乱伦”，不免偏颇。岂独太宗，前有其父兄，后有其子弟皆然。对此，不能以宋代道德家的伦理观念衡量之，这恐怕与李唐的婚姻观念深受胡族影响有关。朱熹在《朱子语录》中亦察觉到“唐渊流出于夷族，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从政治上看，李渊祖父李虎为西魏柱国，曾被鲜卑拓跋氏赐姓“大野氏”(《旧唐书·高祖本纪》)。李渊父亲李昞，仕鲜卑族宇文氏的北周为官。李渊仕鲜卑化的汉人杨隋政权为官。祖、父几辈与鲜卑的政治渊源不可能对唐太宗没有影响。

从地域上看，李唐发家于陇西。陇西自秦汉以来，一直是胡汉杂居通婚地带，特别是北朝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风俗习惯互相影响，既有鲜卑人的汉化，亦有汉人的鲜卑化。

从婚姻上看，北朝以来，陇西李氏世为贵族，多与鲜卑上层联姻。如高祖母独孤氏、太宗母窦氏(即鲜卑贵族纥豆陵氏)、高宗母长孙氏，都是汉化的鲜卑族姓。而鲜卑婚制在未汉化以前是比较自由的，“以季春月大会饶乐水上，饮讌毕，然后配合”(《后汉书·鲜卑传》)。东汉时，鲜卑人还停留在对偶婚阶段，魏晋南北朝时，鲜卑族虽受到中原汉化的影响，然而对偶婚的残余仍然保留，这对陇西李氏不能没有影响。再者，唐初与突厥关系密切，李渊曾称臣于突厥，李世民与突厥可汗有结拜弟兄之盟，他们或多或少会受到突厥“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隋书·突厥传》)习俗的影响。李世民在“宣武门之变”中杀兄后纳其妃，其子李治在他死后纳其妃武则天为皇后，其重孙唐玄宗夺其子寿王瑁之妃杨玉环为贵妃等等，更是少数民族婚姻观余绪的体现。这种落后的“弟纳兄妃”、“子纳父妾”、“父纳子妻”婚俗反映到带有胡汉血统与胡族气质的唐太宗及其子孙上，是不足为奇的，故“乱伦”，在唐朝只是行为不够检点，唐朝在寡妇改嫁、妇女再嫁、男女择配等婚姻观念上却比此前较为宽容与松动。特别唐高宗与武则天的自由结合后，致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女皇。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三位女性，相继权倾天下，使唐朝妇女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青年男女敢于效仿古代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习俗，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禁锢，使得自由婚春风吹又生。政府不但不禁止，反而奖励寡妇改嫁、妇女再嫁，婚姻自主。据《唐书》记载，唐太宗在贞观二年下诏：“男二十，女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服纪已除，自己不愿守志者，其鳏夫年六十，寡妇年五十以上，及妇人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节者除外，宜令有司，所在劝勉，令其婚媾，以解旷怨之情，免淫奔之辱”。从此，仅“唐代公主再嫁的就有二十三人。三次嫁人的皇帝女儿就有四个”(《新唐书·公主传》)。薛仁贵与柳迎春的自由恋爱，就是在这种形势与氛围中产生的。薛柳之后，相继出现了唐高宗与武则天、寿王瑁与杨玉环、玉真公主与张果老、张生与崔莺莺等有情人结成眷属的凄美爱情故事。初唐时期，柳迎春与薛仁贵的自由婚配，可谓中国自由婚第二次高潮的良好开端。

薛仁贵(614-683)，名礼，唐中都蒲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南北朝名将薛安的后代。至薛仁贵这一代，家道已经没落。薛仁贵少年时期，父母双亡，房屋被烧，所有家财化为灰烬。他天资聪明，臂力过人，虽生活困苦，却能刻苦努力习文练武。他在乱世中无用武之地，且因饥寒交迫欲自尽，幸被人所救，被荐送到汾河湾柳家村柳润员外府中打工，看管建筑柳府后花园的木料。隆冬飞雪季节，天寒地冻，朔风刺骨，他在后花园扫雪时练武御寒，对雪明志。恰在此时，站在绣楼上赏雪观景的柳员外千金小姐柳迎春，看见英武少年薛仁贵体魄强健，心地善良，诚实勤恳，绝非轻佻狂放之徒，故越看越喜爱。念其衣服单薄，怜悯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遂将一件红棉袄扔给他御寒。此后，多次登楼偷窥薛仁贵干活，渐渐爱上了他。不料，此事被柳员外知晓，认为二人有不轨行为，有辱门风，盛怒之下，将薛仁贵驱赶出府外，又拿出佩刀与绳索，让柳迎春自尽，以正家规。

柳迎春之母为保护女儿，私令迎春连夜出逃。在冰天雪地，北风呼啸的荒郊野外，柳迎春与陪伴她的乳娘，跌跌撞撞，在一座破庙避风雪时巧遇薛仁贵，天亮雪停后他们回到薛仁贵居住的寒窑，由乳娘牵线主持，柳迎春与薛仁贵成婚，结拜为患难夫妻。

薛妻柳氏贫贱不移有大志。柳氏怀孕后，仍鼓励丈夫从军为国出力，以待时日出人头地。《新唐书·薛仁贵传》载曰：“少贫贱，以田为业。将改葬其先，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须遇伏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盖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唐太宗欲收复辽东，统一天下，在辽东安地被敌团团围住，危在旦夕。薛仁贵杀进重围，救太宗脱险。薛仁贵以军功被太宗召见，嗟异，赐金帛、口马甚众，迁右领军郎将、平辽王等官职。

薛仁贵为捍卫疆土，远离妻儿，征战十八年，荣立军功受封后，才回到汾河湾寒窑与爱妻柳氏团聚。

《汾河湾》从正面颂扬了薛仁贵柳迎春的爱情婚姻观，褒扬薛仁贵捍卫国土、忠君保国的精神，以上为该剧的历史背景与主旋律。

王宝钏与薛平贵故事产生的时代背景、婚姻爱情观、主题思想及薛平贵之名的由来

唐玄宗后期，出现朝政腐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安禄山兵变、农民起义等内忧外患，使唐朝名存实亡。晋王李存勖建立后唐，死后，李嗣源继帝位。嗣源死，出现其子李从厚、李从珂及女婿石敬瑭的相继残杀。

李从珂夺其兄之帝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石敬瑭叛变后废内弟帝位，却是依靠外国力量。他向塞北虎视眈眈于中原的辽帝国寻求援助，许诺割让长城以南十六州的土地作为报酬。辽帝国皇帝耶律德光很兴奋，于是御驾亲征，击溃了后唐讨伐石敬瑭的军队，封石敬瑭为中国皇帝，国号后晋。后晋帝国建立后，石敬瑭立即把“燕云十六州”的大好河山交割给辽帝国。石敬瑭除了割地外，还在公元938年隆重地尊称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那年，耶律德光只有37岁，而石敬瑭已47岁。这实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奇观，中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石敬瑭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但“他当儿皇帝只当了七年就呜呼哀哉了。侄儿(后为子)石重贵继帝位后，采取了大臣景延广的意见，向辽帝国耶律德光只称‘孙’，而拒绝称‘臣’。那就是说，私人关系我是孙皇帝，但后晋帝国跟辽帝国立于平等的地位，不再称臣；进而下令把在中国经商的契丹人全部杀掉，断绝两国贸易，此外，还动员全国兵力，讨伐‘黠虏’等等。这使耶律德光气得七窍生烟，于是，耶律德光率契丹兵团南下，使大梁(开封)陷落，后晋灭亡，晋出帝石重贵与家属被逐放到东北二千公里以外荒凉而寒冷的黄龙府(今吉林吉安)。耶律德光立都大梁，改国号契丹为辽，旋以中原军民反抗，率军北返，病死途中(今河北奕城)”[3]。

石重贵继帝位后，要与辽帝国平等“平贵”，这就是戏剧《武家坡》中“薛平贵”之名的来历。编剧者为“平贵”冠以“薛”姓，实际上是讽刺石重贵在没有大唐的国威与名将薛仁贵“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能耐，岂敢虎口拔牙，轻举妄动，自不量力地挑战辽帝国？这就是王宝钏与薛平贵传说产生的时代背景。王宝钏与柳迎春的婚姻爱情观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反封建争民主的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而前者则是反门阀等级婚姻的嫌贫爱富。

门阀等级制，是封建社会维护贵族门阀特权的等级制度。魏晋南北朝特别重视门阀制度特权，当时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员、男女婚配等，都是从高门中选，寒门受排斥，甚至彼此交际亦有区别。《宋史·恩倖传》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自东汉末年始，大官僚地主依靠政治、经济特权逐渐形成大姓豪族，称为世族或士族，又称高门。不属于士族的则称为庶族，又称寒门。士、庶之间不能通婚，甚至不得平起平坐，庶族虽官高位显，其自视亦不敢与士族较。贤惠善良、有识有胆的王宝钏，出身于豪门贵族王丞相之府。她的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都属于豪门士族出身，而惟薛平贵是出身贫寒的乞丐。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配，当然遭到全家特别是其父王丞相的坚决反对。

唐朝时期的自由婚，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衰落。王宝钏与薛平贵的婚姻，在后唐灭亡后既非豪门之间的通婚，亦非婚姻自主的自由恋爱；而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下，其父母在豪门中没有为最受宠爱的三女儿选择到合适的佳婿人选、无可奈何情况下，才采取抛彩、听取命运的安排。岂知打中的不是豪门公子，却是一个沿门乞讨的叫花子——薛平贵。官高位显的父亲坚决反对，烈性女儿王宝钏却抵制嫌贫爱富。她以姜太公、孔子、百里奚、韩信等人以卑贱之身而登仕途高门“成栋梁”说服其父无效后，只好“三击掌”离别相府，脱离父女关系，矢志永不登相府门。二人结婚后，薛平贵从军平西番叛乱，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虽然度日如年，生计艰难，以剜野菜充饥，但她对从一而终的命运安排却忠贞不渝。然而忘恩负义的薛平贵却在西凉另娶新欢，被招为驸马。若不是王宝钏以血衣鸿雁传书，薛平贵是不会衣锦荣归的。更可恶可憎可恨的，是他凭借外族军力从西凉归来，在国土长安称帝，当起了儿皇帝，还想立代战公主为皇后。这与卖国求荣的石敬瑭，别无二样。由此，崇彝的《道咸以来的朝野杂记》曰：“薛平贵实为石敬瑭之假名。”

《武家坡》不仅鞭挞了沙陀胡儿石敬瑭向贼屈膝、认贼作父的卑劣行径，而且还谴责了只知顾权保位而不为国为民出力办事的后唐大臣冯道的无耻。他的化身，就是王宝钏之父王允。崇彝《道咸以来的朝野杂记》云：“王允，实指长乐老冯道”。冯道何许人也？《五代史·冯道传》曰：“冯道，后周景威人，字可道，少纯厚好学，善属文，负米奉亲，不耻恶衣食。天佑中事刘守光，守光败，事张承业，荐之晋王。及荘宗即位，拜户部侍郎。明宗即位，拜端明殿学士。晋灭唐，道事晋，累加司徒，封燕国公。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以为太傅。汉高祖立，乃归汉，以太师奉朝请。周灭汉，道又事周，拜太师兼中书令。卒谥文懿。”“道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事十君，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视丧君亡国，不以为意，自号长乐老，封瀛王，尝著长乐志自叙。”“晋书数百言，陈已官爵以伪荣。论者鄙之，卒年七十三。”“实是一个枯木朽株，牛溲马勃，使英杰贤达之士汗颜的官迷”，是个不顾国家兴亡，不惜民生的行尸走肉。

王宝钏的原型，有学者认为是“取之《格林兄弟童话·熊皮》里三姊妹中的三妹。”[1]但《熊皮》是北欧18世纪的作品，而王宝钏与薛平贵故事则是中国10世纪左右闻世的。当时东方与西方文化尚无交流关系，时间段亦相差甚远，岂能移花接木？其实，王宝钏是封建社会门阀等级婚配制度的牺牲品和反叛者的综合造型。

封建社会门阀等级制婚配的豪门女子，往往多狷傲，多夸诩自己的家势，轻视其夫，极欲要丈夫顺从自己的倾向，妒忌之心极强。所以，清赵翼《二十二劄记》载曰：“父母嫁女必教之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以劫制为妇德，能妒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人笑我”，此“时风如此”。而王宝钏实属贤惠善良、知书达理、善自为谋、知命安身但性格倔强执拗的女子，父母就很难为她择配一位适合与己的豪门公子。刚柔相济，绵里藏针的王宝钏，在唐亡后自由婚衰落的时期，豪门女子亦失去自由婚的生存空间，在门阀等级婚配的强势下物极必反，只能充当牺牲品和反叛者，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与摆布。故此，王宝钏成为一个时代中典型女子的代表。这样一来，大姐、二姐夫妇讽刺、挖苦、嘲笑她，父亲反对她，母亲同情又无奈她，就不足为怪。

综观《汾水湾》与《武家坡》的时代背景、婚姻爱情观、褒贬的主题思想，前者是有史记载的真人真事，后者是虚构的，由此完全可以得出后者是仿照前者杜撰的，是从反面教育人要爱国，憎恨卖国行径，从正面警示人们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史为镜见兴替，以人为镜知得失。

参考文献：

[1] 施宣园，林耀琛，许立言，等.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310.

[2] 赵尧尧，许道勋.唐太宗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80，381.

[3] 柏 杨.中国人史纲(下)[M].长春：时代出版社，1987.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