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光册立李璟为中原主述论——读徐铉《送谢仲宣员外使北蕃序》

杨伟立

德光册立李璟为中原主述论
——读徐铉《送谢仲宣员外使北蕃序》

杨伟立

南唐保大五年 (947年)正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向南唐发出册立元宗李璟为中原主的信息。《江南野史》首记此事,除马令采入《南唐书》外,其它重要史籍均未记录,颇有孤论难立之虞,治史者亦怀疑它的可靠性。时人徐铉集里有三篇论文涉及此事,尤其选《送谢仲宣员外使北蕃序》提供了一些资料,可以消除怀疑,可以补史籍的缺失,找回《江南野史》载文失掉的环节,大大地有助于对册立一事作进一步的探索。

册立;中原无主;权道;得诸戎要领

(一)问题的提出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率领大军于开运三年 (公元 946年,南唐保大四年,契丹会同九年)十二月灭了后晋,次年正月初一日,进入开封府 (后晋京城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浃旬之间,就遣使向地处江淮的南唐传递册立元宗李璟为中原主的信息。龙衮《江南野史》卷 2《嗣主》写道:

是时 (龙衮定在保大五年四月——笔者),辽主耶律德光陷汴梁,遣二使来告。…… (元宗李璟问:)“卿主所以命孤者将奚为?”对曰:“晋少主逆命背约,既遣入蕃。辽主欲与君继先君之好,将册君为中原主矣。”嗣主曰:“孤守江淮系嗣,与梁宋阻修,若契丹不忘先好,惠锡行人,孤受赐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蕃使闻之,遂行。……至明年,(李璟)命兵部尚书贾谈 (潭)入契丹报聘。①引文据《四库全书》本《江南野史》复印本。马令《南唐书》卷 3《嗣主书》:“虏使来告曰:……。帝命近臣对曰:……”与《江南野史》略异。

契丹灭了后晋,顿时中原无主,德光以契丹皇帝的名义发出册立南唐元宗李璟为中原主信息,则是一次重要政治行为,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它关系着当时的中国政治格局,甚至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册立实现,李璟继石氏之后为中原皇帝,德光率领契丹军队退出中原,回归本土。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原先只占有江淮地区的南唐,瞬间兼有中原,国力倍增,雄视全国,当时并存的几个政权,包括契丹在内,任何一个都不能与之抗衡。李璟素有经营四方之志,凭借如此强大实力,消灭各个割据政权,收复幽、云十六州,系德光之颈致之阙下,沛然有余力。五代十国分裂局面提前结束,全国归于统一。李璟成此伟业,翻开历史新篇章,则继唐宗之后便是李璟了。

关于德光册立李璟为中原主一事,最早记录的是《江南野史》。龙衮写到南唐遣使报聘,戛然而止,结果如何?了无下文。后来史家,除马令采入《南唐书》外,其他重要史籍,如:《通鉴》、新旧《五代史》、《辽史》、陆游《南唐书》都不记载。乃至《钓矶立谈》 (今所见为残本)、《江南别录》、《江表志》、《玉壶清话》也未提及。龙衮载文则有孤论难持之虞。再者,那段文字也存在问题:(1)既然李璟谢绝了册立,册立的事也该到此完结,为什么李璟又派出以兵部尚书贾潭为首的高规格使团报聘?使团的任务是什么?与册立有无关系?结果如何?没有交待。 (2)这条记载在时间上也有错误。他说德光遣使传递册立信息的时间在保大五年四月,处理福州惨败责任人冯延鲁之后。按《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公元 947年,保大五年)三月十七日,①《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三月“壬寅 (十七日),契丹主发大梁”,引兵北归。《辽史·太宗纪 (下)》:大同元年 “夏四月丙辰朔,发自汴州”,引兵北归。在中原人民反契丹占领声浪的震撼下,德光被迫离开开封,北归契丹;四月丁丑 (二十四日),德光病死在栾城:他哪有在四月间内遣使传递册立信息的可能。龙衮又说南唐派出以贾潭为正使的使团在传递册立信息的第二年,即保大六年,显然也是错误的。总的说来,龙衮那段文字过于简略,看不出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关于德光册立李璟为中原主一事的真实可靠性便引起了治史者的怀疑。

为什么龙衮这条记事有这么多问题?是他的误记,还是记录不完整?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是记录有缺失,不完整,致使这件史事长期湮没无闻。

历史记载的残缺是常见的事。人们常说,历史是残缺的艺术。由于史书记载的残缺,有的永远得不到补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讹以传讹。当然,也不都是这样。正如司马迁所说:“《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1〕龙衮记录德光册立李璟为中原主一事就属于这一类。我们从徐铉的诗文集——《徐公文集》中看到有三篇诗文涉及册立之事,特别是《送谢仲宣员外使北蕃序》专说兵部尚书贾潭率南唐使团入契丹报聘,就足以证明龙衮所记德光遣使传递册立李璟为中原主的信息是可靠的。徐铉是南唐官员,身居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之职,目睹此事的全过程,备知其中详情,搦管振藻,透露一些鲜为外人知道的实情,提供了新资料,对史籍作了重要补充,找回了失掉的中间环节,为探索这个问题大有帮助,使这一湮没千余年的史事得以重现,故徐铉的《送谢仲宣员外使北蕃序》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值得一读。

(二)南唐对册立的反应

德光的使者传出册立李璟为中原主信息,在南唐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元宗李璟。李璟谢绝册立的做法,徐铉并不认同,便写下《谢文静墓下作》五言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思想。诗说:

越徼稽天讨,周京起战尘。

苍生何可奈,江左更无人!

岂惮临荒冢,犹自认后身。

春风白杨里,独步泪沾襟。②《徐公文集》卷 2。谢文静即谢文靖。文靖,谢安的谥号。静、靖,古今字。引文据《四部丛刊》初编本。

“江左更无人”一句是冲着李璟说的。李璟谢绝册立是简单从事,是懦弱无能的表现。徐铉也是拒绝册立的,但是,他们两人的思想基础不一样。徐铉是进取的,主张推锋北上,恢复中原。他自认是东晋名相、淝水之战的组织者谢安的后身。他要发扬谢安抗击苻坚的精神,从德光占领下夺回中原。徐铉的这一思想也融化在《序》文之中:

今强胡入贡,中原无主,圣人不能违时,时至亦不可失也。③《送谢仲宣员外使北蕃序》。载《徐公文集》卷 19。下面引此文简称“《序》文”,均不再出注。

徐铉把德光派遣使者到金陵传话说成是“强胡入贡”。本来南唐与契丹是兄弟之邦,④陆游《南唐书·烈祖纪》:升元三年“二月乙末,契丹曷鲁来,以兄礼事帝。”地位是平等的。“强胡入贡”一语,否定了这种平等关系,徐铉将两国关系从新定位:南唐是宗主国,契丹成为藩属,即《序》文所谓的 “北蕃”,⑤北蕃:蕃音 fan,通藩,藩篱、屏藩的意思。《周礼·春官·巾车》:“木路……以封蕃国。”郑《注》:“蕃国,谓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徐铉在此用“北蕃”一词,指的契丹,意谓契丹是南唐北面的蕃服。南唐北面的蕃服。作为蕃服的契丹,哪有资格册立宗主国的皇帝为中原主!“强胡入贡”一语,表示徐铉思想上不承认册立,行为上拒绝册立,从根本上将册立予以否定。同时指出,这时是收复中原的大好时机,“时至亦不可失也”,千万不要错过。至于中原大地,正如韩熙载所指出:

陛下恢复祖业,今也其时。若戎主北归,中原有主,则未易图也。⑥《通鉴》卷 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9338页。

中原大地,对李璟来说,本是“祖业”,是先祖李渊以来所固有的领土,趁中原无主的时候,把它“恢复”,何须耶律德光册立!

徐铉、韩熙载是见于记载的拒绝接受册立的代表。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要在这时恢复中原,从契丹军事贵族占领下夺回来。

与此相反,南唐另一些大臣认为:不应该拒绝册立,而是应该接受册立。两种相反的意见,在南唐引起一场争论。这是整个事态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龙衮所失掉的环节。《序》文说:

铉自束发从宦,则闻长者之论,盛言“为战国者必以权道。”子 (指谢仲宜——笔者)视商、周以降,谁非战国,宁有以权道跻太平乎?而言以人弃,故事与愿违。

徐铉的这些话告诉我们:十多年来,南唐有一位“长者”在倡说 “权道论”。从前讲,现在又讲,颇有声势,影响很大,可以指导最高层决策。那位“长者”是谁?《序》文没说,谁也知道是大名鼎鼎的宋齐丘。理由是: (1)宋齐丘在南唐被称作“造国手”,国之元老,曾经作过宰相,与长者的身份符合。①长者:贵人,有权位的人。《汉书》卷 40《陈平传》:“ (陈平)家乃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长者,贵人也。”(2)宋齐丘在青年时代,“以世乱,乃笃志于商君长短机变权霸之术,与之论者皆屈,莫能究其涯涘。”〔2〕(3)宋齐丘是南唐朋党小人党的头,一呼百应。所以,在南唐只有宋齐丘有资格充当权道论的倡导者。同时,他又是权道论的力行者。在吴·杨溥·天祚三年 (937年)宋齐丘向徐知诰 (吴国权力的实际掌握者。他代吴,建南唐。归宗,改姓名为李昪)建议:联合契丹,收复中原。②《通鉴》卷 281“后晋高祖天福二年五月”条说:“吴徐知诰用宋齐丘策,欲结契丹以取中国,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报之。”标点本第 9173页。马令述其事说:

升元中,宋齐丘选宫嫔,杂以珠贝罗绮,泛海北通契丹,欲赖之以复中原,而虏使至,则厚币遣还,迨至淮北,辄使人杀之,复遣使沿海齎琛宝以报聘。〔3〕

这就是徐铉“束发从宦”的时候听到的“长者盛言权道”的具体内容。

现在,保大五年,契丹打垮了后晋,德光传出册立李璟为中原主信息的时候,南唐又有人重弹权道论老调。“子视商、周以降,谁非战国,宁有以权道跻太平乎?”接受册立,中原就能太平吗?显然徐铉不赞成宋齐丘倡导的权道。很可惜,这时宋齐丘之流的权道论说词,诸书没有留下片言只字。按照权道论的逻辑,李昪采纳宋齐丘的建议与契丹结盟,目的是收复中原;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就是权道。现在德光既然主动传出册立李璟为中原主信息,南唐方面接受册立,李璟以南唐皇帝兼中原皇帝,不就是等于“结契丹以取中国”吗?这样做,既遵循了烈祖李昪定下的方略,又不费一兵一卒收复中原,偿还了十多年来的宿愿,岂不两全其美。这就是权道论者的逻辑。这时,以宋齐丘为首的权道论者老调重弹,就是为接受册立提供理论根据。

南唐朝廷中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册立的反应,它关系着南唐的地位与前途。以徐铉、韩熙载为代表的拒绝派,主张出兵收复中原,中国走向统一,结束分裂局面,是堂堂之鼓,阵阵之旗,符合历史要求的正义行为。接受册立,就等于李璟步石敬瑭的后尘。石敬瑭接受德光的册立,曾经付出高昂的代价:对德光称儿皇帝,割幽云十六州,每年输送大宗岁币和各种赂遗。这样一来,严重地损伤后晋人民、部分官吏的感情;壮大了契丹的力量,契丹军事贵族随时可以举兵侵扰,对中原造成更大的威胁。③《辽史》卷 34《兵卫志 (上)》:“会同初,太宗灭唐立晋,晋献燕、代十六州,民众国强,莫能御之矣。”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396页。前鉴不远,在石敬瑭、石重贵之世。因此,以徐铉、韩熙载为代表的恢复中原派,一定要起来抗争,两派之间必然有一场激烈的辩论。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徐铉就是参加辩论的一员。他的言论得不到重视,自然不会被采纳,故他发出“言以人弃”的怨声。辩论结果,权道论占了上风,与他的主张相反,感到非常失望。

(三)张易奉使开封

权道论既然在南唐朝廷中占了上风,下一步,权道论者必然要竭力推动册立的实现,把李璟“拥上”中原皇帝的宝座。

权道论者拥戴李璟为中原皇帝的依据是什么?是德光传出的册立信息。可是,当德光使者传宣册立,随即被李璟谢绝了。覆水难收啊!现在,要重提册立话头,又从何说起呢?权道论者自然懂得,册立信息是德光传出的,要推动册立,只好回到德光身边。办法是:通过外交途径,派出使者,向德光表示愿意接受册立的意愿,倾听德光的回答,这本是题中之义,是事件发展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为龙衮所失落,又是徐铉的补充所不及。《通鉴》有一段关于李璟向驻在开封的德光派出使者进行沟通的记载。《通鉴》写道:

唐遣使贺契丹灭晋,且请旨长安修复〔唐室〕诸陵。契丹不许,而遣使报之。①《通鉴》卷 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条,标点本第 9338页。陆游对这条材料进行了补充与改造。补充了使者姓名——张易。可取。(陆书《张易传》不载张易出使开封事)陆游把“唐遣使贺契丹灭晋”改为“契丹耶律德光以灭晋来告捷”,则是相当然。他采《江南野史》“ (德光)遣使召江南主与之会醼”,改写为“且请会盟境上”。陆游把最后一句“而遣使告之”删掉。这些不可取。

这是德光灭后晋、进入开封后,到南唐派出以贾潭为首的使团之前的一段时间 (即保大五年正月至二月的一个多月),有关诸书唯一记述南唐遣使与德光对话的文字。所以,它就显得特别重要与珍贵。

司马光仅用二十八个字记述了张易出使开封的活动,过于简略,颇为费解。这段文字说了三件事:(1)南唐遣使贺契丹灭晋, (2)南唐使者向德光请求派人入长安修复唐室诸陵, (3)德光同意南唐遣使报聘。这三件事风马牛不相及,凑在一起,不知所云。特别是这段文字没有系日,不知张易出使开封的日子。据记载,德光在短期内曾两次遣使到金陵传话。第一次, “召江南主与之会醼。”〔4〕第二次,传递册立信息。由于这段文字没有系日,就不能判定张易奉使开封在德光的哪一次遣使之后,如果在第一次后,张易奉使开封与册立无关,如果在第二次后,就必然与册立有关。

尽管这段文字费解,不知所云,它的最后一句——“而遣使报之”——又明白地说出一件事:在张易奉使开封之后,南唐就派出使者报聘。据徐铉的《送谢仲宣员外使北蕃序》,以贾潭为正使,谢仲宣为副的南唐使团正是在二月启程,带着册立议题前往契丹的 (说详下节)。所以,张易奉使开封的时间是在德光第二次遣使传递册立信息之后,权道论者推动册立的一次不可或缺的举措。

张易奉使开封的时间定下了,我们回过头来解读上引《通鉴》的那段文字。

第一句,“唐遣使贺契丹灭晋”。南唐与契丹是盟国,按理说,契丹灭晋之后,应该主动向南唐告捷,而《通鉴》无告捷的记录。《江南野史》则有“遣使召江南主与之会醼”的命令,元宗无可奈何,“谦抑,辞而不行”,也没有遣使报聘。接着,德光第二次遣使传递册立信息,李璟婉言谢绝,致使册立搁置。南唐的权道论者力主接受册立,才不得不向德光派遣使者,张易是德光进入开封后南唐对德光派出的第一位使者,贺捷便成为张易奉命的首要任务。故司马光把它列生一切活动之首。契丹不告捷而南唐主动贺捷,不请自来,表明南唐权道论者急于重开册立商谈的心情,寻求接触机会,以贺捷为契机,借以打破僵局。

第二句 “请旨长安修复唐室诸陵”。更是微妙。南唐凭什么修复唐室诸陵?南唐为什么要修唐陵?看来南唐方面提出修陵,是在绕圈子,藏有深意。对此,可以分四层来理解。第一层,申明李璟是大唐李氏的后代。南唐烈祖李昪自认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恪的后代,②《新五代史》卷 62《南唐世家》:李昪“自言唐宪宗子建王恪生超,超子至,为徐州判司,志生荣。乃自以为建王四世孙,改国号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庙。追尊四代祖恪为孝静皇帝,庙号定宗;曾祖超为孝平皇帝,庙号成宗;考荣孝德皇帝,庙号庆宗。”李璟当然是唐室的后裔,后人修复先人陵寝,乃理所当然。第二层,既然李璟与大唐李氏一脉相承,现在,中原无主,大唐后代入主中原,填补中原无主空白,最为适宜。第三层,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主动提出册立南唐元宗李璟为中原皇帝,与南唐不谋而合,表示元宗愿意接受册立,收回谢绝册立的表态。第四层,德光传话,言犹在耳,应该及时履行诺言,伸信誉于天下。

如果这样解读为不错,则表时南唐使者提出修陵,目的在于向德光表示愿意接受册立,把册立的事重新提出来讨论,更希望尽快得到落实。

第三句,“而遣使报之”。这句话的意思是: (德光不许南唐入长安修复唐室诸陵)却许南唐遣使赴契丹报聘。张易叩开了重议册立的大门,奉使成功。于是以贾谭为首的南唐使团在“春风二月”里遥赴“北蕃”、“绝域”,其目的地不再是开封而是契丹的京城——皇都。

(四)使团的任务

南唐使团不远万里奔赴契丹,它的任务是什么?《序》文说:

五州遗甿,二京故老,引领南望,庶几抚予!天子闻之悯然,使大司马贾公观变,仪曹郎谢仲宣副焉。

据此,使团的任务是“观变”。顾名思义,就是观察“五州遗甿,二京故老”的动向。他们 “引领南望,庶几抚予”,表明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流露出对南唐的期盼,徯我后,后来其苏!这样的信息,是从中原传来的,所以“天子闻之悯然”。

“五州遗虻,二京故老”,指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民众和一些汉族缙绅、旧官吏。他们当中蕴藏着巨大的反抗契丹军事贵族占领的能量。“自唐末幽、蓟割据,戌兵废散,契丹因得出陷平、营,而幽、蓟之人岁苦寇抄。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烟断绝,传输常以兵护送,契丹多伏兵盐沟以夺之。”〔5〕德光在灭晋战争中,“南掠邢、洺、磁,至安阳河,千里之内,焚略殆尽。”〔6〕数十年中,契丹军事贵族的侵扰掠夺,汉族人民深受其害,长期积淀下来的仇怨,一旦迸发出来,其能量将是大得惊人的。如后唐时的王都之乱,契丹出兵支援,王晏球两次把契丹军打得大败,“其余众奔溃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锄耰、白梃所在击杀之,无复遗类。”〔7〕保大五年正月,中原无主,“晋密州刺史皇甫晖、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率众奔唐;淮北贼帅 (反抗占领的起义者——笔者),多请命于唐。”〔8〕中原开始动荡。“五州遗甿,二京故老”看到摆脱苦难的曙光,希望南唐出兵中原,拯救他们于涂炭,这是一支反击契丹军事贵族占领的重要力量。所以徐铉非常重视这种动向,人心可用啊!

但是,“五州遗甿,二京故老”分散在中原大片土地上,如同一盘散沙,又怎样把他们凝聚起来,使他们行动起来呢?徐铉就大谈特谈太宗德礼:

昔我太宗文皇帝,除暴隋,一宇内,屈己济物,虚心纳谏,故四夷君长,历代不宾,稽颡阙下,可谓德矣。

什么叫做礼?

声名文物,垂三百年,绝而复续,可为礼矣。

太宗德礼,徐铉又把它叫做贞观德礼。这个太宗德礼,徐铉认为是超越时代的金科玉律,后世各朝各代的君主都必须奉行。李璟当然不能例外,因为他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恪的后代,是 “中兴之嗣君”。“主上方恢远略,宏下武”,他不是正在进行统一战争吗?对王氏闽国的战争不是已经取得一定的胜利吗?①保大二年 (944年)十二月,南唐出兵伐闽。三年八月。南唐攻下建州,闽主王延政投降。九月,汀、泉、漳三洲刺史举州投降。王氏闽国灭亡。徐铉对谢仲宣进行一番太宗德礼说教之后,再次叮咛他要奉行太宗德礼,“若弃之而弗念,委之而弗修,非天子之意也。”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主上躬行于内,二使君顺之于外。”

徐铉的这篇《序》文,讲太宗德礼一段,是全文的重点,赠言的核心。徐铉提出太宗德礼,想要阐明两个问题:(1)统一宇内。“周秦宫阙,是本朝二宅”,四十年来,中原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政权,都不听从地处江淮地区的吴和南唐的命令;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收复中原,物归原主,把全国统一起来,结束分裂局面。(2)使德光稽首阙下。唐太宗李世民成功地使历代不宾的突厥、西域各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君长稽颡阙下。言外之意,现在,也要使长期侵扰中原的契丹臣服、耶律德光稽颡阙下。这就是徐铉大谈特谈太宗德礼的目的所在。“今子 (指谢仲宣——笔者)王府元僚,居可言之地;远使上介,当可行之时。勉之哉!故人之愿,苍生之望,如是而已。”

难道恢复中原、使德光稽首,只凭使臣 “将之以德,慎之以礼”就能实现吗?试看李世民“除暴隋,一宇内”,使历代不宾的四夷君长稽颡阙下仅靠一介之使吗?当然不是。徐铉不是不懂历史,他是历史学家;他研究战争史,朦胧地认识到战争的性质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他懂得不能反对一切战争,文治武功,相需相成,不可偏废。虽然他在《序》文里没有直接说到出兵中原、恢复中原的话,在他的思想上是明确的。他把使臣的任务始终紧扣 “观变”二字,在原后晋境内如此,进入契丹境内仍然要求“子其将之以德,慎之以礼”,这样一来,“衣冠余绪必将观光于使臣,一覩汉宫威仪,必感泣顿服,宅心南向。”他不遗余力地争取早年陷入契丹的汉族士人、官员及其后代,用使臣的威仪去影响感召他们,促使他们宅心向南。这是无声的鼓动,无形的动员。

“五州遗甿,二京故老”被发动起来,一旦南唐军队进入中原大地,那将会迸发出不可估计的能量。这正与《谢文静墓下作》的思想是一致的。

使团任务有如上所述的观变说之外,还有第二种版本。徐铉在写《序》文后一年,作贾潭墓志铭,对使团任务又有另一种提法:

今六夷南侵,天眷北顾,命公持节使于契丹,宣大国之威神,得诸戎之要领。〔9〕

依据这段文字,使团的任务就该是“宣大国之威神,得诸戎之要领”了。“宣大国之威神”,自然是一句天大的空话。“得诸戎主要领”算是落到了实处。

“得诸戎之要领”一语的出现虽然迟《序》文一年,其实《序》文里已经有它的身影。

酋豪聚首,以变诈为常,不可以智力胜也。

徐铉在这里讲的是使者入契丹的斗争策略。与谁斗?与“酋豪”斗。贾潭墓志铭说使臣的任务在于“得诸戎之要领”。这两种表述,乍看起来,好像说的是两件事,其实,说的是一件事,只是不同角度的措词。因为“酋豪”、“诸戎”是贾潭、谢仲宣去契丹所要接触的人,是谈判桌上的对手。

“酋豪”、“诸戎”,①“酋豪”、“诸戎”,一般指少数民族的种落首领。《后汉书》卷 87《西羌传》:西羌“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新唐书》卷29《契丹传》:“契丹在开元、天宝间……奚、契丹亦鲜入冠,岁选酋豪入长安朝会。”诸戎:诸,众。戎有多义,在此为大的意思。诸戎即诸部大人。徐铉用酋豪、诸戎二词皆指契丹贵族大会参与者,应该是泛指契丹统治集团中的决策层人物。在此泛指契丹统治集团的高层人物,包括皇帝、皇后 (特殊情况下的述律)、宗室贵族、南北二府宰相、各部首领。他们是契丹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并由他们组成最高决策层。国家的重大事务,都要经过这个决策层讨论、决定,然后施行。这是契丹古八部时期就形成的贵族大会制度所规定。〔10〕如像册立李璟为中原主这类大事,虽然德光发了话,最后还得听契丹最高决策层的意见。“得诸戎之要领”,就是二位使者赴皇都听取契丹决策层的意见,摸清 “酋豪”、“诸戎”的底,弄清他们的态度:是不是赞成册立李璟为中原皇帝这才是南唐使团的真正任务。

(五)“报命称旨”

贾潭秉节从金陵出发,负着南唐 (实际上是权道论者)的使命,来到契丹皇都。至于南唐使臣在皇都的活动、契丹决策层的表态,有关史籍无一字涉及,只有徐铉在“贾潭墓志”中留下八个字:“报命称旨,时论具瞻”。所谓“报命称旨”从字面说,就是完成了使团的任务,摸清了契丹决策层的表态。他们是怎样表态、同意还是反对册立李璟为中原主?“报命称旨”四字不能作出回答。按使团任务是“得诸戎之要领”的规定,我们也不能理解为:使团只是被动听取契丹决策层的表态,不管同意还是反对,把他们的表态带回南唐,就算完成了任务。《序》文说:“犬羊百万,以攻战为事,不可以威武服也;酋豪聚首,以奸诈为常,不可以智力胜也。”估计到谈判桌上有一番较量,要讲究斗争策略。总是想争取契丹决策层的同意,“时论具瞻”,意思是:贾潭奉使,完成任务归来,当时舆论一致赞美,众望所归。如果这种理解不错,我们就可以说 “报命称旨,时论具瞻”,乃是不着边际,毫无实际内容的空话。

贾潭、谢仲宣回到金陵的时候,“控弦出塞矣。”〔11〕契丹军队退出中原了。已经是保大五年六月以后了。六月十一日 (甲子),刘知远进入开封,十五日 (戊辰),改国号为汉。新的中原皇帝在开封亮相,中原无主的现象彻底结束,中原的政治局面又回到德光灭后晋前的老样,贾潭、谢仲宣带回“酋豪”、“诸戎”的表态——同意或反对册立——又有什么价值呢!由德光主动传出册立李璟为中原主的信息,经南唐权道论者演绎的一场闹剧,悄悄落下帷幕。南唐权道论者的册立梦,破灭了!

接着,一件怪事出现了。贾潭“于是避宠台衡,就安关辅,除泰州刺史。”〔12〕“台衡”指贾潭出使前原任的兵部尚书 (正三品)。现在,主动不当了,“就安关辅”,调为外任官,到泰州去作刺史 (唐代上州刺史为从三品)。贾潭官品降了一级。出使契丹的贾潭“报命称旨,时论具瞻”,乃是立功的人,回来之后,应当受到升官的奖赏才是,却落得个降级使用,明明是遭受处罚。贾潭到泰州才几个月,便“遘疾还京”〔13〕,保大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死在金陵官舍。徐铉在墓志铭中写道:“今朝丧善,何日生贤?”贾潭成了耶律德光编导和以宋齐丘为首的权道论者串演的册立闹剧的牺牲品。徐铉做文章,其中必有难言之隐。

〔1〕史记:卷 1.五帝纪·论 〔M〕.

〔2〕江南野史:卷 4·宋齐丘 〔M〕.

〔3〕马令.南唐书:卷 3·嗣主书 〔M〕.

〔4〕江南野史:卷 4·宋齐丘 〔M〕.

〔5〕〔6〕新五代史:卷 72·契丹传 〔M〕.标点本,892,895.

〔7〕新五代史:卷 46·五晏球传 〔M〕.510.

〔8〕《通鉴》卷 286·“后晋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条,9338.

〔9〕〔11〕〔12〕〔13〕徐公文集:卷 15·唐故中散大夫检校司徒使持节泰州诸军事兼泰州刺史御史大夫洛阳开国子贾宣公墓志铭 〔M〕.

〔10〕参见李桂芝.契丹贵族大会钩沉 〔J〕.历史研究,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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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0633(2010)01—0136—06

2009—06—10

杨伟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四川成都 6120071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