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来人口发展与就业趋势分析

● 齐明珠

进入新世纪，我国平均每年新增人口超过800万，而同期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则每年新增超过1200万。2010年以后，我国将面临人口的加速老化，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政策是一项长效政策，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至少要到15年后才能体现出来。在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的时候，人口老化比剧增有可能对未来就业市场乃至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人口政策提前做出回应和判断。

一、研究评述和概念界定

1.以往研究的评述

当前，在人口与就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也就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现状及预测、人口红利与未来人口经济政策、短期的就业及失业等方面。有专家预测，我国已经进入为期10年的劳动力高峰期，约在2015年前后，劳动力人口将达到约9.3亿人的峰值，而后开始逐渐减少。在人口红利方面，多数研究认为我国快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并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形成有直接贡献（马瀛通，2007）。但也有观点认为，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将是经济发展拐点。目前，专门针对就业市场的人口政策研究还比较少。反对放松人口政策的观点认为，即使在目前低生育水平下，我国未来的劳动力将长期 （一般是指到2020年）处于过剩状况，提高目前生育率只会增加失业人口数量，而不会增加“养老的经济支持”（翟振武，2001）。还有研究将人口控制和解决就业问题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口增长受控，就业走出困境（李培林，2005）。在就业方面的研究多是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多，如何解决就业压力的角度，探讨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特点、原因及治理对策等 （纪韶，2000；何平，华迎放，2002；王建阳，2006）。

总体看，以往人口与就业方面研究的局限，一是人口与就业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割裂和单向的，两者并没有很好的契合，甚至口径也并不一致；二是就业问题的研究缺乏长期预警性，更多集中在现阶段及短期内缓解就业压力上，缺乏预警方面的分析。本文将试图结合人口发展与就业展开研究，并进行我国未来2010-2050年的中长期预警性研究。

2.相关概念的界定

本文将劳动年龄人口界定为15-64岁，下线设定为15岁，而不是我国劳动法中的最低年龄16岁，主要是从人口学中便于计算抚养比的角度来考虑的。劳动力的年龄并没有上线，而实际的退休年龄在我国有因性别和行职业有较大差异，由于我们更关注65岁以下人口的就业问题，所以本文中将劳动年龄人口的上线定位64岁。

二、我国未来中长期人口发展的态势

1.所用数据、方法和基本假设

本文应用的基础数据为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数据处理软件为SPSS15.0。在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与就业特点分析部分，主要是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并进行2005年数据与2000年数据结果的对比，以观察人口变动尤其是劳动力人口的现状特点及变动趋势。

在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特点部分，主要采用分要素预测方法来预测未来2010-2050年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分要素预测法的理论基础是人口平衡方程式，即P2=P1+（B-D）+(I-E)。其中P2预测期人口数，P1为基期人口数，B为出生人口数，D为死亡人口数，I迁入人口数，E为迁出人口数。因为国际迁移的数量很小，基本可以忽略，所以本研究假设全国人口为一个封闭人口。由此，预测考虑的两个最主要的要素是出生和死亡。

首先是死亡要素。对已出生人口的预测只与死亡有关，可以通过分年龄死亡率推算分年龄死亡概率，继而通过存活人年数的计算建立生命表，其意义在于对当前年龄别人口的存活概率予以估计，具体算法这里不再赘述。在预测中，假设死亡模式保持不变，预期寿命采用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esa.un.org/unpp）中对中国各时期的人口出生预期寿命变化，到2050年我国男性人口出生预测寿命将达到77.4岁，女性将达到81.3岁。

再者是出生要素。对出生的预测相对复杂一些，因为出生人口的数量不仅与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有关，也与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相关。分要素预测方法的优点就是不仅考虑到了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同时兼顾了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影响，对超过15年的预测而言，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会考虑在内。对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历来有很多争论，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结果的直接计算，得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5，不过由于严重的漏报，本文假定我国当前真实总和生育率水平为1.6并保持不变，同时假定出生性别比由当前水平120线性下降到2050年的107。

2.主要的研究结论

通过人口未来发展的趋势可以分析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状况和变动趋势，进而研究其规模、素质、结构、分布、配置和使用方式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部分从劳动年龄人口供给的角度，对2010-2050年劳动力供给进行预测，力图准确把握未来4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趋势，为其后的人口政策评估和建议提供依据。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2010-2050年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市场将有如下特点：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将出现在“十二五”期间。根据前述的方法和生育、死亡参数的设定，预测结果表明，201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9.83亿，随后开始逐步下降，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57亿。

第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快速下降。如图1所示，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看，同样在“十二五”期间达到峰值73%，2015年之后开始快速下降，至2022年下降到68.38%，2022年至2027年之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比较平稳，2027年为67.80%，但是此后1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快速下降，到2037年该比例下降到63.22%，此后下降速度趋缓，直至趋于稳定，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61.79%。

那么，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到61%-62%将意味着什么？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在有代表性的46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埃及等8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低于62.52%，而这8个国家人口特点是生育率很高，造成0-14岁少儿比例基本在30-40%之间，其中7个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均低于5%。也就是说，若按现行的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的趋势判断，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5.12%，而当今世界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也只有20.8%。同时，目前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65.6%，而到2050年我国可能面临比当今日本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势必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

第三，劳动力结构将面临严重的老化。如图2表明了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变动情况。根据本文的预测，15-24岁年轻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在经历短暂的上升后，到2011年将达峰值2.21亿，随后开始快速下降，到2023年下降到1.45亿，之后直到2037年之间处于平稳时期，期间有所上升，但到2040年该年龄段人口会再度回落到1.45亿，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下降，到2050年只有1.11亿。

对于25-44岁中青年劳动人口的变化情况，据预测，该年龄段劳动力也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下降在2006至2011年之间是非常明显的，从2006年的4.42亿人下降到2012年的3.96亿人。之后直到2031年，下降是比较缓慢的，到2031年25-44岁中青年劳动年龄人口数为3.66亿，但此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50年下降到2.94亿。

与总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及年轻、中青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相反，45-64岁中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在上升，直到2019年达到峰值4.16亿，之后在高位有小的波动，到2027年达到4.11亿，之后开始快速下降直到2031年降到3.73亿人，此后变化比较平稳，略有下降，到2050年达到3.53亿人。

第四，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年轻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比较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年轻组劳动参与率下降最为迅速。15-24岁组劳动参与率从2000年的69.72%下降到2005年的56.04%。随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15-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仍有较大下降空间，预计到2020年该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下降到45%，而2020年之后下降趋缓，最终稳定在40%的水平；25-44岁的劳动参与率在2000年为93.90%，到2005年为93.59%，稳定保持在高位，本文预测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将基本保持稳定在目前水平；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2000年-2005年间略有下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期，而且未来劳动力短缺有可能促使这部分劳动人口延缓退休，所以本文预计此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以缓慢速度下降至2020年的70%，并保持到2050年不变。

第五，年轻组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的老化。图3描述了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及结构的变动情况。劳动力供给总趋势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只是15-24岁年轻劳动年龄人口由于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比较迅速，所以导致其供给量的更快下降，这也预示着我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劳动力老化问题。

三、政策建议

我国的人口转变在有效减慢人口过度增长压力的同时，也在不断积累人口风险（如年轻人锐减、人口加速老化、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力内部老化等）。因此要积极采取应对政策，力求规避风险或将损失降到最小。

1.应对风险的政策

短期政策应以促进就业为主，同时要结合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第一，全方位实施促进就业工程。实施促进就业工程，包括实施大学生基层就业；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就业；稳步引导创业带动就业；发展西部边疆就业等。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也有助于扩大就业。

第二，推进户籍改革和城乡一体化，促进城镇化建设。实施城镇化战略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产业转移与城镇化建设相辅相成并不断深化改革户籍制度，积极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建立农村养老体系。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做好城镇化建设的规划和推动工作，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配套相应的住房、医疗机构和学校等体系和设施的建设。

第三，提升国内消费水平，持续稳定就业水平。一是要引导、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二是要建立完善和普及养老、医疗、失业等各方面的保障体系的建设；三是要通过税收政策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提高整体居民收入水平；四是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2.规避风险的政策

第一，采取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从未来劳动力供求关系看，从“十三五”开始我国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矛盾将开始初步显现，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未来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从人口政策上看，为解决未来劳动力供求矛盾，政策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需要尽快适度放宽目前的人口政策。

建议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将人口政策逐步放开，首先在低生育稳定地区实现夫妇双方只要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两孩的人口政策，之后逐步全面放开两孩人口政策，实现政策和人口发展的平稳过渡。这不仅能有效缓解未来劳动力供给的不足，解决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抚养比过重问题，还可以更好地促进更多公民生育权的实现。

第二，更多投资教育领域，提高人口素质。为弥补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不足对未来社会经济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政府需要更多地投资到教育领域，提高人力资本。同时，劳动者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提高科技水平、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水平，有利于创新型社会的建设。

事实上，如果未来劳动力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还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比如延长退休年龄，鼓励提高劳动参与率等。

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载《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2.马瀛通：《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载《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1期。

3翟振武：《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载《人口研究》，2001年第3期。

4.何平、华迎放：《中国何以应对就业危机》，载《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期。

5.纪韶：《我国现行就业政策制定的目标选择》，载《经济学家》，2000年第1期。

6.王建阳：《剩余劳动力转移与西部产业结构优化》，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