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
近日,日本和澳大利亚先后给热比娅签证,为其窜访从事反华分裂活动提供便利。尽管中国强烈抗议,但日本和澳大利亚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除了愤怒与不满,我们还能做些什么?笔者认为,中国外交既要坚持道德诉求,也需讲究策略应对,仅限占领道德制高点,未必能够“名利双收”。
在冷战时期,中国外交借助强烈的道德诉求,如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等,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患难真情,也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供了舆论支持和群众基础。可以说,高举道德大旗,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通常在外交博弈中,弱者会更多地诉求于道义力量,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但在中国实力与日俱增,本来就天经地义享有道义支持之时,如果只通过道义批判和情绪表达,很难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在意识形态对抗的高峰时代,道义谴责是一种灭敌威风,扬我英姿的良策。但在全球市场经济化时代,中国外交目标应该更加理性,承诺应更具可信,手段也要更加多元。
第一,底线公开,毫不含糊。外交博弈时对自己的底线,一定要让对方“摸清”。如底线不明,反而会“诱使”对方“犯错误”。就如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底线已让美国人“烂熟于胸”。上世纪90年代的台海危机,让美国人知道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而《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更让美国人清楚中国绝不会在事关核心利益问题上妥协。
第二,制度保障,增强可信。强烈的道义谴责和愤怒表达,可以让对手再三思量。再加上其他措施,效果会更好。如中国果断对法摊牌,经济上取消订单,政治上不赴峰会,让法国人不得不反思并致歉,中法关系反而峰回路转。可信的承诺,必须公开表达,甚至通过制度立法表达,必须具有坚定的实施和承担后果的决心。
第三,“宁为玉碎,不求瓦全。”中国作出威胁承诺,并非表明可以高枕无忧而坐收渔利,承诺必须对应着相应的代价。反过来说,只有建立在一定的代价基础上的承诺,对方才会相信,才肯相信。要有效打击境外分裂势力,必须作出牺牲部分利益也要坚决实施的决心。如果患得患失,最后结果可能会是无得有失。
第四,重点打击,各个击破。与分裂分子斗争,力求重点打击,各个击破。与其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如抓个典型,重点消灭。这样也是增加威慑效应,让境外那些分裂分子人人自危,过不好日子。
第五,多管齐下,积极应对。道义谴责和愤怒表达,只是一种消极的应对之策。必须寻找对方的弱点,制其要害而获主动。就热比娅访日而言,除道义谴责外,我们是否还可以寻求经济、政治等各种手段?多元化手段运用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争取外交的道德制高点,能够为我们获取良好的国际支持,但外交又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博弈,仅有道义支持并不能保全我们的利益。如何在对外关系中,善于“折腾”,确立可信的承诺,同时各种外交手段多管齐下,会更有益于中国对外工作的开展,也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增辉。▲(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