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音乐叙事及终结

摇滚音乐①作为一种音乐形式，诞生于欧美文化土壤之中，发展至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围广泛存在，面对这样一种文化，尤其是仍在不断生成、变化着的一种音乐形式，给予一个明确的概念是非常困难的，但毫无疑问地是它最初的含义和现今的含义已经相去甚远，特别是在全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和交融的社会，摇滚乐在不断地迁徙和裂变过程中，呈现的面貌也是今非昔比，并且丰富多样②。但无论怎样摇滚乐自身的特性还是依稀可见，那就是摇滚音乐叙事过程中蕴涵的一种精神：“反叛意识、斗争意识、批判意识”③，这是人类追求生存自由的一种精神。崔健认为这种精神就是“反抗一切让人丢失自己的东西”④。诚然，摇滚乐具有表面上的惊世骇俗，如披发、怪服、狂乱的节奏、嘈杂的音响以及一些摇滚人异常生活方式，但这些不是摇滚乐的本质，在摇滚乐躁动的音响背后，必然有一个让人们为之疯癫、为之痴狂的理由，那就是内置于摇滚乐形式之中的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这就是摇滚音乐叙事的深层内涵。

一、摇滚音乐叙事缘起——对自由的奢望

两次世界大战给受害者造成巨大的创伤，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物质资料生产让精神世界望尘莫及，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的高度异化，人越来越成为了“工具”：在这个社会人较容易失去自我，成为社会的“对象”，创造的“工具”。正如阿多诺提出的：“启蒙走向了启蒙的反面”⑤，启蒙的不断自我毁灭，迫使思想向习俗和时代精神贡献出最后一点天真。思想如果存心想摆脱其批判环节而单纯服务于现存制度，那么它就会在违背意志的情况下推动它所选择的积极因素向消极的破坏因素转化。人性的堕落和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个人往往变得一文不值，同时社会对自然的暴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幸福的因素本身变成了不幸福的源泉⑥。没有掌握国家机器的人们开始一场反传统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传统知识分子开始了一场“文化批判”运动（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另一些人却制造了“音响暴力”轰炸人沉睡的心灵，为“心”的和平和宁静抗争，这就是摇滚音乐叙事。

由于在有的人看来世界如是呈现，这一切都是前辈们给后人设定的“圈套”，于是选择非传统形式，旗帜鲜明地向一切传统宣战成了一种必然。传统文化由此而被拆解和颠覆，而文化言路的重构就成了摇滚乐的一种文化宿命，批判性就是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中国，摇滚音乐经历了“对主宰型意识形态的逆动（抗争与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融解生活的各个层面；带有朦胧象征意义的调侃与带有黑色幽默性的嘲讽（对于主宰型意识形态贬其为亚文化、反文化的抗争，与正统、正宗文化的强势对其进行加压和排斥的抗争）……”⑦。尼采认为：“一切艺术都有健身的作用，可以增添力量、燃起欲火、激起对醉的全部微妙的回忆”⑧。事实如此，摇滚乐往往能以密集的节奏、震耳欲聋的声能、极具能量的光点（舞台）、情绪高涨的宣泄、得天独厚的批判性等制造一种“音响暴力”，轰炸沉睡的内心，为“心”的和平和宁静抗争。或者干脆躲避喧嚣、远离尘世、遁入“迷幻世界”，在阴冷、晦涩、怪诞、撒旦和哥特式的叙述中寻找失落的“自己”。摇滚音乐叙事的批判性何以实现？接下来将进一步分析其构成。

二、摇滚音乐叙事的构成——“音响暴力”

摇滚音乐叙事实现依赖于“音响暴力”的构成，接下来对

其构成因素，以及与传统音乐的区别作一个简要分析。见下表：

对风格多样的摇滚乐作穷尽一切的分析是十分困难的，这有待进一步研究，上述分析只是针对一些典型的摇滚音乐形式的简要分析，并非摇滚音乐的全部。值得注意的是构成摇滚乐“音响暴力”因素还在于它在追求一种追求自由的批判

精神。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三、摇滚音乐叙事的魅力——“音响暴力”的“力量”

那么，这种“音响暴力”式的叙事到底有什么好？怎么能让听者如此狂躁进而癫狂？它何以能承载人性的追问？

毫无疑问选择这种方式并非偶然，除了历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跟这种音乐有生俱来的特性是分不开的，那就是“音响暴力”的“力量”。

１．在形式上，①摇滚音乐的边沿性特征（与传统艺术音乐相比），音乐的构成材料上具独特性，主要以噪音和噪音化的乐音为主营造另一种声音的场，这一点也符合了摇滚乐批判性，更符合人的反逆性；②拥有一个高能量的“力场”，广泛运用科技手段使声音的强度无限扩大，噪音与噪音化的乐音的运用使音乐的紧张度不断扩张，力度的强弱可以做到轻如私语、重如雷鸣，结合高密度的、动力性的节奏（如小切分、大切分等），加之舞台灯光参与音乐的叙事足以制造一种声光的震撼；③与时代合拍，强烈的节奏，使音乐充满强烈的现代生活的动感，进一步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④多重叙事，运用现代科技、数字媒体与音乐本体的结合，其中不乏神奇和奥秘，听众不仅在传统听的基础上得到满足，有时结合多媒体的三维动画和表演者忘情的表演，给了听众强有力的视觉冲击。

２．内容上，追求自由和批判性精神，无论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现代生活吻合，形式简洁有力，及时反映人的生存状态、社会变革、时代的变迁，以及对人性的追问、对桎梏的颠覆。例如魔岩唱片推出的摇滚音乐人何勇，其作品《钟鼓楼》采用百姓叙事方式，加之中国民族音乐色彩元素与摇滚音乐的完美结合，描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给青年一代带来的疑惑和追问：“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是太吵太乱，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发言，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关于摇滚音乐叙事内容上的特性将在下文详述。

四、摇滚音乐叙事——在突进中转向自身

“摇滚音乐是自由的一种形式，它从古典音乐形式规则中争取艺术的自由；它从传统伦理道德中争取人心能够的自由；它从白人那里争取黑人的自由；它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无产者的自由。”⑨由此可见，摇滚乐一诞生就具有了自身的主题和特性。“ＲＯＣＫ＆ＲＯＬＬ”源于非洲土著人“性爱”之意⑩（在黑人社区的俚语里，“ＲＯＣＫ”和“ＪＡＺＺ”都是做爱的意思{11}）。但除了性的意味，还有反抗的色彩{12}。它缘起时的因素在于“‘黑‘白文化的交融”，具体说“摇滚音乐的产生是一种社会和音乐的两种文化的交融，即（美国）南部和西部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交融”。从此以后，“‘摇滚文化撕开人文化中的帷幔，拆除人工樊篱，在粗暴中突进”。“摇滚文化明显地带有反抗与批判色彩，也就是更强调对传统的反叛，并希图通过对传统的批判来实现某种社会理想；但是他们普遍地带有某种感伤的情绪，同时又都很焦躁地贪图着顷刻之间忘记过去，甚至还难以承受生命之轻，于是他们便常常以狂放不羁为相，以忧患自虐为本。由此，再加上深层传统中的历史梦魇与文化情结总是死死地纠缠着当代人的行为，社会关系居然变成人格结构的一部分。”于是，“这种有违文化禁忌的反叛行为，理所当然地被主宰性意识形态贬为亚文化、甚至反文化，受到正统、正宗文化强势的挤压与排斥”{13}是难以避免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阿多诺带着精英文化的危机感对整个大众文化（包括大众音乐、特别是欧美的流行音乐）进行批判，在其发表的论文《论流行音乐》中提出著名的流行音乐三个特征论：“一、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特征；二、流行音乐刺激的是被动消费；三、流行音乐是社会的粘合剂”{14}。梅纽因指出“其（摇滚乐）追求无适度展开纯粹感观上的震撼，以失望和幻灭为音乐主体，是一代新人脱离过去传统摒弃上一代传给他们那个充满虚伪的世界，而要求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15}。米兰－昆德拉则认为“摇滚乐淹没了近几十年的音乐环境。在２０世纪恶心地呕吐他的历史之际，摇滚乐夺取了世界”，昆德拉把摇滚乐看做是“兴奋剂”，将摇滚乐爱好者看成是“自私的一代”、“没有犯罪感的人”{16}。对于摇滚乐而言，来自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压力是巨大的。

但，摇滚音乐叙事的艰难处境并未能阻止其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突进。它以工业化为基础不断完善自己的技术，以商业为媒介拓展自己的“领土”。摇滚音乐在欧美的产生和高速发展源于“二战”后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工业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二战的心灵内伤。摇滚在西方高速发展成为都市音乐独领风骚的主角。摇滚乐借助商业媒介和社会不断地包容，现今已经风靡全球，从“地下”逐渐转向“地上”，在这一过程中摇滚乐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当一个社会开始接纳不同异端的声音时，这种转向将是摇滚乐面临非摇滚化的一种异化的危机。为保证摇滚乐自身的传统——“自由、批判性”的初衷而不得不指向自身。这是其自身携带的矛盾，一方面摇滚乐需要社会大多数人接受而借助科技和商业手段，从“地下”逐渐转入“地上”；另一方面，一旦成为商品，模式化批量生产成为社会广泛接受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失去了批判性功能。也就是当“噪音”不再是“噪音”，被“驯化”成为“和谐组合”之后，又由于追求表现的个性化体系，必将造成个性化的独语和和谐组合的断裂（即反和谐）{17}，这就是摇滚乐始终是一种“进行时的”音乐的内在原因。

由于要避免大众化和媚俗化，拥有一种批判性力量，在音乐形式或行为上标新立异、追求独树一帜，往往成为一些摇滚乐人追求的目标之一。站在这个端口有些人往往迷失，只追求其怪诞的外表而不求音乐的实质内涵，甚至有些人只是在行为意识中的“投机”，对于音乐本身是什么了解甚少，更别说精湛的技术和完美的音乐形式。更有甚者大力宣扬色情、暴力、血腥、污秽，近来的一些碾核摇滚（Ｇｒｉｎｄ－ｃｏｒｅ）乐队{18}就是一例。如德国的ＧＵＴ乐队，就是一支色碾乐队，以性交活动中的“淫叫声”为元素，结合摇滚手段，呈现出各种状态的性爱、强奸、性虐等过程。每首作品都充满色情场面，宣传的照片及歌词都色情化、暴力化。这种粗暴、极其异端的叙事方式，纯粹“为脱俗而庸俗”的标榜同样也是违背摇滚乐初衷的（当然也未能其真正入摇滚乐的主流）。

五、摇滚乐的终结——“噪音”化为“和谐”

随着各种摇滚乐自身风格边界的模糊，新的音乐元素的不断渗透，风格层出不穷，摇滚乐由传统摇滚转向了后摇滚时代。伴随这个“时代”的是相对于摇滚乐的流行音乐界限也在变异和模糊边界。以至于在当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摇滚音乐”，及摇滚乐的身份认同也越来越成为问题。“噪音是一种武器，而音乐，在最初的时候帮助这武器生成，将之驯化、仪式化，成为仪式化杀戮的一种拟像”{19}。这句话用在此处也许最恰当不过。摇滚乐因有噪音而突起，而音乐，不断将噪音炼狱成“武器”，将之驯化，发展成一种集体宗教的行为，成为仪式化杀戮的一种拟像，同时在突进中也不得不朝向自己。“噪音”一旦化为“和谐”，“摇滚乐的终结”{20}也就成为了历史事实。

①摇滚音乐:其名称有两种形式,“ROCK”和“ROCK&ROLL;”｡“ROCK&ROLL;”一般指传统摇滚乐,即早期的摇滚乐｡ROCK泛指众多摇滚乐的种类,并与“POP”流行音乐相对｡但就其概念而言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结果｡

②摇滚音乐发展至今已经是跨出传统风格之外,各种风格在并存同时也逐渐模糊边界产生新的风格｡根据音乐网站www.vvpo.com摇滚音乐分为:歌特[Gothica]､英伦[Britpop]､朋克[Punk]､后朋克[Post-Punk]､垃圾[Grunge]､车库[Garage]､中世纪[Middle Ages]､试验[Experimental]､迷幻[Psychedelic]､工业摇滚[Industrial]､专辑摇滚[Album Rock]､学院摇滚[College Rock]､硬摇滚[Hard Rock]､后摇滚[Post Rock]､慢摇滚[Soft Rock]､前卫摇滚[Prog-Rock]､艺术摇滚[Art Rock]､氛围[Ambient]､暗潮[Dark Wave] ､新民谣[Neo-Folk]､新古典[Neo-Class]､重金属[Heavy Metal]､黑金属[Black Metal]､死亡金属[Death Metal]､厄运金属[Doom Metal]､电子金属[Electronic Metal]､民谣金属[Folk Metal]､维京金属[Viking Metal]､歌特金属[Gothic Metal]､传统金属[Traditional Metal]､歌剧金属[Orchestral Metal]､交响金属[Symphonic Metal]､能量金属[Power Metal]､前卫金属[Progressive Metal]､速度金属[Speed Metal]､鞭挞金属[Thrash Metal]､黑暗金属[Dark Metal]､新金属[Nu-Metal ]､硬核[Hardcore]､旋律金属[Melodic Metal]､微金属[Hair Metal]｡除此之外,各个国家､各个地域还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趣味｡虽然这种风格界定有一些争议,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摇滚乐真是今非昔比了｡

③本文作者认为：对这种“批判精神、斗争意识、反叛精神”，反抗一切让人丢失自己的东西，追问和思索人生的意义是人性的体现。但有些摇滚乐队没有站在人性的终极关怀立场上，用极端暴力、血腥、色情手段纯粹为了标新立异，以粗暴的、危险的方式远离人性，这是摇滚乐自身就要批判的东西。

④崔健被认为是中国摇滚音乐的传教士，但其本人对此称谓是较反感的。在他看来摇滚音乐具有社会的责任感，它是用音乐的形式表现人们心中对一些社会问题的不满；强调个性而不是让人们丢掉自己，它带有个性解放的含义；自由是人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艺术家承担着表现思想的责任，他有权批判社会存在的问题，崔健只是通过摇滚乐来完成这种责任。（根据《摇滚寻梦——中国摇滚乐实录》崔健采访录整理）

⑤孙利军《作为真理性内容的艺术作品——阿多诺审美及文化理论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第１版。

⑥阿多诺、霍克海姆《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６年４月第１版。

⑦韩锺恩《文化宿命？——拆解与重建中的当下中国音乐话语》。

⑧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５７页。

⑨{10}刘鑫《摇滚乐：禁忌与时尚》，选自《青年文化时尚》（作者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讲师）。

{11}{12}[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贵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第１版。

{13}韩锺恩《现代家族的荣誉何以恪守远古家园的诺言——“摇滚文化”撕开人文化中的帷幔，拆除人工樊篱，在粗暴中突进》（原载《今日先锋》第３辑，总第３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７月北京第１版，ｐｐ．５３－６１）。

{14}阿多诺著，李强译《论流行音乐》，《视听界》２００５年。本文作者认为，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和流行音乐的批判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但其深刻的哲学思想处处闪着理论的光点。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是有启示作用的。

{15}耶胡迪•梅纽因《人类的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

{16}参阅洛秦《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原载《音乐研究》２００３年９月第３期）。

{17}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和谐的组合以及再现的个人化体系，一定会造成个人主义浪漫型的恶化以及在现过程中的断裂，迫使音乐家日渐清楚地觉察到他们和世界关系以及创作和现实间的分歧……，他们将意识到不可能绝对地将一个人在和谐之中、在组合之中建立起来。音乐家再也不可能在这个彻底开拓的符码之中创作了．．．．．．

{18}Ｇｒｉｎｄ－ｃｏｒｅ可译为“碾核”，因为极为粗糙、扭曲恶劣的音乐派系而成为地下音乐中的地下。早期主题大多是强烈批判社会，近期则已转为单纯不平衡的泄愤，以变态、血腥、情色封面及短促激烈的曲风为特点。

{19}[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贵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第１版。

{20}笔者按：终结不等于不存在，而是指原有的“文化力量”的终结。

周华生 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