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罗琳

我的父母都是伦敦人，他们是在一列火车上认识的，当时都只有18岁。父亲想去参加英国皇家海军，母亲则想加入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母亲回忆说，那时候天很冷，父亲将一半的外套盖在了她身上。一年后，他们结婚了。

他们一起离开海军，搬到了英国西部布里斯托尔的郊外。在母亲20岁那年，我出生了。我生得胖乎乎的，我在《魔法石》中对哈利波特表哥达德里的描写——“看上去像带着五颜六色婴儿帽的一只沙滩球”——也是我自己婴儿时的真实写照。

在我快两岁时，妹妹迪出生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正在厨房里玩塑料积木，父亲不断地进出房间，忙着为正在卧室里生宝宝的母亲准备东西。我知道我的这段记忆并非虚构，因为我曾向母亲核实过具体的细节。我的脑海里至今还保留着无比清晰的画面：我走进卧室，拉着父亲的手，看母亲穿着睡裙躺在床上，在她旁边躺着我那刚刚出生的小妹妹。她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看上去简直就像5岁大。

现在，迪仍有一头近乎于纯黑的长发以及和母亲一样的深褐色的眼睛。从小，她就比我漂亮得多，现在也是如此。而作为补偿，我的父母则将我视为“更聪明”的那个孩子。我和迪都痛恨被打上这样的标签。我—直想改变自己胖乎乎的沙滩球外表，迪(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律师)则希望大人们能注意到，她并非只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事实上，在我们2/3的童年时光里，我和迪就像一对在纸盒里打架的野猫。直到今天，迪的前额还有一道小伤疤，那是我向她扔电池所造成的——我并不是存心要伤害她，我原以为她能躲开。但母亲并不接受我的解释，我从没见她发过那么大的火。

我4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温特伯纳，从平房搬进了一栋半独立式楼房。楼梯成为我和迪表演话剧的舞台：我们中的一个会翻过扶手将整个身体吊挂在楼梯外面，并且紧紧握住另一个的手，然后声泪俱下、苦苦哀求上面那人不要松手。但不管如何哀求，其结果只有一个——掉下去，宣告死亡。这个“悬崖求生”的游戏令我和迪百玩不厌。

在我们不打架的时候，我和迪是最好的朋友。我喜欢给她讲故事，尽管有时我不得不坐在她身上以确保她不乱动，专心听讲。我们还经常进行角色扮演。虽然我对故事情节的设计极为专横，但迪仍乐在其中，因为我会把主角让给她。

在我们新搬来的那条街上有许多与我们同龄的孩子，其中有一对兄妹姓波特。我一直很喜欢他们的姓氏。我不太喜欢自己的姓“罗琳”，因为它总被人拿来取笑，例如“滚动的石头”或者“滚动的大头针”(因为“罗琳”与“滚动”一词同音)。不过，后来这个哥哥居然公开宣称他就是哈利波特的原型，而他母亲也告诉记者，我跟她儿子那时候经常装扮成巫师。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事实上，我只记得这个男孩曾经骑过一辆让人羡慕的自行车，并且有一次，他向迪扔石头。因为这事，我用一把塑料剑狠狠地敲了他的头(我是惟一可以向迪扔东西的人)。

我很怀念温特伯纳小学。那里的环境很宽松，我们可以写诗、画画、写小说，这些对我来说都再合适不过了。然而，我的父母总是梦想着搬到乡下去居住。在我快9岁时，我们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突兹赫尔，威尔士切普斯托旁边的一个小乡村。

几乎在我们搬家的同一时刻，我最爱的祖母凯瑟琳去世了。毫无疑问，这次丧亲之痛影响了我对新学校的感觉。我很不喜欢，因为我们必须整天坐在课桌前，面对黑板。在我的课桌上有一个洞，那是在我之前使用这张课桌的那个男孩用圆规偷偷掏的。我决定用我的圆规继续这项伟大的工程，当我离开学校时，课桌上的洞已经有拇指般大小了。

11岁时我进入另一所学校，在那里我遇到了席恩·哈里斯，《哈利波特与密室》就是为他而写，他也是书中那辆会飞的福特安格利亚车的原型的所有者。他是我所有朋友中最先学会开车的人。那个时候，他那辆蓝白相间的汽车就意味着自由，意味着我不用去求父亲开车带我出去。在我那段年少的岁月里，我的许多快乐记忆都与席恩的那辆正在飞驰的汽车有关。不仅如此，他还是第一个我能够与之谈论我的作家梦想的人，也是第一个坚信我一定能够成功的人。他的鼓励对我人生所产生的意义要远比我告诉他的重要得多。

而这期间发生的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我母亲病了。在我15岁那年，她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一种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很多得这种病的人都有病情稳定甚至好转的情况。但我的母亲却是最不幸的，她的病情一直在慢慢恶化。

1983年我考入艾克塞特大学，主修法语。这是一个错误，我本应该坚持到底，却最终屈从于父母的意志选择了这门“有用的”时髦的语言而不是“毫无用武之地”的英语。不过，事情也有好的一面，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我有机会在巴黎生活了一年。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伦敦工作。我最久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反对侵犯人权的国际机构里任秘书一职。1990年，我和当时的男友一起搬到了曼彻斯特。在一次回伦敦的途中，在一辆拥挤的火车上，哈利波特的点子突然跳进了我的脑子里。

虽然我从6岁开始坚持写作，但在这之前我从没能有过这么棒的创意。真可惜，当时我居然不好意思向人借支笔记下我的构思。但现在想来，这或许是一件好事。整整四个小时，我就坐在那里，构思我的故事，所有的细节都在我脑子里打转，一个瘦弱、黑发、戴圆形眼镜的小男孩形象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如果当时我光顾着用笔记下我的想法，也许我的思路就会变慢甚至被打断。尽管有时候我仍会怀疑，当我真正拿起笔开始创作哈利波特系列时，有多少我在那次旅途中构思的绝妙想法已经被我遗忘。

当天晚上，我便开始写《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虽然最初写的那几页与最后出版时的定稿内容已经毫无相似之处。当我返回曼彻斯特时，我随身带着一叠厚厚的手稿，那里面是各种各样的故事情节走向，甚至还包括哈利波特后来在霍格沃兹的发展。但是。1990年12月30日发生的事永远地改变了我和哈利的世界我母亲去世了。

她是那么年轻，还只有45岁。父亲、迪和我根本就没想到她会这么早离开我们。我至今仍记得悲痛就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胸口，我的心隐隐感觉刺痛。

9个月后，我逃离伤心之地英国，在葡萄牙一家语言机构找到一份讲授英文的工作。工作之余我继续创作哈利波特小说，其中很多我原先已经设计好的故事情节因我母亲的死而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哈利对他去世的双亲的情感要更加深厚、更加真实。在刚去葡萄牙的几周时间里，我写下了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我最爱的一个章节：厄里斯魔镜。

我希望，当我从葡萄牙返回时，能带回一本已经完成的书，但实际上，我带回了更棒的：我的女儿。虽然我在葡萄牙的这段婚姻太过短暂，但它却给了我生命中最棒的一件礼物。1994年圣诞节前夕，我和女儿杰西卡来到迪居住的城市一爱丁堡。

我本想继续找一份讲授语言的工作。但是，对一个独立抚养女儿的单身母亲而言，一份全职教学工作就意味着对写作时间的完全剥夺。所以，我放弃了工作。每当杰西卡在她的摇篮里睡着了，我就立刻冲进附近的咖啡馆，疯狂写作。我几乎每天都要熬到很晚，我还必须独自将书稿打印出来。有时候我对《哈利波特》真的是爱恨交加。

终于完成了。我将前三章放进一个漂亮的塑料文件夹并寄给一位代理人，但当天就被打了回来。幸运的是，第二位代理人很快就给我回信，要求阅读剩余章节。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棒的一封信，虽然只有短短两句话。

克里斯托弗，我的代理人，在接下来的一年为我苦苦寻找出版商。终于，1996年8月，克里斯托弗打电话通知我，布卢姆茨伯里出版社同意出版《哈利波特》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挂上电话后，我大声尖叫着、跳着，把在一旁喝茶的杰西卡都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