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树下

彭珊玲

乌黑的分头，金丝眼镜，中山装，胸前口袋插着钢笔，手上卷着一本书，侧身坐在花坛边，身后是一株高大的玉兰树。

这个满眼笑意望着我的男人，是我的父亲。

我伸出手，轻轻抚摩着父亲的脸，似乎触到他的体温，触到他的气息。我赶紧把手移开，怕惊碎从树叶间流泻在他脸上的阳光。

这张黑白照片，见证了我出生以前的时光。

32岁？还是35岁？父亲意气风发，俊逸潇洒，那时他应该是某所中学的校长。或许是学生们照完了毕业照，父亲正好走出了教室，摄影师顺手抓住了那几缕温润的阳光。我看不清父亲的手指头上是否还残留着粉笔灰，耳边却仿佛听到了玉兰树上鸟雀的叽叽喳喳，和学生们疯玩的嬉笑。我相信那是一个春天。

感谢摄影师。时光都回来了，一点点展开，在我左右摇晃。

战火纷飞的四十年代末期，内陆中学的一名高材生，在某天的晚自习后，将一纸致家长和学校的信压在课桌上，领着几名同窗潜出校园，一路风雨数千里奔赴福建，投身战场。这名浑身懵懂的热血少年就是我的父亲。

五、六十年代，父亲青春飞扬。篮球场上，他个头不高，身手格外灵巧，明明还在猫腰运球，忽地托球起跳，对手还来不及防备，球就进了。舞台上，身为文工团长的父亲吹拉弹唱样样拿手，吸引了众多女生的眼球。更有甚者，父亲经常邀来一帮文朋艺友相聚在花前月下，和诗赋词，对酒当歌，好不得意。

38岁那年，父亲一身运动装，在长沙、株州、湘潭三市联合进行的马拉松环城赛跑中光荣夺冠。他胸前挂着奖牌，呼朋引伴走进饭店，一个月工资喝得精光。

下放农村的那些年，父亲携妻挈子，辗转于各个乡村学校，一担箩筐挑着几件旧衣服，那是全部的家当。每个新学期开学，总有些农家子弟拿不出那几元钱学费，躲躲闪闪地徘徊在校门口。这种时候父亲总是干脆利落一句话：“没有学费的到我这报名，我管了。”然后去财务室预支了自己的数月工资，把那些孩子们领进了课堂。回到家，母亲拿出四个哥哥姐姐的学费单，父亲洒脱一笑，龙飞凤舞地写下一个“欠”字。校长的孩子可以欠学费，但那钱迟早总得还，母亲忧心忡忡。父亲却豪气满怀地吟诵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面对这样颠狂的父亲，母亲经常啼笑不得。

父亲的年轻时代，像一帧帧陈旧的黑白照片，常常再现在我的眼前。也许是儿时见过些照片，也许是长辈们叙旧时经常提起，在我童年的回忆里凝集成了一幅幅影像。

47岁以后，父亲脑血栓偏瘫了，此后27年没有离开病榻。

父亲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医院CT室拍的。灯光下，那张特殊的照片显示，父亲的右脑全是黑的，左脑也有一半是黑的。医生告诉我们四兄妹，父亲只有四分之一的脑血管还在坚持工作，用不了多久，那尚且活着的部分大脑也将被一扇漆黑的大门封锁。

我们推着父亲走出CT室，久久地沉默着，谁也没有流泪。

我执意将轮椅推到了医院的小花园，那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阳光。父亲胸前缠着一根粗粗的绑带将他固定在轮椅上，他的头几乎低到了膝盖上，这辆坐了27年的轮椅他再也坐不稳了，父亲连坐的能力都没有了。我们围在他的身边，只看得到他光光的秃顶上稀疏几根白发，还有腿上一大块濡湿的口水。哥哥费力地把父亲扶正，阳光照着他浮肿的脸，灰色的眼珠，歪斜的嘴唇。我不禁怀疑，眼前这个生命垂危的老头，和照片中玉兰树下的那个男子是同一个人吗？还有谁能证明这两个男人的联系呢？

我在父亲的诗句里读过不同时期的母亲：留着短发美目盼兮的女校学生、身着旗袍巧笑倩兮的富家小姐、盘起发髻初为人妇的新嫁娘、埋头苦干的服装厂女工、天未亮就挑着缝纫机做上门工夫的乡下裁缝、5个儿女却痛失长子的母亲、二十余年细心伺候瘫痪丈夫的妻子、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奶奶等等。父亲的晚年，在病榻上写下了许多诗句，很认真地去怀想那个与他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身影。关于尘世的沧桑，历久弥新的记忆都在诗行里浮现出来。

父亲的诗集一直枕在床头，陪伴着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两本诗集却丢失了，被保姆晒被子时无意间弄丢了，从此所有的人都走出了父亲的记忆，脑子里只留下了“秀兰”这个女子的名字。

我一边给他擦洗身体一边问他：“爹，我是哪个啦？”他说：“秀兰”。哥哥从广东赶回来看他，进门就喊：“爹，我回来了，你还认得我吗？”他微微一笑回答：“秀兰”。晚上他招手叫孙子：“秀兰，帮我盖好被子”，早上他对着保姆喊：“秀兰，帮我捶捶脚”。这个不分白天黑夜都挂在他嘴边的“秀兰”就是他的老伴、我们的妈妈。母亲比他先走几年，却还活在他的眼里，定格在他关于青春的记忆中。

后来父亲也走了，和他的秀兰并排长眠在家乡高高的山头上。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几个做儿女的在他们的坟头种下了一棵玉兰树。

最近一次去扫墓，我看见那玉兰树已经枝繁叶茂了。阳光穿透树叶，灿烂地铺洒在坟头上，暖融融的。